犀牛智造背后：中国制造的困局与突围

原标题：犀牛智造背后：中国制造的困局与突围

来源：南风窗

作者|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子维

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世界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的崛起，甚至改变了世界对“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价值的认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没有必要的制造基础，创新性企业可能也无法生存，即使他们最擅长创新。

如果置身于这个坐标系中，我们将重新理解今天阿里新制造探索的价值。

“转型是死，不转型是等死”

2012年，对于中国制造而言，是悲情的一年。

服装制造企业向东南亚转移提速。7月17日，阿迪达斯的中国公司发布了一条信息，将关闭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把生产线迁移到缅甸。

阿迪达斯撤厂，被认为是一个“迟早要做的决定”。纺织服装制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吸引过来的第一批企业，它们在东南沿海遍地开花，随后向中国腹地蔓延。但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就像水一样，天然会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

一位台商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算了一笔账：“我们1990年，从台湾将工厂全部迁移到广东，当时珠三角的工人月薪只需200元左右，而如今涨了10多倍，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用工成本上升更加迅猛。目前的工厂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而印尼是300美元，越南是250美元，差距由50美元扩大到200美元以上。”他的话不言自明，我们曾经的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制度优势逐渐弱化，当年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将会复刻到东南亚或者更不发达的地区。

除了代工厂的外迁之外，中国纺织服装制造还面临另一层困境。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全国42家服装上市企业存货总量高达483亿元。服装行业卖的是“期货”，春夏生产秋冬装，上市时间要到半年之后。一旦遇到不确定因素，高企的库存将可能压垮一家公司。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书中，描绘过这样一幅景象：“如果在2012年，你沿着海岸线驾车，从南往北，一行数千里，经过的每一个产业园、开发区、码头或者工地，都可以看到冷清不振的场景和忐忑不安的人们。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转型升级，可如何转，怎么升，却是让人莫衷一是，有些制造业的企业主更是叹息‘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

但是，中国制造真的“产能过剩”吗？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步伐轻快的互联网世界，则会产生另一种认知。

那一年，BAT的名字刚刚交响不久，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新的公司层出不穷。除了制造业之外，今天中国经济另一座高峰——消费互联网，已经拉开时代序幕。

2012年11月11日，更名之后的天猫，迎来了第三个双十一。12日零时，蓝色荧光屏幕上的数字锁定在191亿。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位参与其中的阿里人对此记忆犹新，“第一次双十一，GMV5000万，不过是线下百货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品牌无感。但是，当数据攀升到191亿时，对所有的零售品牌而言，都是巨大的刺激。他们无法忽视天猫。”

天猫平台上，服饰是销售额最多的类目，一些淘品牌脱颖而出。他们和传统的零售品牌有着截然不同的打法。7天上新，款式众多，但每款销量都不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卖的已经不是“期货”，而是工厂新鲜出炉的当季新品。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些品牌蓬勃发展，势如破竹，他们甚至重新定义了服装销售的游戏规则——小单快返。

但是，光鲜的数据背后，却是捉襟见肘的供应链。没有正规的服装厂愿意接几百件的订单，因为算上制版、开动机器的成本和人工费用，最后的利润可能是负数。不得已之下，淘宝天猫的服装品牌，只好求诸位于城乡结合部等地的作坊式代工厂。为了生存，他们愿意承接碎片化订单，通过种种灰色的方式，挤出微薄的利润。当然，问题显而易见，品质没法保证、交期也不稳定。

这些品牌对能满足需求的工厂近乎饥渴。“需求就摆在那里，市场空间谁都看得见，但小单快返说了10年，可以说几乎没有丝毫进展。”曾供职于某品牌的王宇如是说。

这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中国服装制造现状：一面是日趋失去竞争力的工厂，一面是蓬勃发展，却无法被满足的新需求。3万亿市场规模的服装行业困境，就像房间里的大象。

王宇向《南风窗》讲了一个苦涩的故事，一家2007年为他们提供代工服务的企业，在当时有2800人，是安徽省的优质企业，但到2016年，因为无法适应小单快返，这家企业只剩下70人。

——这几乎是众多中国纺织服装工厂命运的缩影。

新零售倒逼“新制造”

为什么小单快返会如此难做？因为它不只是个技术问题，或者单纯经济问题，它是工业发展百年的系统问题。

“福特汽车的流水线工厂，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此后的100多年里，所有的工业人，科学家、高等院校、工人等等，实际上都在沿着福特的道路，做一件事情——如何把规模经济做到极致。因为只有规模化，才可以解决制造业的四个基本问题，成本、质量、效率和交期。

当时福特工厂的规模化生产可以达到30秒组装完一辆汽车的效率

无论是高校里开的课程，讲的内容，还是那些设备研发的机构，包括30年前、40年前的那些软件公司，ERP、ASP等等，这些公司都是在解决同样一个问题。这是所有人的使命，也是宿命。”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如是说。

制造业是的链条非常长。当每一个环节，从设备厂商、ERP系统、原材料供应链乃至现场管理、调度的模式和方法，全部为“规模化”而设计时，想要实现小单快返，就会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重构，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这样的境况里，具备话语权的，国际巨头或许能够蹚出一条路来，然而他们没有动力。不只是因为风险巨大，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品牌拥有全球市场，依然能够享受规模化的红利。而数量庞大的，挣扎在危急存亡边缘的中小工厂，没有任何能力突围。

中国制造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方式。

2016年云栖大会，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提出“五新”，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能源。这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首次旗帜鲜明地声称要改变制造业。

马云曾解释什么叫“新制造”：不是结合了互联网就是新制造，也不是一个产品加上芯片就是新制造。判断是不是新制造的标准——是不是按需定制、是不是个性化、是不是智能化、是不是清楚自己的用户是谁，以及消耗的生产资料里有没有数据。他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何为新制造，他只是描绘它可能的面目。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间，新制造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浪花。站在聚光灯下的是新零售。从线上到线下，新零售的旋风席卷互联网和实体零售，无数企业从中获得了发展加速度，成为中国商业世界最重要的创新风口。

新零售对内需消费的激活，显而易见。中商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到2022年，中国新零售市场规模将超过1.8万亿。零售端的增长，进一步倒逼制造端的升级。一位淘宝头部主播告诉《南风窗》，供应链的痛点，已经成为淘宝、天猫上的服饰品牌发展最大的掣肘。

2017年初，张勇已经开始寻觅操盘新制造的合适人选。当年年初，他在上海一家酒店大堂见到了伍学刚，单刀直入，说想要尽快破局“新制造”。当时伍学刚是优衣库的高管，执掌全球供应链。

他们聊了很久，谈了很多，双方都眼睛放光。张勇和武学刚达成共识，新制造要深入“无人区”——把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基于大规模量产“以产定销”的百年模式反过来，实现“以销定产”。

他们清晰的知道，模式创新本身护城河并不很深，关键是要形成核心的技术上的差异。在别人做的事情上画一条延长线没意义。新制造应该是“跨代”的。

2018年3月，在杭州城郊的临平租赁下一爿厂房，除了墙什么都没有，连男女厕所都不分。但是，仅半年之后，一个能够投产的现代化工厂成型了。时至今日，一位全程参与其中的员工仍然感慨“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这家工厂成为新制造的试验场。工厂奠基的时候，伍学刚和10位同事站在一座毛胚厂房前合影，拉了横幅，竖着拇指。后来，张勇在照片上写下了“新制造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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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间工厂的车间里，阿里新制造开始“秘密”探索。为了严格保密，2019年春节前夕，张勇在参观完犀牛工厂之后，撂下一句话：“先把内功练好，现阶段保密，没有我批准谁都不能进去。”

制造业的新价值时代来了

9月16日，史无前例地，阿里将新业务的发布会放在杭州郊区的一家服装厂里——犀牛工厂揭开神秘的面纱。这是阿里新制造的试验场。

三年时间，须臾而过，互联网世界几经沉浮。新制造走的一路，难以被定义，但似乎切切实实的创造的一个新物种。

首先，在工厂自身的硬件层面，新制造改造了产线，利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柔性化生产。通俗来说，建立一个运算能力极强的“中央厨房”，小则能匹配面料和工人，大则调度一个工厂群，形成协同化大生产，100件衣服就能订货，一条生产线能同时处理几种不同的订单，从过去5分钟生产2000件衣服，到5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衣服。

其次，当然更重要的，犀牛工厂90%或者更高比重的业务系统、设备、管理、运营已经完全上云，于是真正打通了淘宝天猫的零售数据，可以实现以销定产、预测流行趋势，迅速研发爆款并且将库存降到最低，甚至是0。

截至目前，已经有200位淘宝天猫的商家、主播成为新制造的客户。以FANO为例，和犀牛智造合作之后，解决了周上新的成本、交货周期和品质的问题。数据显示，牛仔品类成交额整体提升了5倍，消费者退货退款率显著下降。

“这个工厂和其他工厂的本质区别是，它不是为了解决100年前福特所探索的规模化生产，而是探索一个在需求高度碎片化的场景里，工厂应该长什么样子。”安筱鹏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造的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单点技术突破，而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为了解决行业积累已久的沉疴，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系统地升级。

这种升级催生出一种全新的产业业态——小单快返的生产制造能力与淘宝天猫这样的超级数字零售平台的协同。某种意义上，是把中国两大优势产业——消费互联网和制造业连通起来。

“这种产业生态一旦形成，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使得供给跟需求之间更加高效的协同。而协同带来的结果是一种倍增效应、叠加效应。”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任何微小的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低门槛地拥有比肩国际大牌的供应链能力，进而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我们不要低估了其中的想象空间。

当然，尽管亲自做了一家工厂，但是阿里新制造的未来，一定不会是开连锁工厂。新制造的关键在“新”不在制造。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新制造永远会以平台的方式切入，而不是真正将手伸入制造业。

伍学刚一再强调开放，普惠，输出技术和解决方案，帮助中小工厂进行数字化升级，提升竞争力，才是新制造未来的方向。

《南风窗》查阅天眼查，截至2020年8月3日，中国目前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服装相关企业超过1，500万家，其中近六成企业为个体工商户，约6.54%的相关企业是制造业。它们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小、分散、信息化程度低。理想的情况下，它们将有望从新制造中获得加速度。

安筱鹏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新制造进一步提升中国的产业园区的产能水平、服务水平，进而为更多的人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就业机会。

这将意味着，作为国之根本的中国制造业，将有可能在廉价劳动力、牺牲环境以及优惠政策等传统竞争优势丧失殆尽之后，仍然能找到新的优势，参与全球的产业竞争。

改革开放四十年，从纺织服装制造开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中国的成功，甚至改变了世界对“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价值的认知。

一些极富远见的西方研究学者，在很多年前，就开始提及制造业对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制造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支撑着中国在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时，依然能够找到势均力敌的机会。

创新领域颇有声望的学者大卫．J．帝斯在一篇论文里提及，对于一个创新性国家而言，没有必要的制造基础，创新性企业可能也无法生存，即使他们最擅长创新。

现在，这些论调正在得到应证，特朗普一再叫嚣，让制造业回到美国。这不仅关乎就业，同时也关乎未来美国的国运。

“你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如是说。想要把新制造看清楚，我们同样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与更广阔的空间维度里审视，才能看清它的命运。

我们等待时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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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