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四大病区

原标题：中国制造的四大病区

来源：财经十一人

文| 林雪萍

国运时刻：国际化洪流与全球化逆流的汇聚点

国运时刻，就是国际化洪流与全球化逆流的一个剧烈碰撞的时刻。它会深刻影响中国和全球的发展格局。

2001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GDP只占美国的20%，这是中国加入WTO的一年；而到了2010年，中国制造业GDP追上美国；而在2018年，中国制造业GDP基本上已经是第二名美国、第三名以及第四名的总和。中国制造是融入国际化洪流中，受益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种交互受益，成为一种广泛推动全球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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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能够明显全球化逆变因素的存在，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带来的巨大震动，欧洲国家、日本等也都有强烈的回岸制造的诉求。换言之，从全球化制造走向洲际制造、以及局部制造，成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新景象。

退回10年，全球都高度认同国际化的这种趋势，那么中国制造企业，就如同搭着高速列车，跟着走就行了。但现在不同了，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条件，会发生变化。高速列车，现在要开始爬坡过山道了，剧烈的颠簸开始出现了。

为什么会有“百年大变局”的说法，就是因为现在局部点正在进行演化，各种冲撞的要素还没有完成妥协和平衡，决定性的力量还没有出现。国际化的洪流和全球化逆变，正处在一个激烈的交汇时刻。

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博弈时刻，中国制造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全球供应链有三大板块，北美一大块，欧洲是一大块，东南亚加上中日韩是一大块，三者构成了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的支撑。这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制造已经超越了世界工厂。如果说中国制造仅仅只是组装、装配的话，会有很多解决不了的现象。中国制造的部分供应链，当受到外部压力要外迁的时候，会发现这种转移还是有些困难。日本新首相菅义伟在上任前几天的一个采访中，他提到一件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日本制造如此依赖中国。首相会对此震惊，让我们也会觉得很“震惊”，因为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实际上日本产业界大概在2012年前后，就提出来“中国+1”，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中国之外复制一套供应链。但现在看起来，日本其实是没能做到的。这次疫情日本十分依靠中国的口罩和医疗设备的援助，在情势危急之下，让“过度依赖中国”现象，显得过度显眼。因此日本首相的震惊，可以看成是一个对舆情呼应的姿态。

这是因为，中国制造早已经从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供应链的超级节点。大量的进口、出口的产品呈现一种粘性的混合。在这个超级节点保护下，使得大家去看这个就是中国的供应链它表现得非常强的一种韧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护城河。当然，这个护城河到底可以提供多长的保障，也无法回答，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的潜在力量同样会发生作用。这两年，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国家都是大幅度增加对印度、越南的投入，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在制造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360亿美元，这其中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由越南承接了。尽管越南制造仍然是非常依赖于中国的半成品和原材料，然而这些供应链的消长，不能让它自由发展。中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供应链的系统布局，我称之为“中国供应链攻防战”，这是需要进行从产业体系进行深度推演。

可以说，国运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外围，有一座清晰的护城河。

再简单地说说内部。中国有4亿人的中产阶级，接近于欧盟5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优质消费市场。这其中，既有看得到的愿望，如好马桶或者电饭锅、奶粉；还有一类就是猜不透的心思。很多产品横空出世之后，就得到了意外的追捧。例如特斯拉电动车。这也说明我们对这4亿人中产阶级的消费心理，其实也有看不透的地方，大有潜力可挖。这些，都需要中国的优质制造，尽快跟得上来。这也是国运时刻，一个重要的压舱石。

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中国仍然非常稳定，因为当前各个国家的产业还没有恢复。但之后供应链重塑的速度，还是会加快，因为各国会发现供应链不能全部的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而中国现在有一定的优势，先行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国运时刻，从供应链攻防战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符合当前局势。

中国制造的四大病区

如何应对国运时刻的挑战？中国制造有几处硬仗是非打不可。这里重点讲的是“新质量思维”。

中国制造碰到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四大类。

第一个是“造得不够好”。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对于质量的抱怨。产品容易坏，性能不达标等。很多人对于低端制造的认识，往往都集中在这里。这种认识，也容易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优质品牌，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

第二个是“造得不够准”。产品质量很好，但为什么大家不会去买？这就是说对产品的定位缺乏认知，用户体验做得不够。如果从质量规格去看，基本都达标了，但是客户就是不去买。最近购买了一瓶西北某省出产的橄榄油，口味还是很醇香的，但体验很不好。它采用方形铁皮罐包装。但这个瓶装盖儿比较矮，用手拧开之后，就会弄一手油。而每次往外倒，多余的油会绕着包装瓶上方的方形区域，留有存油，感觉很不卫生。这个品牌本来是记不住的，但这一手油下来之后，就特意记住这个品牌，就是下次坚决不能购买。应该说，制造商对于用户的心思，基本没有判断，而只专注于产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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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造得不够快”。能造出一些高端的产品，但速度特别地慢。例如中国支线飞机ARJ，一年产量大概是10多架。而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是什么？2018年，波音和空客的主力机型，每个月生产都在55架。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差距。

第四类是“造得不够格”，其实就是造不出来。很多卡脖子，或者短板，都是出现在这里。

如果仔细去追究中国制造的这四类扇区，会发现它们有共性的地方，那就是“质量内核”。如果将质量作为牛鼻子牵引的话，中国制造70%的问题都可以去解决。

在当前内外承压的国运时刻，需要推进中国的优质制造，而核心一点就是企业家需要把“质量思维”作为一种底线思维，而不是可学可不学、可管可不管。可以说，这种底线思维是“任何时候都适合，任何企业都适合，任何管理者都适合”。

十字型质量扭矩

质量跟工业化，就像DNA一样的双螺旋交织在一起。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质量的理论和工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企业家的质量思维也需要发生变化。

现代质量最早的萌芽，靠的是测量。在手工业时代，不用测量。好用、够用，就可以，青铜鼎或者铸剑的质量，是靠指头弹来听声音，如果清脆悦耳，那能说明质量够好。

而现代质量的工业化，是从检测开始。最早在美国内战前后，枪支机械的零部件互换性，让“可检测”的质量，变得更加迫切。当时的枪支是一人一造，各自的枪支完全不同。零件坏了，就只好将整条枪给扔掉。而惠特尼发明的可互换部件的枪械，对后来的质量发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做法。而质量的重要性，开始以“互换性”的形态浮现出来。而可互换性，就涉及到规格的一致性，从而对测量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再往后，福特流水线做到了集大成者，把质量问题送到了高速的传送带上去接受检验，而零部件必须通用化，拿起来就能够用。

随后，数学开始发挥作用，基于统计学的一些数据工具，使得通过测量有限零部件，就能进行质量预防。发明统计工具SPC的休哈特，被称为“统计质量控制之父”。在这个时候，“一致性”成为质量的代名词，甚至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的工厂，统计仍然被看成是质量的主要控制工具。可以说，这是上百年前工业化所伴生的产物。这也造成了质量庸俗化的阴影。

再往后走，就出现了试验设计，通过对影响质量的关键因子，进行组合测试，从而找到控制质量的最佳参数。这种方法最早在农业领域出现，后来是日本的田口博士，将其大规模引用到制造业，对于日本制造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种被称为“田口设计”，后来被美国人加以系统化改造，成为“健壮设计”一派，深深地影响力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

以上都是质量工程的发展，而质量管理也在同步推进。从泰勒的时间管理，到跟福特竞争的通用汽车总裁斯隆——他发明的事业部、独立的质量部，都深刻影响了大型企业的组织机构。而来自统计学界的美国学者戴明，在日本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管理者。大约从1947年开始，戴明在日本十年前后培训了将近8万中高层管理者。加上后来的朱兰，可以说质量管理的熊熊大火，在日本制造界被广泛点燃。

质量工程与质量思维交织在一起，大大推动了制造业的质量水平。可以说，质量工程，就是中国大写的“一”字，而质量管理则是阿拉伯的“1”字，二者合力形成一个有力量的质量拧矩。任何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要崛起，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十字质量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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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矮化

然而，当质量的工具和方法很多，规格被看成是质量第一重要的时候，“质量庸俗化”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很多工厂只是追求质量规格，而质量部则严格按照标准走。但是，如果质量问题都压在质量部的话，质量行为就会被高度矮化。因为很多质量问题，其实并不是来自制造，而是来自设计。

在概念和设计研发的阶段，它所占的这种成本，只有8%，但其实它决定了45%的成本。这就意味着质量关口，一定要前移，要进入设计端，才能更好守住关口。这也是为什么在六西格玛广泛推行之后，又会出现面向设计的六西格玛DFSS。前者面向制造过程，而DFSS则解决面向制造的设计。都是为了解决质量问题，但质量思维的平衡点，已经前移了。

现在电动车产业界有一个“特斯拉悖论”。特斯拉汽车虽然火爆，但其实它的质量指标看上去并不好。在美国咨询公司J.D.Power的质量排名，倒数第一。100辆车有250个质量问题；而最好的道奇和起亚，100辆车里有136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大家还都要去买特斯拉？可以说它对用户的需求做了精准的分析，并且舍弃了一些质量规格的要求。例如，特斯拉的车身要做成铸铝一体化成型，这种一是为了轻便二是为了便于大规模快速生产。但这种车身，一旦撞坏了，其实很难修的。这个信息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于是制造厂会对车身的规格，做非常细致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但如果汽车厂商对用户有深度把握的时候，会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更强调软件远程升级，每年升级软件就可以增加体验。这种对于用户的洞察，对于质量而言，有时候甚至比工厂内部恪守既定的规格，更重要。

如果单纯地纠缠规格，就会出现质量矮化的结果。一味从这种角度出发，特斯拉悖论就很难解释。

重新定义质量

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重新定义产品，也会自然而然重新定义了质量。

如果要仔细思考4亿人口的高品质生活，那么所有的产品，都有可能重新来设计。一家国内做口腔护理的初创企业，挑战了一个最被人忽视的牙刷行业。它选择了超细的刷毛作为高品质产品的入口。因为超细刷毛会让齿龈的护理，更加便利，这就需要一种“温柔又给力”的刷丝。奇怪的是，这家牙刷新锐企业，找不到这种原材料。在号称“牙刷之都”的江苏扬州杭集镇，全球30%和全国80%的牙刷，都产自这里。但即使如此，没有一家能够提供这种刷毛。这家牙刷企业不得不找到这种磨尖丝的经济制造商日本东丽。然而由于独特的产品设计特征，例如隐蔽的注塑口（这是为了让牙刷杆看上去就像一个浑然天成的精制品），普通牙刷厂也无法制造。最后也是百般周折才找到一家欧洲牙刷在中国的牙刷代工企业。这家初创牙刷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个产品半年之内销量超过5000万支。而连德国最著名的注塑机，后来也在自己展台上展出了这种牙刷，用来佐证自己的机器，是一种高质量、高品质的保障。

可以说，创业者采用了全新的产品设计理念，也重塑了产品质量的认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考虑了用户的感受，将医学上牙齿护理的理念引入产品设计，全面定义了质量。

数字时代的质量观

与此同时，在数字时代，质量扭矩开始被加速。最重要的两大能量磁场，就是数字技术和物联网。它让质量现场发生了很多惊人的变化。

人是最具创造性的，但往往又是质量最不可靠的因素。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现场有人的环节，正在被逐渐取代。如在机床加工零部件过程中，经常需要停下机床，打开车门进行工件量测。给出数据之后，重新生成机床代码。这中间既有机器使用效率不高的因素，更有人为量测产生的误差，而形成累加传递。而现在可以做到将测头，与刀具都装在同样的夹具上。刀具加工中间过程，可以自动换成测头，直接进行测量，从而生成下一步刀具加工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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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就是将传统的尺规量具用数字化工具替代，人工测量的动作由机床测量完成，而人工记录和判断过程用软件判断实现。由于减少了人为的误差，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可以说，与其品管找高人，不如测量新模式。这就是在机测量，引起的质量思维的变化。实际上，大量测量设备，都在走向在线实时测量，也使得零部件的全线检测成为可能。这些数字时代的应用，都在挑战传统的质量思维。

与此同时，设计仿真优化技术，也可以让现场工艺设计大大加速。如主机厂的的一些车身质量的问题，往往是由于模具、夹具的基础点参考系统的位置，以及受力情况决定。如何确定夹具的位置？以前往往通过做试验设计DOE来完成，然后进行仿真。车身侧面装配10个零部件，而每个车身件都有一个定位圆孔、一个腰型孔和三个夹紧点，再加上X轴和Y轴，一共大概有100个变量。如果采用传统的计算方法，计算次数将达到10的172次幂方的惊人数字。这是完全无法计算出来，这样也被称之“大变量诅咒”。

然而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通过数学建模和优化仿真，最后计算点，可以缩减到1万次左右。而且质量也提高了，在224个测量点的六西格玛的总和降低了65%。这就是数字技术，对传统DOE方法的一个赋能和提升。这也意味制造界质量思维，必须要进一步提升，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化。

数字运维，也为质量思维提供了一个后视镜的视角。全球第二大工程机械厂小松，将所有在华的工程机械，做了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放在石家庄。在现场的挖掘机，如果有了故障，平台上就会报警，然后维修服务中心就会进行处理。这个平台上的数据，很快就引起了小松方面的注意。许多报警，其实并无大碍。只有0.2%的故障，是有必要到现场去维修的。故障报警为什么这么不准？小松设计师最早并不知道这样的问题。但有了这些数据之后，设计师就可以对质量余度和报警余量，进行优化设计，从而大大节省成本。

重塑新质量思维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可以有多种方式去提高质量，而建立新质量思维，则至关重要。

在中国，质量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所有的人，都觉得很重视质量。然而，如果细究起来，很多企业只注重形式，而不是将质量当作一种企业经营的战略。正如对于ISO质量标准，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门槛，跟优质制造的关系并不大。然而很多企业会将这种认证，当成一种炫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错误认知。

这就需要领导层，对质量思维形成本能的认识，而不是只是局限在部门级或者表象上看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质量其实吃的是一碗夹生饭。而在此国运时刻，需要重炒夹生饭。不要怕回锅饭，好吃的蛋炒饭也是回锅饭。关键是要回归思维底层。

质量思维是一种高级思维，非常的隐蔽。企业里很容易把所有责任都交给了操作工人和质量部。只要出了问题，所有的板子都打在这上面。如果再往前一点，会找到设计。但其实，真正值得打板子的人，恰恰是企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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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质量责任显示度与实际影响力

质量思维，一定要从董事会出发。把质量问题，交给“工匠精神”是一个非常的误解。美国质量大师克莱斯比写了一本书《质量免费》，大意是要做到高质量其实很简单，不用花大钱。然而，这种认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企业家的认知，必须越过一个顿悟平台。在此之后，质量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甚至免费；而在此之前，质量仍然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企业家的思想，必须通过熏陶，形成训练有素的质量思维。整个企业的质量文化，才能得到根本性好转。六西格玛最早是从摩托罗拉出来，但是真正发扬光大的，却是GE的总裁韦尔奇这样的人。只有领导能认识了，整个质量思维才能大幅度上升一个台阶。

新质量思维，重塑企业家的底线思维。一方面将用户前置，放大需求捕捉，充分挖掘利用大数据，客户画像、心理学等综合方法，使得产品独具魅力效应，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质量可靠性指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把产品前世今生的数据充分挖掘利用，作为设计输入，预测可靠性及生命周期；同时放手把过程交给智能机器，分分秒秒进行最优化管控，保证过程稳定。

质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质量思维前移的历史。从现场到设计，从工程到思想，质量关口一直往前移。如果说在137亿年前的大爆炸，是宇宙的起点，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发生大爆炸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董事长的脑海里，这是所有能量的源头。一个企业的质量思维，需要将起点推到董事会办公室。而应对当前更为复杂的局面，新质量思维可以说是呼啸而至，恰如其时。

小记

中国制造从模仿，到微创新，再到原创，必须要有很多突破性的进步。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新质量思维首当其冲。质量强国，重在一把手的心智突破；国运时刻，需要重塑企业家的质量底线思维。

（本文是根据在上海交大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优质制造发展论坛”发言而修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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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