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现在的“愤怒”很没道理

原标题：郑永年：美国现在的“愤怒”很没道理

[侠客岛按]

前段时间，联合国迎来7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多国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毫无疑问，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依然是世界多边主义外交的重要舞台。

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鼓吹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严重挑战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应让世界更加团结一致应对病毒挑战，但事实是有的国家甩锅、拆台，让全球抗疫举步维艰。

怎么理解“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展开了一番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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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侠客岛：国际组织是近代产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还有“国际联盟”（下称“国联”）。对比一战后成立的国联，您如何评价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

郑永年：成立国联的初衷是好的，当时国际纠纷太多了。从历史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从欧洲产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在国际政治中，主权政府是最高政治实体，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为了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达到遏制战争、实现和平的目的，国际联盟、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

为什么国联没有运作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时国联内部没有民主公平。大国（战胜国）往往起主导作用，小国则是依附大国“搭便车”。国联解决不了初衷和实效之间的矛盾，最终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加上国联内部列强间的矛盾，注定了它的消亡不可避免。

二战后联合国取代国联，相对而言，联合国是一个开放型组织。国联主要成员是西方列强，联合国的包容性更好一些，包括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也不断被吸纳进来，目前已有200多个成员国。虽然联合国内部还是有大国起主导作用的重要机制（比如安理会等），一定程度上也在公正性原则和国际现实间有所妥协，但联合国机制上的民主性、公平性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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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侠客岛：此前美国退出了一些联合国下属机构，比如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一位曾在教科文组织长期工作的岛友告诉我们，美国经常对该机构表达不满，觉得自己虽是第一大国，但话语权不够，机构中的一些小国联合起来，美国也左右不了。您怎么看？

郑永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联合国体系内扮演着主导角色。衡量大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国家能提供多少国际公共产品。

但大国本身的地位不是固定的，国家间均衡状态也是动态调整的，这跟各国国力消长有关。比如在联合国早期，欧洲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的日本，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同国家角色的相对变化能否及时体现在联合国体系内？这就涉及所谓“联合国体系改革”的问题。

作为主导者的美国，对这种变化满意吗？我们看到，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在下降，包括拖欠联合国会费，不愿意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出力（气候变化、控制疫情等），但美国作为主导者，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位置。理论上，美国承担着联合国体系内最大的责任，但其现有能力与此已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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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侠客岛：所以有些人担心，美国对现有联合国体系的不满，会使其不断架空该体系，甚至另建一个国际组织。

郑永年：重起炉灶的代价很大。虽然美国对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不满意，但大部分西方国家不这样看。

应该说，联合国是很成功的，尽管内部有很多争执。75年来，地区性、零星的战争没有断过，但是大的战争没有发生过。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维持和平、协调各方。包括维和部队、世界银行、WTO、世卫组织等，都是联合国体系的一部分，起到了很大作用。

现在世界的共识是联合国应该存在，也应该改革，但不是推翻现有联合国体系。

问题是，美国内部民粹主义、超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深刻影响了国际体系。美国不仅在联合国体系内退群，就连美国自己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双边或多边同盟关系都要伸手破坏。美国若真的放弃现有国际体系另起炉灶，还能保持领导地位吗？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国际社会的“天然领袖”，是因为当时欧洲列强打得不可开交，元气大伤。二战后，美国是被“邀请”来做世界领袖的。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美国要架空现有体系，还会有其他国家邀请美国当世界领袖吗？法国都说要组建“欧洲军”了，只要美国稍微理性一点，就会对此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美国现在很“愤怒”，认为国际体系的问题是中美之争，比如在疫情中把世卫组织说成被中国“绑架”“收买”，这很没道理。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里的地位，取决于该国作出多少贡献、提供多少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提供的产品多了，在体系内的地位自然会上升。

此外，美国还觉得自己不该跟“小国”一样只有一票，应该有更大话语权。这是国际体系实际运作和国家实力原则的矛盾，有点类似于西方国家选举中，穷人和富人都只能投一票。但如果联合国体系变成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这个体系就回到国联的老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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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侠客岛：当今世界确实存在很多重大的、没法靠一国完全解决的国际问题。比如气候、贫困、生物多样性、性别平等，等等。现在民粹主义泛滥，很多国家觉得“外部与我无关”、本国利益最大，但实际上如果不合作解决问题，很多国际问题会通过“负外部性”蔓延到本国。

郑永年：是的，单个国家能解决的问题就不叫国际问题了。相比气候、饥饿等，中美争议的问题是“小问题”。

以前美国可以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或者出钱让盟友提供。随着美国国内问题的积累，加之以前管得太多，其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本届美国政府希望战略回撤，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卷入；但如果你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就要补上这个空缺，否则国际体系就解体了。

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这种调整是必要的。但是把国际问题简单化成不断退群、搞单边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病毒传染难道跟美国无关吗？金融危机不会传导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不会影响到美国吗？

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有问题。按照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的说法，每个国家都是联合国的“利益攸关方”，各自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多少是动态变化的。但美国现在的理解是，这些国际空间都是我的，不是中国的，你提供公共产品多了，就占了我的国际空间。这相当于把国际空间看成私人财物，是帝国主义的逻辑。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美国就会把“一带一路”、亚投行理解歪了。中国说这些只是补充，没有说要取代原有体系，也没说要取代美国的地位。在中国看来，你不做的，我做一点补充，且这种补充也是开放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这本来就是多边主义的。这就是视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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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侠客岛：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体系。疫情已经让大家看到了“不合作”对国际体系的冲击，那未来怎么办？

郑永年：疫情的教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这次世卫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美国说要跟世卫组织撇清关系，但美国疾控中心实际上一直跟世卫组织保持着信息互通。75年过去，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大家还是需要国际组织，人类社会没法退回到此前相互孤立的状态。历史上，国际体系的重建往往以战争为先导，但战争的代价太大了。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就呼吁，各国政府要联合起来解决问题。哪怕是看上去很个人化的议题，也需要国际合作。比如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可以通过税务合作、共同打击逃税漏税来间接解决；国际刑警组织则可共同打击犯罪。

有人说“先办好自己的事”，不要太操心国际问题，这种理念是狭隘、自私的。好比一个家庭内部，如果每个人都很自私，家庭怎么维持？一个国家以自己为主没问题，但也要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毛泽东当年就说，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不矛盾。

美国特别强调local（本地化），比如希望通过贸易战达到贸易平衡。但如果光看本地、不看国际，美贸易逆差实际上在增加。美国今年7月的贸易逆差又达到12年来的最高点。这就说明，光靠本地化视角解决不了国际问题。

这不是说国家内部的视角不重要。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一些国家没能力做好重新分配。小国不加入经济全球化就穷，一加入可能富，也可能完蛋。所以，一定要达成地方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均衡。

现在确实是关键时刻，如果各国不能达成共识，真的很糟糕。中国现在是国际体系和多边主义最坚定的维护者。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帮着提供更多的产品，帮着美国“减负”。但如果什么是公共产品由美国定义，怎么提供也由美国决定，这就没门儿，中国有自己的定义和方式。欧洲国家现在也是这个态度。

我觉得，美国应该放宽心态，允许各国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要总是指手画脚的，不然别国肯定不乐意。

采写/公子无忌

责任编辑：张申 SN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