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深圳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来源： IPP评论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一个城市的兴衰。经验地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个城市发展的故事总有其自身的逻辑。深圳是成功的，她成功的逻辑便是中国整体故事的一个折射。

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深圳崛起的逻辑，而从深圳的崛起更可以加深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认知。再者，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的比较而言，人们能够更为清楚地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强势崛起的。

发展便是责任 责任驱使执政主体不停步

那么，深圳的成功背后体现出哪些其他城市可以借鉴的要素呢？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

领导力是首要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领导力对发展的影响无疑是至为关键的。西方盛行新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就是发展”，把“自由”和“发展”等同起来，并且把“自由”等同于没有政府的干预。深圳的发展和这一信条格格不入，甚至相反。人们可以说，深圳1980年代以来的成功是因为深圳遇上了哈佛大学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机会。这个观点并没有错。

不过，机会是平等的。在这一波超级全球化下，有几个城市像深圳那样崛起了呢？成功的城市屈指可数，像新加坡和首尔。但又有多少城市眼睁睁地衰落了呢？美国的铁锈带城市便是典型。亚洲很多城市要不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不在进入高收入之后被高度政治化而停滞不前。

而深圳则不同。深圳不仅抓住了“超级全球化”这个机遇，并且有效克服了两波经济危机（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在困境中不断升级自己，超越自己，不仅提前实现小康社会，而且也提前进入了高收入城市。这背后就是领导力。

领导力来自具有一个使命性的执政主体。对这个执政主体来说，发展便是责任，责任驱使这个执政主体永不停步。实际上，深圳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再次创造了东亚奇迹。深圳并不缺乏危机，但因为具有坚强的领导力，每次危机都为深圳提供了新的机遇。深圳的产业升级和危机不可分，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都促成了深圳的产业升级。

深圳处理好了几个重要的关系

深圳的领导力离不开有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过去的40年里，中央政府充分授予深圳方方面面的权力，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政策操作层面。有了充分授权，深圳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地方创新能力。同时，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政治保障，深圳的地方创新要获得成功会变得异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深圳当然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所赋予的使命，不仅获得了自身的成功，而且也充分展示了区域经济辐射和扩散效应，使得更多的地方受惠于深圳的发展。

更为具体地说，深圳处理好了几个重要的关系。首先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原则，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个普遍原则来自深圳等改革开放先驱的实践经验。

作为特区，深圳是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深圳并没有走向西方那种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找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亲商与亲民之间的平衡等等。

深圳的国有企业担负了建设一个大型城市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回报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民营企业具有足够的动机来承担。所以，即使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也主张国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能。

政府的作用更体现在政府为企业所提供的优质服务上。政府的“更好的作用”使得深圳国企强，民企更强。深圳已经集聚了众多的大中小微型民营企业，它们在政府提供的平台上运作，互相竞争和合作。作为制造业中心，即使就全球而言，深圳的产业完整性和产业链的齐全性是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

其次，深圳确立了有效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一个最难处理的关系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当今世界，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另一些地方，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落后不稳定；也有些地方，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而深圳则获得了两个可持续性，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历史地看，发展并不等于稳定，大规模的不稳定往往出现在一个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之中，或者在获得相当的发展之后。深圳的社会稳定来自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来自深圳居民的真实获得感、来自社会机会的开放性。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具有不同的诉求。西方总是说，中国“一党专制”，社会影响不了政府的政策。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在西方，人们周期性（每隔几年）地投完票之后，政治参与就结束了，政治人物要么不能兑现选举时的承诺，要么置民意于不顾。这也是今天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反映出来的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但在中国，社会对政策的参与具有联系性，社会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并非那些通过选票途径的国家所能比拟的。

就深圳而言，人们不难观察到，政府的政策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政策一方面受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又不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或者特殊的“民意”所挟持，因为政府需要通盘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这就有效避免了西方社会“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情况，政府不会因为一些利益的反对而不去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

第三，深圳有效处理了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发展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于：发展需要制度创新，但发展的成果需要制度作为保障。因为中央政府的充分授权，深圳的制度创新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正是这些制度创新促成了深圳方方面面的快速发展。

然而，人们也不应当忘记，制度创新的底线，那就是坚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无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制度变迁如果不能掌握这个原则，即使一度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也是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第四，深圳也有效实现了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的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也往往被忽视。深圳开始时一穷二白，发展从外资起步。没有外资尤其是港资的进入，深圳早期的发展会变得极其艰难。但在完成早期发展阶段之后，深圳充分重视内资的作用，培养了数量庞大的本土企业。一个城市如果外资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必然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甚至难以抵挡外在环境的变化；但如果一个城市封闭起来，不受外资影响，那么这个城市也难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深圳在处理内外资本方面是成功的。

香港必须随大湾区城市的进步而进步

深圳的发展对其邻居无疑具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深圳早期的发展实际上获益于香港，获益于来自香港的资本，更获益于香港转移出来的产业。鉴于香港的发展空间有限，香港把那些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珠三角之后集中在自身的优势，即金融、教育等服务业，这无疑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大势所趋。

但香港近年来为“认同政治”所苦，把所有的事情都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客观上说，香港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珠三角，更离不开深圳。无论是金融还是教育，香港必须有服务对象，那就是大湾区。但人为的“认同政治”硬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

在社会层面，“认同政治”导致社会价值观的高度分化。一些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群体思想完全被西方所“殖民”，“认同政治”激进化，把自己无限道德化，而把“他者”妖魔化。一些人以为掌握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真理，就可以为所欲为，诉诸暴力也是“正确的”。这种逻辑体现在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中间，而香港尤甚。尽管这种行为与香港的实际利益背道而驰，但因为有西方物质和舆论上的支持，一些人仍然以“道德”来论证自己的暴力行为。

从政治上说，香港的“认同政治”演变成为赤裸裸的对抗政治，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如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认同政治”直接弱化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甚至使香港面临长期“无政府状态”的极端风险。

分化的社会和弱政府使得香港缺失一个治理主体。在缺失这样一个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金融中心的作用，也使得上述深圳所能实现的诸多平衡变得不可能。更为可惜的，香港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

大湾区建设、深圳的社会主义先行试验区等重大政策议程既是对香港的挑战，更是香港的机遇。从经济来看，只要处理好和大湾区的关系，香港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和更上层楼的潜力。

香港的挑战是政治上的。如果政治使得香港不能抓住机遇，不能接受挑战，那么如同世界上其他城市，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在大湾区内，香港不孤立，也不能自我孤立起来。香港必须随着大湾区城市的进步而进步。不进则退，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不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就实现进步的，香港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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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