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我不觉得深圳上来了香港就一定要下去

原标题：梁锦松：我不觉得深圳上来了香港就一定要下去 | 香港一线

来源：直新闻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不久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时提到，她不是很介意人们总是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超过香港，因为她对香港的竞争力有信心。这一观点在香港社会引发持续热议和广泛思考。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专访时也谈到了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的竞争合作。曾任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表示，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永远都是有竞争、有合作的。但总的来说经济要向前发展，合作、共赢的空间是大于“你死我活”的空间。“我不觉得深圳上来了我们就一定要下去。其实大家把自己的优势摆在一起，自然蛋糕会做大好多。”

梁锦松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的定位应当是“曼哈顿+”，即在发挥金融中心这一优势的同时，在其他领域为整个大湾区增砖添瓦。他指出，高等教育是香港的另一个优势，香港有几家大学在全球百大之内，港府可以考虑增加对大学的资助，吸引更多国际学者和研究员。梁锦松提到，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机遇，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些华裔的科学家想回国，可以利用这样的机遇，吸引人才回流。

近年来，梁锦松致力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医疗方面的合作。他认为，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内地对高端医疗的需求也在增加。“我们的医疗制度是全世界最行之有效的，这几年彭博社对世界医疗制度的评分，香港都是排第一的。”梁锦松说，香港的医疗制度加上国家的议价能力，可以惠及香港和深圳两地，乃至全国的人。

“所以我觉得香港无论是金融中心、高等院校、科研合作、还是医疗制度和人才等方面，是可以为大湾区特别是深港融合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梁锦松说。

对于近年来香港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梁锦松坦言，如今的香港年轻人的确面临三大难，得不到重视而导致怨气重重：第一是“上楼”难，就算他自己作为发展商，也觉得如今的楼价太贵，年轻人置业前景渺茫。第二是“上流”难；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第三是“上位”难，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也没有什么位置。不过，社会怨气虽重，他接触到的绝大部分市民还是理性公道的，想香港好。而对于特区政府而言，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将某些用地做好规划。

在专访中，梁锦松也谈到了他的家庭。2002年7月，梁锦松与“跳水皇后”伏明霞喜结连理成为一时美谈。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梁锦松，谈到今年的疫情他说非常难得，一家五口可以长时间待在一起。他提到，自己和太太平日出行尽量低调回避，“但我们听话的，要保持社交距离。”梁锦松在专访的最后仍不忘提醒疫情期间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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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专访实录。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我们想先聊一聊近期您是不是在深圳要建一所医院？您为何想在深圳建这所医院？目前的进度如何？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国内的医疗需求大家都知道很大，国家也是鼓励的，习主席也鼓励在医疗方面多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一步步增加中，也开始注意健康，特别是在高端人群里面，他们对健康的意识，对健康的追求更加注重，所以我们觉得国内的医疗产业大有可为。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正式用美国的上市公司并购了内的和睦家医院，北京、上海、广州都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了，但唯独深圳还没有和睦家医院，所以我们前年从华润手里购买了三家没建好的医院，现在我们将它们建好，配置好医疗仪器等，目标是在深圳提供高端的医疗服务。

深圳比其他一线城市发展快，无论人口增加还是人均收入增加速度都是最快的，但你也知道相对于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的人口比例，深圳的医疗资源是最紧张的，当然深圳有个好处就是年轻化，不像其他一线城市老龄化那么严重，但（医疗）始终也是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在深圳建个医院呢？一方面是要照顾到深圳本身的实际需求，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想到也可以吸引香港居民。因为我们正在建的这家医院距离高铁站不到三公里，距离皇岗口岸不到两公里。香港居民到公立医院就医要排很长的队，去私家医院又未必能应付得起，反而如果是去我们的医院的话，医生资源可能来自香港，但住院费用会比香港便宜，另外有些国家准入的特效药价格也会相宜，因为国家的议价能力比较强。比如我知道香港有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香港是六万块钱一个疗程/每月，在内地只需要两万块人民币，所以这可能也会吸引到很多香港人到深圳就医。所以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到的“大湾区促进”其中一个方面。

总的来说，我们对深圳这家医院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利用国际管理经验，国际最好的医生包括香港医生和内地最好的医生，希望能全方位提供给患者一个好的体验。除了诊断和治疗之外，我们希望在保健、预防和治疗之后的康复方面，都能提供好的医疗服务给深圳的居民以及整个大湾区的居民。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您刚才提到这家医院的医生资源是来自香港还是内地？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主要是从内地聘请。其实内地的医生不差的，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医院，很多国内的医生，也有四分之一是国外的医生，内地医生的医术其实不差的，主要是三甲医院需求太大，就导致未必能给患者很多时间诊治、其实一般来说，从医疗的五个领域（诊断、医治、预防、保健、康复）层面来说，内地医院集中做两个，就是诊断和医治，但是之前的预防、保健、以及后面的康复，他们都比较少关注，我们希望是能够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会不会就这几个方面从香港请一些医疗专家？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会的。举例说港大深圳医院是有二十多位香港医生，其余都是内地的医生，但是管理方法就用香港的，用一个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方法提供一些高端医疗，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提供好的医疗经验给患者以及他的家庭。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那么在药品使用方面会更开放一些吗？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这个需要看国家的政策，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政策说在深圳特区可以用国际的药，主要是香港可以用的药，大家都知道，只要在西方国家批准了的药在香港基本都可以使用。这个大的方向政策已经摆在这里了，但实际上的审批还要等市里面相关的批文。我们希望，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已经讲过了深圳、香港、澳门融合发展，其中一个要发展的就是医疗，这里我希望，在习主席已经讲的大政策之下，这些小政策包括药品的审批速度能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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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习主席说的大湾区融合中也包括人口的流动，很多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工作、定居、养老等等，这些如果从医疗政策或机遇来说，未来如何能促进融合？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这个我觉得就要香港特区政府去制定政策，就是所谓“可携式”的福利，除了刚说过的和睦家医院的高端医疗，另外一个版块就是新风天域（南丰集团的一个附属公司），我们目前在内地做的、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康复医疗。康复医疗这方面在内地是很稀缺的、也很需要，无论是重病的术后康复或者是功能康复，或者是老人的医疗，内地的需求很大；香港也有很大的需求。你也知道香港人口老龄化很严重，其实20年之前，香港特区政府也在想让一些香港人在大湾区的一些城市里退休养老。大家都知道，政策一直在那里，也都是“福利可携”的，但似乎并没有太多人选择在内地退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香港人觉得在内地的医疗未必可以支持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不止是深圳和广州，在其他大湾区的城市，特别是在老人康复和医疗方面，我们都希望可以布局。大湾区这个需求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做好点。

老人医疗方面，其实可以配合到香港特区政府一路以来的政策：就是希望老人家如果想住在香港、可以住在香港；但国内环境始终好一点、地方也大一点，有的人想在内地生活，福利政策已经落实了，但医疗提供者也要可以跟的上才行。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帮上忙。

医疗也不仅仅只是帮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定居退休或工作，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当我们办的医疗项目有一定口碑的时候，也能帮助深圳和整个大湾区吸引人才，在这方面习近平主席也着重讲要吸引高端人才。就香港以往的经验，香港本来是可以吸引很多好的人才的，因为香港有一个好的法治环境，一个比较自由的资讯流通环境，也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我们的医疗制度也是全世界最行之有效的，这几年彭博社对世界医疗制度的评分，香港都是排第一的。我们的教育也算做得不错。因为人才除了看发展机遇，也会考虑自己和家人生活是否方便和安全，那么医疗是个很重要的项目。正如刚才所说，深圳比其他的一线城市在这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国内做医疗项目，也希望可以帮深圳吸引一些高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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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习主席说到大湾区粤港澳融合发展，那么在医疗或其他方面方面，您还希望国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具体政策促进进一步开放呢？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其实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开放，也一直在鼓励深圳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大政策已经有了，但具体落实的时候可能要深圳具体执行，这一方面我也抱有很大期望。

说回习近平主席说到深圳、香港和澳门融合发展，互相促进，我听到之后觉得很鼓舞。因为始终这三个城市的优势是很不一样的。如果长处相似，就是竞争；不一样的话，就是互补。当然有的人质疑，说香港这十几年来好像有很多自身问题都没有解决，能不能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互补”。不过，我仍然觉得香港还有几个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可以帮到整个大湾区发展。

第一是金融方面。23年前，我曾经在特区政府内提出过，其实香港的功能和定位是什么呢？我当时提出的是“曼哈顿+”。金融中心这方面香港仍然还是有优势的，可以帮到大湾区甚至国家的发展。毕竟香港还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我们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投资者也比较认可我们的监管和法律制度，这方面我看到政府也好、港交所也好都做了很多努力，短期来说是可以“互补”。另外我还提出“曼哈顿+”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医疗发展，20年后，我仍然觉得医疗方面，香港可以为整个大湾区增砖添码。

香港还有个优势就是高等教育方面。25年前，香港有个委员会叫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比较像是内地的“高教委”，我是1992年到1998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能够看到香港的高等教育是可以和大湾区互补的。当然大湾区也有很多优秀大学，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而深圳在这方面走的很前。我们知道中国人很聪明，但不是所有聪明人都是中国人。如果吸引很多聪明人和高端人才到大湾区，特别是科学家，就能够大力促进大湾区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既然香港有几家大学是全球百大之内，香港特区政府是否可以在未来增加对大学的资助、让香港的大学能够多吸引国际学者和研究员呢？学者们来到香港，就可以透过和内地交流合作、大家一起做研究。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机遇，在美国，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特朗普推行了一些政策、使得一些华裔科学家想回国，有的直接回了内地，有的可能喜欢香港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机遇，利用仍然很有竞争力的高等院校，吸引人才回流。

所以我觉得香港无论是金融中心、高等院校、科研合作、还是医疗制度和人才等方面，是可以为大湾区特别是深港融合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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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那么在高等教育方面，想请您再分享一下，您如何解读习近平主席说的鼓励香港青年人到大湾区，透过互相交流增加对国家的向心力？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习近平主席讲希望深圳和整个大湾区能够多创造机会，给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学习和工作，通过互相交流可以加强对国家的向心力，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我之前组织了一个“教育2.1大教育平台”（召集人），“教育2.1”几年前对香港的教育做了检讨和建议，但之后我们具体的活动就不是做建议了，而是安排很多活动给学生、特别是基层学生去学习。其中一些活动是暑假时候安排香港学生去内地机构做暑期实习生，譬如去福州，一个星期的课程学习包括如何设计游戏。也让他们了解认识福州。很多学生去了福州以后就很惊讶，原来福州都发展的这么好，而且原来内地也有一些好像外国性质、大的科技公司“校园”，可能你知道，网龙公司很像是星空奇遇记那艘太空船，很漂亮、很特别。这些也让香港年轻人增加对国家的认识。在深圳，我们也和腾讯合作过。他们安排了暑期活动给香港的中学生。这些我觉得这些活动可以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对国家的向心力。习近平主席现在说的这个方面，虽然过去几年我们也有做，但习主席这次讲了之后，我希望除了私人企业外，包括国企在内都给给香港的年轻人多一些机会参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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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在深圳40周年庆祝大会之后，近期香港社会一直在热议，觉得深圳风头盖过了香港，国家给了深圳这么多政策、未来发展也好过香港，您怎么看这些声音？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永远都是有竞争、有合作的。但总的来说经济要向前发展，合作、共赢的空间是大于你死我活的空间。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也都参与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我们想的多数是共赢。这个和其他领域不一样，是可以一起互利的，所以我不觉得深圳上来了我们就一定要下去。其实大家把自己的优势摆在一起，自然蛋糕会做大好多。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看大湾区九个城市两个特区，互补性是强过竞争性。现代经济最重要的是人才，而我们注意到人才有个特性，他们和金融市场一样。我们常说，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越大、就越吸引流通性。这个意思是说钱越多的市场就会吸引更加多的钱过来。同样的，在现在这个创新社会里，人才是希望和其他人才扎堆的。我记得如果是几十年前，你还未出世、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去外国见到好多的大公司搬去了郊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园区非常开心，但是陆陆续续发觉不是的。以前因为可能工业时代我们讲的是分工，但是对于知识经济或是创新经济来说，我们讲的是融合或者是互相促进，然后才有新的意念，这个才叫做创新。所以譬如说谷歌，谷歌总部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的山景城，距离这个三藩（旧金山）市区最少是四十分钟车程，但是我们注意到百分之四十的员工是住在旧金山就不是住在山景城，每天谷歌要派公司车去接送他们上班。为什么呢？因为人才不是只希望呆在山景城，因为那边最大的僱主就是谷歌，都是自己的同事。人才就喜欢和其他领域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因为你和不一样的人聚集，看同一个问题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就很容易找到一个创新的思路。所以我们注意到人才是喜欢和人才扎堆的，特别是和不同领域人才。

同样的，比如南丰集团在伦敦做地产，但在生物科技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投资。生物科技在英国一说就说起牛津、剑桥等。但我们注意到在英国，生物科技的初创企业最多的地方还是在伦敦。原因就因为伦敦除了有好的大学之外，也有其他的精英人才，无论是金融方面、创意产业、无论是IT等各方面人才都聚集在伦敦，所以连生物科技的人都喜欢扎堆在伦敦。

所以说回深圳和香港，深圳的科技人才远远超过香港，空间也很大，特别是互联网方面要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才可以，内地市场比香港大好多。但香港的金融人才我想还是比深圳多一些，我们在其他方面包括医疗的人才也不少，我们的生物科技也不差，也有好多创意产业。所以如果两边的人才能够像习主席那样说，我们采取措施包括铁路交通，包括两地的要素，包括人、货、资金以及其他要素能够更加互通的时候，两边的人才就能够在同一个地点交流，自然会促进更多的创新思维。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反而，对方越强、可以帮到我们；同样的，我们这边越强、也都可以帮到他们。因为深港两边的优势竞争不大、互补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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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您在香港特区政府工作期间、对深圳特区的哪些地方的转变是印象深刻的、以及亲身参与和经历的呢？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其实一路听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澎湃。因为我也有幸见证了深圳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我最初去深圳是在我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改革开放，因为我乡下是顺德，以前去顺德需要坐火车去广州、再转车去顺德，我坐火车时要从尖沙咀到罗湖，再过桥，再坐车经过深圳去顺德。可能你不知道，那时候还需要写介绍书，像是签证一样。当时我记忆中的环境是漆黑的，因为经常夜晚兼程，火车站也很简陋。沿路吃的饭也不好吃。当时是国家比较困难的时候，上世纪60年代，所以我们从香港带很多物资上去，不够位置，所以将很多衣服穿在身上，非常臃肿，带很多食物。到了顺德，放下食物和衣服，再回香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有幸在改革开放后，我参加了内地的“市长班”去讲课。我当时任某间外资银行管理东亚区的外汇和资金部，那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头。上世纪80年代中，胡应湘先生做一个沙角发电C厂的融资，当时我任花旗银行中国区的区长，这是中国真真正正的第一笔项目融资。不需要借钱担保、就看着这个项目然后进行融资。之后进入特区政府之后（时任财政司司长），当时粤港两地合作小组有四个组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长、香港两个司长，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我现在也经常去深圳，因为我现在是招商银行的董事，还有刚才说的深圳盖了一家医院。所以几十年来，我经常去深圳、也亲眼目睹了深圳的转变，由一个落后的贫穷小镇到现在世界级的城市，深圳的高楼大厦像是平安、腾讯等我都参观过，这几十年差别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我想这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说的直白点，40年前的小渔村到现在世界级城市，我能够小小的参与其中的建设，是很大的福气。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现在香港是不是比不上深圳了？我想不是。香港对深圳多少都做了一些贡献，到现在互相就着自己的优势，互相促进。习主席用“互相促进”这几个字，我觉得很对。我再说一次，经济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互补共赢。我很希望未来参与、见证整个大湾区的发展，为整个大湾区居民的民生获得感，可以再做的好一些。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内地朋友知道我今天来访问您，除了访谈内容，大家也都很关心您的家人最近都还好吗？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大笑）家人挺好的，多谢关心、有心了。现在三个小朋友现在成长为年轻人了，分别是17岁、15岁和12岁。当然今年大家在家里见面的时间多了，第一，出不了差了，我已经有7个月没出过差了，这在我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是罕见甚至是第一次。所以在家里家人经常见面交流吃饭。三个孩子在家里有一大段时间在家里网上学习，这是一个很不同的经验。有时候我经过，孩子叫：爸爸，我正在上课。我只是在后面闪过。然后他们互相之间要很小声。他们三个上课时间差不多，各自占领家里一个角落。我和太太走过的时候都要刻意绕开，不要进镜头。但总体来说还挺好的，一家五口有这么长时间可以一起。一起的时候难免有小争拗，但这是快乐的一部分。我觉得今年很难得，这么多时间在一起，而且孩子大了，可以互相交流聊天，以前只是我说，孩子们听。现在孩子大了，话题也是大家互相理解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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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那现在时间多了，您和您太太平日拍拖的时间是不是也多了？香港狗仔队很关注您夫妻的行踪。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我们很少被人拍到，我们尽量低调回避。不过逛街确实是有的，但我们听话的，要保持社交距离。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出街也不算多，出去的话会逛一些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运动多数在家里。尽可能乖乖地在家里，出门戴口罩，就算没有近视也给他们配了眼镜，眼睛有粘膜，别人打喷嚏很可能就会染上。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如果新冠疫情阴影一直在，香港大型机构或公司内的工作模式将来会不会也有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新常态？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我觉得现在网络模式用的太多了。反而是说，因为只是线上开会的话是无法代替上班的。因为你开会就要约好时间，譬如我要约志明，但如果上班的话，很多时候没约好开会，但是大家撞见了，在茶水间聊天，反而有一些有趣的信息是这样获取到的，这样的互动是线上没有的。另外上班或者我们应酬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碰到的不是很熟悉的人，那时候的交流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所以我不认为有疫情就不需要办公室，反而对办公室环境的要求变了一些，有一些工种不一定需要回来上班，但是以前的所谓共享空间可能就不一定行了，共享空间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很自由，可以跟不认识的人交流；不好的地方就是隔离不了疫情，你自己在公司有个房间可以隔离，但是全部开放的时候就容易感染，所以对共享空间的要求可能有些不一样。居家（办公）很明显对香港有很大的冲击，但很难解决。在家里爸爸在开会，儿子要学习，妈妈需要社交，如果家不够大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很多基层家庭连电脑都没有，所以我做另外一个项目“教育2.1平台”的召集人，就找人捐了一千七百部电脑，也安排了中国移动提供一些便宜的WiFi套餐和月费给基层家庭用。在内地如果（家里）地方多一些，就不存在空间逼仄的问题，大陆的5G、4G发展得很好，但是在香港、在国外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社区有没有活动空间；因为你经常在家，不运动也不行的，如果家里够大就有灵活性，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去社区（活动）。但是社区也要有一定的空间才行，小孩没有活动空间的话很可怜的，所以疫情对如今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引发了大家新的思考。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秦玥：疫情对公司具体的运作和效率会有影响吗？比如签合约等等。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有些也不是影响那么大。但是当然像是地产业的话，如果要去买一块地，就需要去实地考察，但是飞不过去的话看不到那就麻烦一些，比如我们在伦敦有些地产项目，有些人要飞过去看，有些人对我们我们开发的项目有兴趣想投资，但是飞不过去，那就只能被迫往后延期了。

责任编辑：张玉 SN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