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亚阿冲突30年
原标题:亚阿冲突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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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是现代战争史上最短命的停火协议了。”听闻纳卡冲突双方的第二次停火再次失败,待命随时上前线的阿塞拜疆青年阿纳尔叹道。
全球疫情之下,南高加索的冲突却没有任何降温的势头。无人机群对地攻击、火箭炮雷鸣般齐射、地面战车残骸熊熊燃烧,网上不断流出的战场画面使在2020年对突发事件早已“无感”的人们持续将注意力聚焦高加索。
9月下旬以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军队在纳卡地区持续交火。10月10日中午,经过10个小时艰难会谈达成的停火协议刚刚生效几分钟,双方就迫不及待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继续军事行动。
10月18日,双方的第二次停火再次以失败告终,这又是一个仅仅维持了几分钟的停火协议。“再来几次这样的‘停火’,恐怕就该轮到我上前线了吧。”28岁的阿纳尔打趣般地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倾诉道。9月28日开战以来,阿塞拜疆城市占贾已遭多轮炮火袭击,阿纳尔的叔叔就居住在占贾,他不幸在炮火中受伤,目前仍在接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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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火线的另一侧,大量亚美尼亚青年已经拿起了枪加入战斗,就连妇孺也准备好加入前线救护行列。“我弟弟几天前在纳卡前线战斗中受了伤,现在在医院中情况不明,所有家人都心焦万分。我家中还有一些表姐妹们已经到纳卡当了志愿护士。”26岁的亚美尼亚女孩塔特维克告诉澎湃新闻。海外留学之后,塔特维克留在了亚马逊德国工作,目前她积极参加海外亚美尼亚人的游说活动,希望为祖国赢得国际同情。
截至10月12日,双方声称共杀伤超过6000名武装人员。到了14日,双方互指对方发起了新一轮攻势,路透社评论称俄罗斯斡旋下的停火努力已失去希望。一些国际媒体的统计数据显示,有至少500名平民在冲突中伤亡,最多可能造成7万多居民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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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的冲突和冰封的友谊
包括纳卡在内的几处东欧/高加索热点——东乌局势、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等——常被称作“冻结的冲突”(frozen conflicts)。这类冲突的调解工作往往进展甚微,时间的推移似乎无法带来局势向好演变。在一些学术论著和媒体讨论中,纳卡之争还被当成典型案例,象征着苏联解体后高加索地区流血时断时续,迟迟无法愈合的地缘政治伤口。
在当代,两国间围绕纳卡的争端肇始于1988年,当时忙于内部改革的苏联政府已无暇顾及边远地区两个少数民族间的龃龉,随后几年,冲突演变为战争,整整两代人被笼罩在动荡和恨意之下。
不过,这三十多年间每轮冲突的间隙中,并非完全没有个人和解的空间。阿纳尔和塔特维克曾同在欧盟国家立陶宛学习政治学,他们通过同来留学的格鲁吉亚好友查科结识。身处环境陌生的异国,三人间的交往颇有些他乡遇故知的意味。
“那时2016年的冲突刚过去没多久,大家心里还有些芥蒂。查科是率先打破‘冰层’的人,我们常常去他那里聚会。”阿纳尔回忆道,“先是吃饭聊天讨论课业心得,俄语夹杂着英语交流。熟了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共同点还挺多。”
这些共同点主要集中在近似的家庭价值观和对共同过去的回忆。三人感到,同样来自高加索地区,他们的成长经历比较类似,家中上一辈人都经历过集体主义洗礼,抛开具体的历史冲突和国家对抗,其实看待世界的方式差异不大。
“大家都是学政治相关专业的,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渐渐不忌讳聊历史和政治了。几番长谈后,他们俩发现彼此从小所受的历史教育几乎截然相反,同样的冲突事件被安放在了两个对立的民族历史叙事里。”查科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试图从对方角度理解冲突。我还记得,碰到难以弥合的分歧时,他们还会过来问我怎么看,因为格鲁吉亚是旁观者,可能(关于亚、阿纷争的)历史叙述会中立些。”
诸多分歧之中,两方的历史叙事似乎只在一点上存有共识,那就是冲突持续的时间远不止32年。塔特维克和阿纳尔都不认同冲突始于1988年的说法。塔特维克认为,自打苏联执政者“愚蠢地”将纳卡归于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冲突的种子就已埋下,无可避免。阿纳尔则表示,亚美尼亚人在19世纪前期从沙俄境内“涌入”纳卡,“挤走”了阿塞拜疆人,才是后来两国为了纳卡交恶的历史根源。
不管纷争起源如何,到了1992年,双方终于在纳卡土地上爆发全面战争,至1994年战事暂告一段落时,已有超过十万人伤亡,4万多名纳卡本地的阿塞拜疆居民逃亡,只留下亚美尼亚人,还有约2万阿塞拜疆人从亚美尼亚国内逃离。
据《纽约时报》报道,前后数十年间从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本土逃离的阿塞拜疆人数更是惊人,或已达到了阿塞拜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阿纳尔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坦承政治纷争不应影响私交,但真当冲突再度爆发,双方各有亲朋牵涉其中,过去的友谊只好暂时搁置。
“苏联时期遗留下的‘多民族混居于一个大家庭’的氛围随着这些阿塞拜疆人的逃离彻底消失。”他叹道,“当你看见成千上万的同胞被人不客气地扫地出门的时候,脑中感性思考的比重就会不断增长。”
在塔特维克那边也是类似。1994年之后的多轮冲突也使不少纳卡亚美尼亚人背井离乡,而此次冲突之激烈,死伤之惨重,早已通过电视和网络赤裸裸地展示在亚美尼亚公众面前。加之几乎人人家中均有成员战斗在前线,旁观者发出的所谓“和平”、“相互理解”云云不免被当局者当做“何不食肉糜”之言。
“说得轻松,谁不想要和平呢?”塔特维克问道,“然而仗打成了这样,这么多年的仇恨摆在那里,就算亚美尼亚现在立即让步,把纳卡整个交给阿塞拜疆,谁来保证亚美尼亚居民的安全,谁来阻止过去那样的杀戮惨案再次发生?”
两次停火告吹之后,战事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塔特维克和阿纳尔每日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于跟踪事态进展并宣传本国立场。两人的社交媒体账户上早已没有任何个人内容,全是支持本国主张的新闻或分析文章,以及攻击对方立场的媒体材料。“我已经把她的内容从时间线上屏蔽了,不然看见实在尴尬,想来她也会这么做吧。”阿纳尔无奈地说,“我当然希望有一天能重拾友谊,不过,那得是在阿塞拜疆获得胜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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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主人谁是客
尽管在欧洲受过高等教育,阿纳尔并不讳言是情绪而非理性的力量驱使他支持阿利耶夫的政策。仅仅在几个月之前阿塞拜疆国内爆发反阿利耶夫政府游行示威的时候,他还在社交媒体上为抗议者声援。但一说到亚阿冲突问题,他直言称阿塞拜疆全社会确实对亚美尼亚有意见。事实上,在首都巴库和阿塞拜疆的各个城镇,不少从亚美尼亚离开的阿塞拜疆人和他们的家人好友构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坚定地支持着阿利耶夫的强硬姿态。
阿利耶夫总统本人的家庭正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他们曾居住在亚美尼亚境内。阿利耶夫的父亲、前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来自亚美尼亚南部小村塔纳哈特,不少阿塞拜疆人曾在此与亚美尼亚邻人混居。海达尔一家后来搬到了纳切希万,那是一片夹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的阿塞拜疆飞地。
亚美尼亚南部山区中散落着很多像塔纳哈特这样的小村和城镇,80年代末的冲突以前,它们多有亚、阿两族人民和谐共居的历史。34岁的亚美尼亚人安娜希特家住距塔纳哈特不远的小镇锡西安,离爆发冲突的纳卡地区只有三十多公里。三十多年前,安娜希特的父母正是从纳卡举家搬来,从此定居锡西安。
“那时苏联还没解体,但亚、阿两国围绕纳卡的争斗已经开始,当地发生了很多暴力活动,治安十分恶劣,人人都感觉到局势可能会恶化。家里正好有亲戚住在亚美尼亚南部,我爸妈就搬了过来。”安娜希特说。
1988年2月下旬,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发起了街头运动,要求从阿塞拜疆脱离,最终加入亚美尼亚,随即亚美尼亚国内也发生了类似的集会。一些阿塞拜疆城镇则出现了反对纳卡独立的抗议活动。最初阶段的和平集会之后,两名阿塞拜疆年轻人在两族冲突中不幸死亡,引发阿族抗议者的愤怒。在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当地的亚美尼亚社区遭暴力攻击,26名亚美尼亚人被杀,还有数十人遭强奸或殴打,事件性质之恶劣震动整个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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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不安情绪在纳卡的亚美尼亚社群中弥漫,国际舆论联想起20世纪初的亚美尼亚大屠杀,担心再次出现民族仇杀。这种氛围之下,安娜希特父母离开了可能爆发冲突的纳卡。
安娜希特当时尚小,现已无法回忆起全家卷起铺盖从纳卡离去的情景。不过,就在几年之后,她亲眼目睹了一次方向完全相反的大移民。1992年2月,一些被复仇情绪冲昏头脑的激进亚美尼亚武装分子在霍贾利制造了另一起骇人听闻的暴行,数百名试图逃离的阿族平民被杀。
恐怖氛围之下,一批住在锡西安的阿塞拜疆人被迫离开了久居之地。他们和纳卡地区的同胞一样,成为流离失所的移民。“那是在1994年,我们的阿塞拜疆邻居在清晨的浓雾中离去。我还依稀记得爷爷和爸爸妈妈前一天给几家邻居搞了个低调的送行聚会。”安娜希特回忆说,“临别时有些亚美尼亚人主动开车将阿塞拜疆邻居送往边境,再由俄军士兵接手来确保这些人的安全。”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后不久,莫斯科就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1923年,纳卡地区被划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当时,亚、阿之间的人员流动基本畅通,纳卡地区的居民可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自由往来。
二战爆发后,两族年轻人大量参军,在同一面苏联旗帜下抵抗纳粹德国侵略军,安娜希特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我爷爷能说流利的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和俄语。”她说,“正是在服役和作战期间,他结识了一些阿塞拜疆族战友。1988年亚、阿双方‘撕破脸’后,爷爷常私下表示惋惜和无奈。”
苏联时期,不同民族并肩作战对抗外敌是官方在高加索地区推崇的主流二战历史叙事。不管是在阿塞拜疆还是在亚美尼亚,苏联政府都曾设立不少苏军士兵纪念碑,其中不乏亚、阿两族烈士。安纳希特还清楚地记得,直到四、五年以前,每逢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都有亚美尼亚当地居民来到阿塞拜疆族烈士的纪念碑前献花,但2016年冲突再起后,类似的行为逐渐绝迹。
今年9月战事爆发后,当地政府已经“自发”地移除了这些为阿塞拜疆人而立的纪念碑。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类似的事情在亚美尼亚南部多地发生。“毕竟它们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以后亚美尼亚人要纪念自己的英雄。”安纳希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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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冲突,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10月8日就纳卡局势表示,“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几天人口稠密地区成为目标,冲突地区及其周边区域都遭到重型武器轰炸。”巴切莱特还对有关交战双方使用集束弹药的报道表示关注。这是一种从空中或通过大炮发射出的弹药群,其中许多炸弹无法立即爆炸,会对平民构成长期威胁。2010年,《国际禁止集束炸弹公约》已禁止缔约国制造并使用该类炸弹。
与1992到1994年的全面冲突和2016年的短暂交火不同,今年的战斗显然更加残酷,交战双方都是正规的武装部队,大量使用进口武器。有分析认为,此次战争中所使用的高科技武器让这场长达28年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破坏性。英国《卫报》报道称,在冲突的前两周中,已有至少7万亚美尼亚人逃离纳卡,难民流动的速度已超过了1992到1994年的战争。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塞拜疆在作战时使用了土耳其制造的Bayraktar TB2无人战斗机和以色列制Harop自杀式无人机。还有视频显示,阿塞拜疆动用了以色列最新制造的LORA短程弹道导弹。而在亚美尼亚一方,虽然由于国力所限,军事资源捉襟见肘,但也配备了俄制“龙卷风”火箭炮和“伊斯坎德尔”战术弹道导弹等技术装备。
多家国际媒体的视频画面显示,有土耳其军队官兵出现在纳卡战争阿塞拜疆一方。不仅如此,土耳其空军甚至直接接手了阿塞拜疆部分空战的指挥。但阿塞拜疆政府否认存在亚方指责的土耳其军队及其他国家“恐怖分子”参与战争的情况。领导人阿利耶夫明确表示,这次冲突,已跻身“全球军力50强”的阿塞拜疆的战略目标就是夺回整个纳卡地区,还包括此前被亚美尼亚军队控制的纳卡地区周边的几处阿塞拜疆领土。
亚美尼亚更多倚重海外亚美尼亚人的支援,这与90年代的战争倒是十分类似。只不过那时来的“志愿者”多为俄罗斯人、奥塞梯人或其他斯拉夫民族雇佣兵,而如今在埃里温降落的飞机送来的却是一批批带着亚美尼亚血统的法国人、美国人或黎巴嫩人。
在战线对面,同样有一个“国际纵队”赶来助战。据《卫报》报道,当年有很多车臣、阿富汗“圣战士”(Mujahideen)来到阿塞拜疆参加战斗,到了如今,却换成了土耳其军人和埃尔多安送来的“叙利亚军团”。
“我家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冲突中见过那些阿富汗或车臣‘圣战士’的样子,我那个参军的叔叔还和他们打过仗。他们常常穿着飘动的白色衣服,并总是带着头巾。”安纳希特对澎湃新闻回忆说,“20多年过去了,现在埃尔多安又送来了叙利亚人,看来有些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叙利亚政府官员跟我们确认过,确实有一批来自伊德利卜等地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去了纳卡前线,埃尔多安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用船把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在东地中海上运来运去。”长期穿梭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亚历山大告诉澎湃新闻,他是一家援助中东地区基督徒的NGO在叙利亚地区的负责人,同时长期关注伊德利卜地区的叙利亚武装分子情况。
一名居住在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裔叙利亚人霍维格则向英国《卫报》讲述了他的故事,他在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时逃到了纳卡,此后一直在当地经营餐馆。眼下他正积极帮助前线的亚美尼亚军队筹划食物供应。
“真是又好笑又悲伤,战争怎么总是跟随着我们叙利亚人?”他说。
责任编辑:武晓东 SN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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