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中国崛起带来了外部世界的非理性反应 但中美彻底脱钩很难

来源：人大重阳

作者吴晓求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摘自8月20日成都新网银行举行的内部论坛上的演讲要点，原标题为《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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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资料图）

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一

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转型，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一个话题，从理论界，到学术界，再到政策研究部门都在研究。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的视野是在国际舞台，所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走国际经济大循环，是我们长期以来确立的基本国策。事实已经证明，过去我们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非常成功的。

国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

从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就开始融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模式中。中国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加入WTO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后。在2001年之前的22年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在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和开放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化基础，也形成了适当的过渡期。

从1978年到2001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推行市场经济模式，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农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各个领域的改革。那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当时的改革是否符合国际上公认的规则，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所以，加入WTO对我们有一个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也是我们后来才理解到的：就是让我们过去的改革有一个现代化的接口，让中国经济最终和国际接轨。通过加入WTO，检验了我们过去的一系列改革，并进行了适当校正，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全面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中。

2001年11月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全面开放的时代到来了，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增长速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金融的各项指标，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比如，金融中一个和开放密切相关的指标，即外汇储备规模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外汇储备从加入WTO后迅速增加，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外汇储备从两千亿美元，很快增加到三万亿美元，这就是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过去实行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下的开放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政策。按道理，我们应该继续按照这样一个思路走下去，但是，近年来，因为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也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战略也要发生战略转型。

中国的崛起，使西方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日益不安。以前G7主宰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规则、政策，这和战后所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一系列规则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规则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推动了战后70多年全球经济的发展。

我不认为战后的那些规则都是不合理的。在那个时代，这些规则维护了全球的秩序和规律。当时的中国还比较贫弱，我们一开始是接受并遵守了这些规则。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2010年跨越了第三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接近美国经济规模的2/3，于是G7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感到不安。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如果达到美国经济的60%，就一定会被美国打压，因为美国觉得已经不能控制局面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9年期间，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地成长，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到2019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经济规模的2/3，美国自然会感到更加不安。

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

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过去之所以长时间贫落，一方面是受到思想的束缚，中国人的精神枷锁在过去特别重，说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非常小心。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个国家不可能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长期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两个原因严重束缚了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解开了中国人的精神枷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作了一个划时代的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就是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没有精神枷锁，可以无限地创造，无限地追求，无限地想象，这样的国家肯定能发展起来。

美国看到中国的发展后无法再容忍中国继续向前走，于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催生了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不是贸易问题，而是守城大国对新起大国的战略遏制。这种遏制战略几乎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脱钩。我们希望和美国成为朋友，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美国妒忌的怒火已经是达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他要动用全世界的力量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作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实上，中美彻底脱钩很难。与美国脱钩不是我们的本意。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趋势，经济活动的效率性是要基于专业分工的比较优势，这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理论基础。有些产品可能短期内我们生产过于昂贵，于是我们就会去购买相对便宜又优良的产品，比如芯片，但这并不是说中国造不出芯片，而是因为商业成本太高。分工、成本和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

我始终认为，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经济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分工、交易、比较利益、互赢，不求人的自然经济思想，违背了分工交换的原则。如果每个国家都这么做，人类社会的冲突就会出现。经济向着相互分工和合作共赢的方向去发展，才符合文明社会前行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崛起确实带来了外部世界的非理性反应，正如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崛起也引起欧洲传统强国的不满一样。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相对来说是一个顺利的转换。我无意说中国在短时间内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我们要看到自己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当我们成为全球有影响的国家之后，应该通过理性的声音告诉世界，中国的未来目标是什么。我不喜欢在国际交往中咄咄逼人的姿态，这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至少目前还不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全球规则修订的参与者，目前还难以成为全球规则修订的领导者。我们应该去反映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新型国家对某些规则、政策修改的诉求。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去领导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态环境恶劣、贫富差距大、医疗卫生脆弱、教育还不发达等，发展仍然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需要改善，教育要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协调，生存的自然环境要改善，外面的事情无暇多顾。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达的是，我们正着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可以参与并提供一些建议，以此来消除他们的不安。

我是一位经济学者，金融学的教授，同时，担任教育部的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主任。我经常到美国去访问，和美国的智库对话。通过对话和了解，才知道理性的对话多么重要，咄咄逼人只会对国际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基于环境的变化，一个时期以来，逆全球化的浪潮以及民粹主义思想盛行。在国际社会，如若民粹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民意是很棘手的，也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是最提倡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因为，我们认为，这符合比较利益原则，对全球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一些国家开始出现闭关锁国的倾向，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冠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国际经济关系和规则的重大变化。似乎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基本生活物资突然短缺。过去依靠国际贸易去解决口罩的供应并不是问题，但是新冠疫情之后，没有口罩就如同失去了重要的防护屏障。这样一个小的产业在新冠疫情面前变得相当敏感。很多国家意识到，必须要构造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体系。

特朗普总统作为一个商人，从一开始就说制造业要回流美国，同时也希望国际资本进入到美国。这两个重要的举措说明他想完善美国的产业链，希望美国经济自己能运转起来，国际贸易只是一个补充。美国经济过去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当国际经济关系处在严重不确定的时候，他也缺乏安全感。

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发展战略

一

中国过去的国际大循环现在遇到严重的挑战，双循环战略考虑了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后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转型。按照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是时候注重激发内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了。过去，因为我们太贫穷，我们需要出口创汇，所以，我们把稀缺的资源出口创汇，通过外汇购买我们特别需要的产品和技术。今天，外部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变化，驱使我们提高国内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的作用：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贸易。

现在，国际贸易规模占中国GDP约在35%左右。中国过去是一个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是难以通过外部需求让他持续成为发达国家的。要成为经济上的强国，一定要扩大内部市场，内部需求是主导力量，外部需求是导向性力量，是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来源。这种模式非常清晰。封闭不能成就伟大的国家，只靠外部需求也难以持续成为发达国家。这两种逻辑要同时思考。

双循环发展最重要的节点是什么？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去打通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良性互通是一个关键。它们中间有很多有机的联系，内循环不能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没有有效的外循环，内循环是难以良性循环的。

首先，要重点思考如何培育国内市场，如何扎实做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涉及到外部世界的市场仍是中国经济要着力考虑的事情。从内循环到外循环，有一个转换连接的机制。

第二，要研究内循环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现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就业受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不高，6亿人口每人每月1000元收入，这是一个基本国情。

我们并不是富裕国家，虽然中国进入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很大，这种基本国情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战略转型。我们要着力于培育国内市场，6亿人原来的1000元收入要逐步提高，使居民收入倍增，上升到2000元，3000元，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循环才能活起来。所以，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转型，我们至少要让6亿人的收入提高。只有通过发展经济，通过改变我们收入分配的体制，才能提升基础部分的收入。

第三，要着力提升经济的创新能力。创新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和源泉。如果仍然走依靠人口红利和耗竭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内循环就只能是一个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不断升级的内循环，靠的是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理论创新，其中科技创新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走科技引领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化和科技引领是双循环模式的灵魂。

以上三个节点，在战略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要。

双循环模式，需要警惕三种现象

一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现象，就是容易走极端。中国经济才刚刚好一点，才刚刚吃饱饭，就有人说民营经济可以退出历史舞台，试图回到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实际上这些人已经忘记了过去贫困和苦难的原因，以为小康社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制度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市场化，是因为我们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是因为思想解放，才有了巨大勇气去创新，中国经济才有今天。因为我们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尊重了市场的规则，中国经济才发展起来了。我们不能因为稍微富裕一点就忘掉了过去贫困的原因。

贫穷、落后的原因来自于思想的僵化和束缚。思想一旦僵化，贫困会很快到来，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花了40年时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小康的社会，多么地不容易。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艰难上坡的阶段。稍不用劲，后退的速度将比前进的速度快的多。

所以，第一，我们要警惕的现象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党的18届三中全会，总书记十九大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布的两个重要文件，就是在强调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的理念，千万不要以为有形的手的作用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实际上只要让无形的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尊重经济学的常识，中国就一定成为发达国家，就如同我们过去由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小康社会一样，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市场。有形的手可以起到校正的作用，我们可以优化政府的作用，但不能放大它的作用。我非常警惕这样一种思想的回潮。

第二点需要警惕的是，有些人正在试图降低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低估开放对未来中国发展所具有的深远影响。虽然闭关锁国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防止这种倾向。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未来之希望。所以，在双循环战略中，我们必须警惕这种轻视外部世界的作用以及轻视开放对未来中国深刻影响的思潮。

一些外国朋友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中国是如何通过短短40年两代人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解决了中国社会几百年来面临的饥饿和贫困难题。从经济层面上看，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解放；二是市场化机制。前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永续动力，后者为经济的有效活动提供竞争的平台。

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主要来源于竞争和激励。我们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也一定不要否定激励机制的作用。在现阶段，我们还是要关注经济活力和效率。活力来自于竞争，效率来自于激励。竞争和激励是中国经济取得今天成就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有竞争才有压力，有激励才会有追求，才会往前走。如果只有风险，没有激励，人们是不会去做任何事情的，至少绝大多数人不会积极主动地做。重视激励机制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不能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试图自己生产自己消化，不是一个正确思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各种分工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比如在西南有成渝经济圈，在南方有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有长三角经济圈、北部有京津冀发展圈等。这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些案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地方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基于整体战略的产业分布。

所以，我们需要警惕这三种现象或思潮：一是追求自然经济模式；二是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三是轻视开放对未来中国的战略作用。

金融与科技

一

“未来银行”作为今天论坛的主题非常好。作为金融学教授，在这方面，我作过一些研究。

中国金融的变革受三种力量的牵引：第一种力量是市场化，这也是基础性的力量，是中国金融结构变革的第一推动力。金融市场化的基础是金融脱媒。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1万美元、14亿人口的大国，对金融的需求空前迫切，金融的需求如今已变得更加多样化，所以，金融业态也必须是多样化的，以此满足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中国金融的市场化进程正在明显加快。在现代金融中，无论是融资还是投资都是基于市场平台而展开，这是一种基本的趋势，这对银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金融脱媒的价值，理解金融脱媒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资金、资本会走向市场，所以，我们必须适应它，必须顺应趋势，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中国金融结构。

第二种力量是科技的力量，这也是颠覆性的和重构的力量。虽然科技金融或金融科技不能带来新的金融功能的产生，但是将大幅度提高金融功能的效率。科技金融最核心的作用是能够跨越时空限制，所以科技能够对金融产生重构的作用，对银行的影响尤为明显。

金融脱媒的力量催生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展是金融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必然进程。

其次，相较于对金融其他业态的较小影响，科技对银行业态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服务模式的改变、理念的转化、风险评价的升级，以及风险甄别机制的改善上。科技会跨越传统银行对上述一系列元素的评价。不要因为现在互联网金融的一些业态存在一些问题就否认科技对金融的巨大作用。

近年被认为是糟粕的互联网金融中的P2P，其实本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出现，主要在于两大约束：一是，数据平台不够大，没有足够大的数据平台，P2P就无法甄别客户的信用，风险定价也就无法完成，从而导致整个P2P行业的金融链条的断裂。风险和定价天生就是一体的，价格是风险的函数。因此，如果有足够大的大数据平台，互联网金融的P2P是难以生存下来的。二是，从业者怀着一种冒险和暴利的心态。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是微利的，它的利润比传统金融机构的利润要低。

互联网金融中多数业态都带有普惠性质，它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有些P2P平台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科技金融或金融科技本身有问题。科技对银行的变革很重要，银行面临着来自于脱媒的巨大压力，科技金融为银行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去再造业态。

第三，国际化的牵引。开放对中国金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如果说过去40年的开放让中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那么未来金融的开放，也会为中国金融乃至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将使中国金融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也会让人民币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员。

中国金融的变革不外乎这三种力量及其交织的作用，就看我们如何去把握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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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