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 全球经济复苏不会很强劲

10月23日至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席并发表演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全球经济复苏不会很强劲，我们不知道经济衰退会伴随我们多久。我们不知道各国将作出多大的努力，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不知道经济衰退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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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

很高兴能在这里和你们谈话。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谈谈全球经济要如何从疫情中复苏。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从深度上来看超过了大衰退时期，从速度来看比大萧条时期更糟糕，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场大流行会持续多久。

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全球经济复苏不会很强劲，我们不知道经济衰退会伴随我们多久。我们不知道各国将作出多大的努力，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不知道经济衰退的深度。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除非各地都有复苏，否则全球就不会出现强有力的复苏。中国在2008-2009年危机后的复苏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增长有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反过来，这又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

这一次，中国再次引领世界和经济复苏。但它这次的增长要平缓得多，不及2008-2009年危机后的增长幅度。因此，我们更要竭力确保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尽可能强劲的复苏。我想重点谈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复苏情况。这些国家受到的打击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衰退的程度比他们想象的要深，他们把这个数字下调到了-5.7%。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地区都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增长。那么，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复苏呢？

第一个问题是特别提款权（SDR）。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的一种形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没有能力借贷或增加开支，而发达国家可以。美国的赤字已经远远超过了GDP的15%，刺激计划本身就是3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也已经扩大了3万亿美元的规模。

欧洲的情况也类似，虽然没有那么大规模，但是政策上的反应也非常强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虽然很多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却没有经济能力来应对。而这正是特别提款权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提议发行50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但不幸的是，美国和印度没有支持这一倡议，其理由完全讲不通。

我希望随着这种大流行病的持续发展，人们能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不仅在大流行本身层面，而且要考虑经济后果，全世界将团结一致，支持大量发行特别提款权。当然，在此之上，我们还需要确保那些不需要特别提款权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能够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捐赠或借出其资金，即特别提款权，以帮助那些亟需帮助的国家。

有几个国家已经承诺将他们的特别提款权投入信托基金。我希望中国也能加入。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债务问题。不是很久以前，国际社会就发起了重债穷国倡议和其他债务减免倡议，免除了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债务。但不久之后这些国家就又开始负债，在某些情况下，债务被强加给他们，超出了他们的偿还能力。

这种不稳定状态，是没有做好风险分析的后果。六年多来，我一直在担心这种不断增长的债务，担心如果遭遇负面事件，这些国家将陷入困境。这种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件现在已经发生了。这场大流行病显然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这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将无力偿还欠款。对此，二十国集团的最初反应是推迟偿还期。而推迟只是意味着债务的累积。如果大流行只持续6周或10周，如人们最初所希望的那样，那么推迟偿还可能已经足够了。但很显然，这场大流行病还将伴随我们一段时间。而这意味着许多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推迟偿还，而是债务重组。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多个问题。要想进行有效的债务重组，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协调一致，不能是有一方说我放弃我的债权而其他人可以得到更多。这就是债权人之间的问题。而债权人是多种多样的，现在的世界与40年前拉丁美洲发生债务危机时完全不同，那时只涉及数家大银行。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官方债权人、多边债权人和私人债权人。

不幸的是，在这个关头他们并没有合作，这种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或至少是部分导致了债务问题的长期化和困难化。这样的结果是，痛苦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远远大于应有的程度。实际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会双输。在这次危机中，不仅是一个国家有问题，而是很多国家都有可能出问题，这将损害全球的复苏。

所以处理这次的债务危机问题明显更加复杂，也更加重要。如果不解决这个债务危机，不仅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还会造成政治和社会后果，如人群迁移、社会紧张、政治不稳定，这对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利。因此我认为，解决这场债务危机真的很重要。

在2008-2009年的危机之后，联合国大会主席请我主持一个委员会，就国际金融和经济架构的改革方向提出建议。我们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建立一个国际破产法院，一个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的框架。根据我们的建议，大会以压倒性的优势原则上核准了建立这样一个主权债务重组机制。

在2014年，再到2015年，联合国大会以更加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系列的原则性决议，只有约6个国家投了反对票。但不幸的是，反对的国家包括几个主要债权国。其结果是，这种框架没有建立起来，而现在我们将付出代价。在此关头，这件事应该成为议程上最重要的事项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到建立一个主权债务问题处理框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立即开始构建这种主权债务重组机制。

有趣的是，就在最近，《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支持这一举措。然而，这并不足以解决眼前的问题，而这件事非做不可。我们一度希望，集体行动条款就已经足够，但事实证明，面对这些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的国家，这些条款是有问题的而且是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立即债务危机采取行动。这时，所有债权人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不能纳入所有债权人，债务重组就不会成功。此外，除非债务重组的深度足以确保剩余的债务是可持续的，我们很快就会面对另一场债务危机。好消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的案例中起了带头作用，为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并成为了积极的合作伙伴。它已经意识到，紧缩政策不会使经济恢复增长。而在大流行病时期实行紧缩政策，将意味着更多的人将死去。国际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变化是引人注目的，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信号。

然而另一方面，私人债权人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合作。他们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没有流行病。他们认为石头中可以榨出水来。即使是延缓非洲债务的非常有限的举措他们也不愿意去做。所以我认为，全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债权国，必须合作起来，向私营部门施加压力以推进债务豁免和债务重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援引不可抗力和必要性等长期以来适用的法律原则，以其为基础进行债务重组和债务豁免。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体现为债权人的多重性，还体现为缺乏透明度，即不清楚债务人欠了多少钱。部分原因在于，有些债务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所欠的贷款。贷款可能来自私人机构、国家机构或政府。

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透明度不高，这一点很不幸。没有了透明度，我们就不知道有多少债务需要重组。我们必须将所有主要的私人债务纳入分析范围。因为不幸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债务很容易从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到公共资产负债表上。在经济危机中，我们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当然应该援引有限责任。

而这就意味着当有限责任企业无法支付时，债权人应承担后果。我们不应该允许债务从私人负债转变为公共债务。目前，我们还没有那种正规的破产法庭，用来提供适当的债务解决方案，但我们有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必须更具包容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债权人之一，必须积极参与债务重组进程。

下面我想谈最后一个与全球复苏有关的问题。我刚才提到，在全球经济从2008-2009年危机中复苏的过程中，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提到，这次中国的增长比那时要平缓得多。而与此同时，经济下滑的情况也更加严重。在2008-2009年危机之前，关于全球不平衡的讨论很多，即贸易盈余削弱了全球总需求，从而使全球经济更加疲弱。

现在，贸易顺差的全球影响，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甚至比正常情况下还要糟糕。因此，所有正在复苏中的国家必须限制其贸易顺差的规模，以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引擎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能迅速从这场大流行病中恢复过来，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健康。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快从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强有力的全球经济复苏，那么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王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