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增长显著慢于疫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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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最新演讲：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增长显著慢于疫情前，财政政策可发挥更积极支持作用
“迄今为止，我们在疫情恢复以后的经济数据之中看到的是，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平均恢复得更快。”
“在疫情爆发之前，平均来讲，农村居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比城镇居民大约要快1.5个百分点，或者略多一些，这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更快，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疫情爆发以后，差距迅速收窄到0左右。”
“到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豪华轿车的增速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相对而言，普通轿车的恢复速度要更慢。如果我们计算豪华轿车跟普通轿车增速的差，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在疫情之前，豪华轿车比普通轿车的速度要略快一些，但是在疫情之后，豪华轿车的恢复速度比疫情之前要快得多。”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强有力的恢复，在出口、投资和工业生产，包括房地产等一系列重要领域，经济活动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经济活动的恢复相对更慢，并且非常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突出的表现为，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显著慢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财富和资产早已经恢复到并且显著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
以上，是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周末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分享的最新精彩观点。
高善文结合对三个数据变化的观察，认为疫情后，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显著慢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和资产早已经恢复到并且显著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因此财政政策应该结构性地针对特定群体、特定行业采取支持措施。
聪明投资者整理了高善文演讲全文，分享给大家。
财政、货币政策仍在产生积极支持作用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交流，就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做一点讨论。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首先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危机，接下来才是一次经济危机。
所以对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的应对，首先是一场公共政策层面上，政府的大规模动员和应对，在比较次要的层面上，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应对。
从中国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在控制和克服这场公共政策危机层面上，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措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取得了相对比较彻底的效果。
相对其他大多数国家而言，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疫情后续爆发，它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非常小，这一点使得中国的经济恢复的路径，以及我们所讨论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存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差异。
在这样的背景下，毫无疑问，特别是在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做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回应。
这种强有力的回应，对于稳定金融市场、保持信贷的正常流动、保持基本的民生、保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保证全社会正常工作都发挥了非常基础可靠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作为经历者，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后续的经济恢复过程之中，迄今为止，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在继续产生着比较积极的支持性作用。
疫情之后
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增长恢复得更快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对数据变化的三个观察，来讨论一下，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
首先，根据入户调查数据，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情况。
在这张图上，上边的蓝线是基于户调数据，在相对略长一点时间序列上，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情况，下边的红线是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户调情况。
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平均来讲，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大约要快两个百分点，就是它的差，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要更快，这一差大约是在两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来看看差的变化，在疫情爆发之前，这个差一般都稳定在两个百分点左右，疫情爆发以后，这个差从两个百分点左右迅速下降到负的两个百分点，再回弹到0左右的水平。
迄今为止，我们在疫情恢复以后的经济数据之中看到的是，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平均恢复得更快。
再来看一下农村和城镇的社会消费品增长情况。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类似的，在疫情爆发之前，平均来讲，农村居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比城镇居民大约要快1.5个百分点，或者略多一些，这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更快，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疫情爆发以后，差距迅速收窄到0左右。在正常的条件下，农村居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增长率本来要快它1.5~2个百分点，但是疫情爆发以后，这一差距基本上收窄到了0左右。
普通轿车恢复速度更慢
七八月豪华轿车增速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再看第三个重要的领域——汽车的消费。
从我们相关的角度来讲，我们把中国汽车分成豪华车、中型轿车、经济型轿车。
所谓的豪华轿车，在这里是这个单车价格在30万以上的轿车。在汽车销售的恢复过程之中，由红线所代表的豪华轿车的销售恢复速度要快得多。
到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豪华轿车的增速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相对而言，普通轿车的恢复速度要更慢。如果我们计算豪华轿车跟普通轿车增速的差，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在疫情之前，豪华轿车比普通轿车的速度要略快一些，但是在疫情之后，豪华轿车的恢复速度比疫情之前要快得多。
中高收入群体的财富较疫情前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财政政策可针对特定群体采取支持措施
我们用这些数据合并想说明的一个结果是，尽管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之中，由于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一系列原因，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强有力的恢复，在出口、投资和工业生产，包括房地产等一系列重要领域，经济活动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经济活动的恢复相对更慢，并且非常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突出的表现为，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显著慢于疫情之前的水平。
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财富和资产早已经恢复到并且显著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
在这一力量的支持下，不仅是经济的投资活动，包括高收入人群相关的消费活动，也呈现了超过疫情之前的、更强劲的恢复。
由此，我们回到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的问题。
面对疫情的冲击，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宽松，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在稳定了金融市场、保证了信贷正常流动的同时，也明显地推升了资产价格，推升了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推升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
而大量的资产主要是由中高收入群体所持有的，因此在疫情演化的过程之中，由于这样的原因，中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相对疫情之前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这种上升当然有助于经济活动的恢复，有助于他们消费的恢复，有助于他们相关的实体经济投资活动的恢复。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实际上是难以受益于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市场上涨。
由于疫情本身的原因，对经济活动的冲击相对集中在少数领域，比如说集中在服务业、航空、旅游、餐饮、线下零售等等领域，而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相对比较集中地在这一领域就业，所以他们的生活状况、收入和消费受到了更严重的冲击，从而妨碍了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恢复。
而财政政策在这个层面上，本来应该结构性地针对特定群体、针对特定行业，有更针对性的、可逆的、相对更强有力的支持措施，或者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对这些群体提供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而迄今为止，在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之中，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一定的漏洞或者瑕疵，而这一瑕疵可能在社会公平的层面上有一些问题，也妨碍了经济更有效率和更可维持的自我恢复。
我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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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