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迈：儿童贫困、社会公平与社会行动

来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20年10月，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受邀在会上发言。

本文是卢迈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发展”，在发展的问题里，社会公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200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撰写《中国发展报告2005》，报告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当时拟定的主题是“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浙江大学教授李实是当时的主笔人之一。

这份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公平的状况，不仅讨论了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也从多个维度，多个社会群体对社会不公平进行了分析。在那之后，基金会的《中国发展报告》系列相继研究了反贫困、城市化、农村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资源环境、老龄化等等议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逐渐摸索出一个道理：要做好政策研究除了分析、了解之外，还要参与到发展改革的实践中去。

对中国发展艰巨性仍需有清晰的认识

中国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脱贫攻坚，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减贫是有突出贡献的。

“三大攻坚战”取得了伟大成就，举世瞩目。站在2020年的时点上回顾我们取得的成绩，确实可以感到自豪。

但在今天，当中国经济总量上已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上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大概相当于OECD主要国家的8%-12%。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人均收入、人均GDP方面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呢？

刘遵义教授在他的书《天塌不下来》中做了推算，认为大概本世纪末才能达到。

所以说，我们对于中国发展进程的艰巨性还是要有清晰的认识。

李实教授的团队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有7.1亿，全国人口中有一半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就是3.6万到4万，这个水平并不高。

所以在这个时点，我们可以为脱贫攻进取得的成绩高兴和振奋，但也必须要更清醒地看到，前面的路还很长。

这只是反映收入层面的差距，但实际上它是和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受教育年限对人的能力、收入是有直接影响的。

这些年，尤其是高校扩招以后，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又进一步提升，但是整体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仍有差距。

美国25岁以上人口达到至少本科水平的比例是36%。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来看，大概到2090年，中国具有普通本科及以上的人口占2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才可以达到美国现在这个水平；如果把大专算在里面，大概到2050年左右才可以达到。

所以，在教育方面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促进社会公平，从儿童发展入手

促进社会公平有很多方式，其中，从儿童发展入手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从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开始就做了很多方面的尝试，也有很好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大力提倡进行早期人力资本投资，认为早期的“预分配”策略比后期的弥补和再分配策略更符合成本效益。能力产生能力，越早投入干预，产生的能力越能延续。

因此，由儿童早期做起、帮助孩子发展的话，就不仅是从收入的角度，要从更多的维度来看待儿童贫困的这个问题。要看儿童有没有条件能够接受早期养育和学前教育，儿童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如何。

中国对儿童早期发展问题非常重视。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2014年国家制订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以下称《规划》）。

《规划》指出儿童关系到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4000万儿童，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规划》中提到的的目标是要使贫困地区的儿童“整体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水平”，这个目标是让人感到鼓舞的。

六年过去，《规划》的落实情况怎么样了呢？

2020年6月1号，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和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同志商定，双方要联合对《规划》实施的情况、对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水平开展调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妇联下属的中国儿童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历时34天，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15个省的20个贫困县，并选择了全国妇联的4个项目县和基金会的5个项目县一起做分析，一共覆盖了接近80个村，近1万名0到6岁的儿童。

我们选用了几种调查工具，来保证调研的科学性。

我们使用了县级、村级、家庭问卷、东南大学研发的儿童发展筛选小程序，也做了儿童的体格测量。另外我们在3个项目试点县做了儿童神经心理行为检查量表（儿心量表），这是目前国内的比较先进的儿童早期发展测量工具。

我们正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但是根据现有数据，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发现。

第一个发现，儿童的生存权利得到了保障。

判断儿童生存权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婴儿死亡率，这个指标集中体现了医疗水平、儿童照护、免疫等等方面的水平。

201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5.6，和印度、美国等国相比，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好，并且在近几年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此前是在千分之4的水平上下波动，2019年是千分之5.79。

抽样的29个县中，有四个县的情况不是很好，婴儿死亡率还很高，分别分布在青海、四川和贵州。其中，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青海的尖扎县，是千分之12.63，这个跟牧区的早期营养、照护状况较差是有关系的。

但是整体上看，有很多贫困县已经接近于城市或者好于城市了。这个指标集中反映了农村医疗水平、住院分娩和母婴保健、农民生活的改善。从数字中不难看出，我国儿童的生存权已得到保障。

第二，儿童早期发展状况得到改善。

根据首都儿研所在松桃、古丈、华池针对1502名0-6岁儿童使用儿心量表所做筛查结果，在华池、松桃、古丈三个县，总发育商低于70分的占6.3%（满分130分），比城市略高；疑似孤独症占0.6%，低于目前国际公认的发病率1%的水平。

从保证儿童生存和基本发展权利的角度看，目前这几个县的儿童发育水平是合格的。

第三，村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脱贫攻坚在很多地区带来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农村道路、通讯和网络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网络普及率超过90%。农村再也不是垃圾遍地、污水乱流。

现在水污染的改善、空气污染的改善等环境的优化对于农村儿童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城乡差距拉大

贫困地区儿童发展仍需干预

这张照片是我在湖南古丈做调查的时候拍的，体验了一下背孩子，前面抱着一个，后面背着一个。

虽然从整体上农村儿童发展有了进步，但这次调研的几组数据也依然令人忧心。

主要反映出来的是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水平与城市仍然有比较大差距，尤其是在生长发育层面，在一些地区发展滞后的数值是城市的2倍到3倍。

比如，按照早期发展的各项能力，社会情绪、认知、精细动作、粗大动作和语言几个方面综合评价，有60%的调研地区孩子至少有一项指标没有达到城市儿童最低10%的发展水平。尤其社会情绪、认知方面的发展让人比较担心。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不利的家庭环境，包括可能的遗传因素，比如父母有生理或心理的疾病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贫困地区儿童家庭的环境情况，留守、单亲、父母教育水平低、看护人精神疾病、冷漠忽视、家庭暴力、父母酗酒、家庭氛围和环境差．．．．．．这些都是我们实地考察中看到的现象。

比如说，有的孩子非常怕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看到陌生人就要扑倒奶奶的怀里；云南寻甸小小的孩子背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四川雷波，孩子在11月天气很冷的时候还穿着绸裙子。

城市和农村儿童差距不断拉大，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儿童身处的不利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深度贫困、人口流失、离异、毒品问题等等。

中国的社会现状是，乡镇的人想着要到城市生活，村里住的人有办法都要到县城买房。

所以，谁留在了村里？只有那些能力弱、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

对儿童来说，生活环境和基因共同作用，决定了他们大脑的发展。

美国做过一项关于毒性压力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这种压力在正常水平，孩子大脑的发育、神经元的连接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在生命早期受到多种有害压力的持续作用，神经元的连接会变少，变稀疏，对儿童后期的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外部环境对孩子大脑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基金会同事在华池做了入户的研究，观察一些困难家庭的养育行为，一个观察指标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交流和对话。

我们在很多家庭中发现，家长和孩子在一个小时中只说了几个词，其中大部分词都是否定的，比如“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此外就是吼。通过进一步观察，并把观察所得和调研的一些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发现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早期发育会有问题。

我曾探访过一个家庭，他们家的双胞胎6岁了，连续说话不超过3个字，无法用完整的句子来表达。

忽视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后果不容小觑。

第一，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状况，对长期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消极影响。

第二，对老龄化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

现在一个老人靠一到两个人养，在大城市比例更高，未来还会提高。儿童没有培养好，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第三，对社会安定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对国家财政造成负担。

基金会做了一个分析，2019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来自转移净收入（主要是政府转移支付，如养老、救济、医疗报销、各种补贴收入等）的占比是20.59%，而2008年只是6.79%。这一方面说明脱贫攻坚确实是实打实的投入，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明显提高，是社会进步。

但是湖北有一个县，转移净收入已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如果指望全国农村居民都以这个水平靠财政转移收入，就会给财政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不可持续。

如果光靠再分配来解决收入公平问题，那是国家难以维系的。道理很简单，6亿农村居民不可能光靠财政转移实现收入公平。

解决方案：学前进村，早教入户

说完坏消息，大家肯定会问：有办法解决吗？

我认为从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入手实施干预，弥补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不足，是简单可行的办法。

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前进村、早教入户。

基金会实行的两个项目：“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就是分别针对0-3和3-6岁两个年龄阶段并且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儿童的。

第一，在村里办幼儿园，让3-6岁家庭有困难的孩子在村子里接受学前教育。

“山村幼儿园”项目目前在全国11个省30个县实施，做法就是利用闲置公共场所，在当地招聘幼教志愿者，在村里开设幼儿园。

对于它的效果，基金会做过几项评估。

在瑞文智力测试成绩结果看，上过山村幼儿园的孩子相当于全国14-15岁人群智力的50%以上，就是说他们处于中等智力水平，没有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则处于中下智力水平。此外，从山村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在亲社会行为、心理弹性上都远好于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

第二，采用入户家访的办法，帮助农村0—3岁小孩的看护人提高婴幼儿照护能力。

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孩子在家里，60%是妈妈在带，其他则是爷爷奶奶等人带，他们中多数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最新的育儿理念和知识。因此，帮助他们提高养育能力就可以显著改善孩子的状况。

调研中遇到的困难家庭，图中男子为爷爷

在“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的项目中，我们的育婴辅导员每周入户一次，每次一小时，按照本土化的国际家访课程，根据孩子不同的月龄来做不同的游戏，发展语言、认知、互动能力。

项目本身不复杂。家访员是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但是县级层面有总督导，乡镇也有督导，每周会进行集体备课，有定期的线上线下的培训，我们也在线上做监测和评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对甘肃省华池县0-3岁入户早教的效果进行了科学的评估。根据赫克曼教授在2020年最新研究成果，接受家访干预的儿童中有84%表现好于对照组儿童。经过计算，入户家访对参与儿童的技能提高，将会增加这些参与者38%的大学入学率。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也要思考一下，贫困地区16万个行政村到底有没有做到90%以上的学前教育覆盖率，现场去看一下、统计一下就知道了。

基金会的主张是：学前要进村，早教要入户，补上农村学前教育的短板，填上早期养育的空白。

儿童早期是他们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推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具有紧迫性，因为每个孩子只有0-6岁这样一段脑神经发育的敏感期。

现在迫切需要社会行动，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呼吁。

研究者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研究可以把干预的必要性和结果说清楚、说透，让贫困地区儿童目前的状况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听见，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