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革军：我与《中国金融》——纪念《中国金融》创刊70周年

原标题：《中国金融》|魏革军：我与《中国金融》——纪念《中国金融》创刊70周年

作者：魏革军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中国金融》原主编（2009~2017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创刊于1950年10月的《中国金融》杂志已走过70个春秋。很高兴应编辑部之邀撰写此文。我与《中国金融》结缘已久，也在出版社工作多年，对这本杂志有很深的感情，以此抒怀，表达感悟，并对出版社表示诚挚祝贺和美好祝愿。

结缘《中国金融》

《中国金融》与新中国金融史携手同行，是一本有历史有积淀有影响的杂志。人民银行成立不久，就创办了这本杂志，主要是为了宣传国家金融方针政策、促进金融研究和工作交流。在发刊词中，清晰描述了杂志的定位。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公开发行的金融杂志，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接触到这本杂志已36年有余。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时，我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中国金融》。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拂，金融业按照小平同志“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要求陆续恢复重整，人民银行也逐步改变大一统局面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金融知识受到关注和追捧。但那时很多综合类大学还没有开设金融专业，甚至没有货币银行课程，对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金融也是新鲜事物。我看到这样一本专注于货币银行的杂志，觉得十分有趣，一捧起来就爱不释手。当时这本杂志内容丰富，有金融政策、金融理论，有实务与工作交流，还有中央银行基本知识，甚至还有金融系统人事任免的信息。一切看上去如此新奇，又如此陌生。学《资本论》等科目时，也接触到一些货币金融理论，但总感觉有些抽象，很难和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而这本杂志将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上天接地”，让人耳目一新，促使我一下子对金融产生了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是我最早的金融启蒙老师，也是我日后选择金融方向的重要因素。

从研究生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到人民银行工作后，对这本杂志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到总行后第一篇关于金融的文章就是在该刊发表的。后来到人民银行办公厅后，由于工作关系，与杂志的沟通与联系就更多了。作为人民银行主管的杂志，它一直坚守定位，与时俱进，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为中国金融事业发展鼓与呼，办刊质量也不断提高。它准确客观地记载了我国金融业许多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实践。在新闻信息处工作期间，也时常应约为杂志撰写一些评论文章，和编辑部相交甚厚。随着金融业和金融研究的发展，陆续诞生了多种金融杂志，也有更多的传统刊物涉足金融领域，但这本杂志一直保持其优势和特色，在金融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分量不可替代。

从2008年5月起，我到中国金融出版社工作，从旁观者、读者到一名工作者，之后成为《中国金融》杂志的主编。虽然对这份杂志并不陌生，但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之前很多主编都是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专家，他们十分专业和专注，为这本杂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和经验。作为承上启下的继任者，压力和挑战并存，主要是媒体竞争加剧，读者需求多元，加之文化体制改革等对办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改革商业模式和运作方式；同时，也很有信心。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化，为办好期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与出版社和编辑部同仁们一起，努力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促进出版社在改革中稳步发展。我们顺利完成了文化企业的改制工作，持续对刊物提质增效；不断完善选题动态策划制度和专家资源库建设；适应金融业结构性变化，深度挖掘金融信息资源，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依靠长期以来深耕金融沃土厚植的基础，出版社和杂志社实现了稳步发展，出版社持续被评为全国百强出版社，《中国金融》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期刊。

我们共同走过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我经常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是：应把《中国金融》办成什么样的刊物，坚持什么定位和办刊方向，怎样看待不同刊物之间的差异和竞争，如何适应金融业发展和读者的需求，如何实现刊物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统一，等等。这些问题看似宏观，却是办好刊物不能绕过也不能含糊的问题。

我长期订阅国内外一些知名报刊，从中也了解到不少有益的东西。但我们认为，《中国金融》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业或部门杂志，也不是新闻类的或纯学术的杂志，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金融专业性出版物。我们坚持政策导向、专业导向和实践导向，提供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促进学习交流借鉴。这是长期形成的传统和文化，是契合中国金融体系特点的，也是刊物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能“东施效颦”。事实上，所有的期刊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特点，而杂志的定位和风格一旦形成，不要轻易作出改变。办杂志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基础、背景和条件，就不能心猿意马、见异思迁，应保持定力和专注。对于这本具有中央银行背景的期刊而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办刊的基本理念，即不能脱离稳健、理性和平衡的文化基调，不能脱离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治属性、宏观属性和服务属性，不能脱离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体系的需要，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各部门和各界读者了解中国金融提供有公信力的平台和窗口。但并不是说要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相反，只有与时俱进，不断进取，提升质量，才能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文化需求。

《中国金融》有明确的定位和思想，概括起来，即权威性、思想性、实用性和前沿性。这“四性”是多年办刊思想与实践的提炼与总结，也是我们把握的原则和目标。作为权威期刊，应客观理性地诠释金融政策，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期刊的存在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自娱自乐，也不是单纯追求商业价值，而是通过有效沟通，为金融政策有效实施创造更好的环境。在策划和编采过程中，编辑部特别注重选取思想性强的文章，钟情于那些富有深度、善于从更长的历史维度观察问题的作品，从而为金融业发展带来更多理性思考。我们也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被各种现象所迷惑，相信坚守的价值和力量。同时，努力把握好趋向性的东西，充分挖掘那些符合新发展理念和结构性改革内在要求的内容。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有一些记忆难以忘怀。一是与著名经济金融学家的交流访谈。有很多老专家都是出版社、《中国金融》的作者和朋友，像黄达老师、刘鸿儒老师、王传纶老师、林继肯老师、周骏老师、洪葭管老师、曾康霖老师、张亦春老师、白钦先老师、吴念鲁老师等。这些老专家为人师表，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关心支持出版社发展。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能够深深体会到他们对杂志的认同和深情厚谊，他们的真知灼见成为出版社的智慧源泉。还有众多中青年金融专家，他们以新的知识结构丰富刊物内容、提升刊物质量，贡献了很多有思想的前沿文章。很多金融系统领导和高管，集政策水平、理论造诣与管理经验于一身，也是杂志重要的权威的信息来源。历任人民银行和其他监管部门的领导非常关心杂志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正是学界、管理层与金融部门的融合，才使期刊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事实上，有效利用机构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正是这本杂志最核心的竞争力。《中国金融》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优势。我们长期在金融系统深耕细作，了解和熟悉金融政策、金融改革和金融业历史沿革，在金融系统有广泛的基础；我们集聚了一大批专家和作者资源，很多金融学专家、泰斗以及金融部门负责人都是这本杂志的作者和朋友；我们始终保持理性和专业，内容为王，建立了广泛的公信力；我们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有较强的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

二是我们定期的动态选题策划与执行机制。这些年，《中国金融》十分注重专题策划，每逢重要的时间节点，都出专刊或特刊，记载中国金融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阐述重要金融政策和理论。平常，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难点热点问题也适时策划专题，开展多元探讨和深入思考。专题策划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可以为读者和金融部门提供一个更加立体的视角。通过这种形式，经常汇集业界和学界的专业人士，各抒己见，相互碰撞和吸纳，让问题和目标更加清晰。现在社会上围绕某个专题开展的研讨论坛很多，在杂志上开辟这样的栏目，类似于远程和线上交流，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问题更聚焦、研究更深入、交流更充分。

三是及时撰写评论。一个杂志围绕一些热点问题撰写评论，可以简明清晰地表达立场、观点，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刊物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许多著名刊物都有类似的传统。可以自己撰写，也可以请熟悉金融问题的人来写。我在出版社坚持写了近十年的卷首语，这既是杂志需要，也是个人偏好。现在看，有许多珍贵的记忆，这样的坚持也可以促使自己不断学习和思考。记得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后，我先后写了多期卷首评论，一些读者朋友专门来电鼓励交流，这对自己对工作都是很好的提升。

不会忘记与大家一起组织实施的一次次策划，一起访谈过的一位位专家大咖。在很多重大政策和改革出台的关键时点，《中国金融》都没有缺席。这一切串在一起，记载着金融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创造着期刊的历史与格调，我们也在这样的淬炼中不断成长。

期待明天更好

到地方工作后，我仍然关注出版社的发展，每当看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期刊便格外亲切，并为出版社的新变化而高兴。

文化体制改革后，出版社这几年经历了一些变化，越来越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越来越强调金融文化企业的社会价值。出版社工作很光荣但很不容易，要兼顾好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市场属性。出版社的价值不是单纯靠码洋收入来衡量的，但需要自负盈亏，要靠一本本书、一份份刊、一个个活动挣钱十分不易，相信每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同志都有切身感受。这些年，一些同志以为出版社的经费来自补贴和拨款，不用算经济账。其实不然，虽然出版社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央对文化产业的要求。这些年，出版社不贪大求洋、盲目跟风，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效果是好的。但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以及纸媒发展环境的变化，出版行业的竞争愈加激烈，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阅读习惯的变化，给办刊出书带来很大挑战，出版社发展面临着很多潜在矛盾和压力。一方面，需要出版社加强自身改革，改善运行机制，提高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得到人民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的理解和支持，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文化事业的发展。

离开出版社后，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出版社和杂志的发展，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大家交流一下。古人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感觉，今天的《中国金融》既要坚守定位，走好自己的路，也要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在深、专、实、新上下工夫。

往深处走。金融改革到今天，基本的金融理论知识已被人们所掌握，金融知识更加普及，金融从业人员素质今非昔比，需要了解一些深层次的内在的东西。这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研究和比较，站在更长远的历史维度和更博大的视野去观察分析。期刊要加强主题策划和挖掘作者资源，以凝聚更多有思想性的东西。现在国内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和业界精英，他们有国际视野，熟悉历史，了解政策和实际，是很好的潜在作者，都是杂志发展的资源。同时，要调动不同年龄、不同方面、不同结构的知识资源，更好为期刊发展服务。

往专处走。今天的金融越来越复杂，看一看金融管理部门政策的变化，看一看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架构和业务结构的变化，看一看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变化，就可以发现金融专业化程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办杂志务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甚至要走在各种变化的前面。作为专业杂志，倡导专业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人云亦云，讲究理性、逻辑、方法，由最专业的人以最专业的方式讲述专业的故事。“一行两会一局”，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机构，拥有雄厚的专家队伍，都是开发的对象。

往实处走。我到人民银行分行工作后，更加体会到金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把金融政策落实落细落地十分不易，这涉及金融自身能力建设、金融基础信息平台建设、不同政策的配合协同，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生态链的建设。把区域金融情况说清楚也不容易，要结合区域经济、政治、地理和文化。不能关起门来办杂志，要鼓励和引导编辑记者走出去，到基层一线去，到实际金融生活中去，到市场中去，挖掘和萃取鲜活的信息、选题，把丰富多样的实践概括反映出来。

往新处走。现在社会经济、内外环境变化很快，人们工作生活节奏也快，我们的期刊虽然讲求深度专业，但也兼具新闻特点，理应在新处做文章、下工夫。一要把握趋势。我们对金融业很熟悉，要发挥好这个优势，增加敏锐性，善于捕捉趋势性的东西。二要会抓热点。抓热点不是为了炒作，而是通过专业化分析解疑释惑，以更客观视角，引导理性观察，维护良好舆论氛围和金融秩序。三是讲新知识。杂志拥有众多的基层读者，应及时将一些新政策、新理论、新业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出来，便于大学学习了解。

历经70年风雨彩虹，跨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金融》始终与中国金融业在一起，一路坚守，一路前行。中国金融业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开放的原则稳步发展，相信刊物会更好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越办越好，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王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