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长寿时代与长寿经济

长寿时代与长寿经济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陈东升

当前，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也正在迎接一场基于人类本身的根本性变革，那就是长寿时代即将来临。长寿时代的到来，必然颠覆性的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应对这一系列的变化，迎接人类社会的终极挑战。而未来数字社会与长寿社会叠加，也为长寿经济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是人口老龄化后的一种常态。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统计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以上，则称为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则被认为进入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21%，则被称为深度老龄社会。但是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之后，人类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应当称之为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具有五个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寿命延长、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柱状结构、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四分之一。

现在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表明世界正在变老。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2.6岁，比1990年提升了8.4岁，预计2050年将提升至77.1岁。更为严峻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几乎都在经历生育率的下降。现在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每名妇女2.1个活产婴儿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将可能降至2.2的水平。这将导致未来全球人口规模的下降，更为关键的是，将带来人口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柱状的加速转变。

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两个因素带来寿命延长和人口结构的缓慢变化，推动人类社会向老龄化阶段迈进，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老龄化描述的是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后的一种人口现象，关注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其视角着眼于老龄人口本身及其产生的问题，偏向被动应对。

长寿时代是比老龄化更为全面和积极的概念，更多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到一定程度后人类社会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其带来的影响，启迪个人和社会立足全生命周期，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一变化。同时，长寿时代理论增加了对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迁长期趋势的预测，清晰界定了长寿时代所指的长期相对稳定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形态，涵盖了长寿、健康和财富等主题的内在关联，蕴含了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

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长寿时代也可能预示着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均衡阶段。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采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三次结构性变迁。每一次跃迁，人均预期寿命和总人口规模都形成一种均衡。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口规模和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长只是近1万年的事情，人口规模和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也就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到本世纪末的这300年。所以这300年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预计在2050年左右，最晚到本世纪末，人类社会将从现有的社会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均衡稳态，这就是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的挑战与机会

长寿时代最本质的挑战，就是百岁人生时代来临，人人带病长期生存。二战以后，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升，主要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保持每10年增长2~3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到2018年也已达77岁；预计2040年将达81.9岁。如不考虑生命科学的突破，按现有的趋势乐观估计，到本世纪末，人类社会就将迎来百岁人生的时代。

百岁人生必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健康损失的挑战，健康生命成为最大的追求也是最大的挑战，这必然给社会和个人支付带来压力。所以长寿时代就是健康时代、财富时代三位一体。

一方面，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带病生存的绝对时间也会增加。人类疾病类型也由急性传染病为主转变为慢性的非传染性疾病为主的流行病学转变。甚至癌症也成为慢性病。而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5倍。特别是老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必然带来社会医疗总费用的增加。在公共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个人需要增加财富总量和延长财富积累期限来储备养老和医疗资金，形成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财富时代随之而来。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等的影响。人是经济繁荣的基础。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人的创造和消费。长寿时代的到来，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带来根本影响。

首先是可用劳动力减少，将迫使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而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能会对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产生冲击。其次，人口结构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不利于资本积累。一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越高，意味着人口抚养比将会上升，导致抚养支出增加，可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相对较小。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提出人口老龄化使全球投资资源萎缩。再次，长寿时代也面临社会创新效率的挑战。劳动力老化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动力提升带来不利影响。此外，长寿时代劳动人口减少将延长人类的工作年限，年长者长期处于组织内重要位置会提高年轻人升迁难度，有可能限制创新才能和创新意愿的发展。最后，长寿时代的到来也可能加剧财富的不平等。随着寿命的延长，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财富不平等将加剧。而与收入不平等伴生的还有健康不平等问题，这可能会带来财富和健康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当然，技术进步能够有效缓解长寿时代劳动力下降带来的连锁反应。劳动力的下降会内生性地激发产业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当劳动力的缺口足够大时，资本可能变得比劳动力更便宜，通过资本转化的机器代替劳动力变得有利可图。

日本是一个长寿时代的活样本。长寿时代的到来给日本居民和社会都带来沉重压力。数据显示，日本老年抚养比已达45.2%，国民个税和社保负担率达43%，政府财政支出中医疗养老费用占比33.7%。这些都让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而随着“老龄少子化”现象加剧和医疗成本提升，老年贫困也加大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到长寿时代日本经济并没有停滞，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也为我国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方向。一是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刺激了技术替代，日本机器人和自动化等尖端技术高速发展。二是日本老年人更多通过医疗保健、护理等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明显看到，日本这些年高端制造、医疗健康、服务消费产业发展较快；而证券、银行、钢铁、有色金属、交通运输的股票在日本市场长期表现不佳。

中国也正在快速进入长寿时代。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是中国长寿时代的三大特征。中国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预计到2045年将超过25%，进入长寿时代。同时，中国拥有最大数量的老龄人口，预计到 2030年左右，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球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5%。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将面对“未富先老”的社会现象。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美元，而日、韩老龄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分别为3.1万美元（1992）、2.7万美元（2015）。有国外专家提出，中国未来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发的问题也更严重。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决策机构都应该引起高度警觉，都应该提前思考、布局以应对长寿时代的到来。

长寿时代呼唤长寿经济

长寿经济是老龄人口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带来的连锁反应的总和。发展长寿经济是应对长寿时代挑战的必然路径。

我们首先要进行一场观念上的革命，重新定义老年，重塑老年价值。当前看待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是建立在工业时代和工业社会的基础上。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力要素就是青壮年，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口将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社会财富的消耗者。有学者在这个观念下发展出“银发经济”概念，研究老年人在消费端对医疗保健、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促进和拉动。

老年消费是社会整体消费的重要部分，但是如果在长寿时代对老年人的定位只是“银发经济”强调的消费角色，那这部分消费对社会整体的投资和消费挤出效应更大，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夺年轻劳动力，引发人力资源的危机。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费加速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反过来，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又加剧老龄人口生活拮据的困难。

当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成为常态，必将带来劳动力、资本、科技等经济增长要素在时空维度的重组。应打破传统的学习、工作、退休的三段人生模式，重新规划全生命周期的学习、消费、储蓄与投资，发展真正适应长寿时代经济社会结构、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让老年人不但作为消费者，也担当起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在消费端和供给端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所以，发展长寿经济的本质是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历史上看，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红利。但当老龄化社会来临，针对新增劳动力人口规模下滑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变高，个体会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通过个人资产配置和延长劳动力供给年限等方式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

当全球步入长寿时代，需要创造以老龄人口为核心的第三次人口红利，推动长寿经济发展。一方面，针对老年人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大量新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资金，以直接、间接或者引导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缔造全新的长寿经济。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到2030年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口消费将占美国自2008年以来消费支出增长的50%，日本和德国的这一数字分别是67%和86%。

另一方面，长寿也将创造新的供给，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主持的美国老年学协会的《长寿经济学》课题提出，社会和经济应最大限度地利用长寿，消除年龄歧视，促进长寿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占总人口比重35%的50岁以上中老年创造了美国40%的GDP、44%的工作岗位和46%的薪金；从1996年到2018年，美国中老年人创立的公司占比从14.8%上升到25.8%。

而长寿时代与数字时代双重叠加，也为长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方面，数字时代可以为缓解长寿挑战提供助力。长寿挑战的核心是体力损失和智力损失，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来应对。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因年龄增加带来的体力损失，或者从根本上对初级劳动力进行替代；同时信息化和智能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智力损失的压力，强化智力要素供给。这都将对劳动力素质和年龄结构形成新的供给。比如宝马为了留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龄工人，通过改造生产线、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以便让其继续工作，其在德国丁戈林的一个大型新工厂完全由50岁及以上的工人运营。同时，宝马、奥迪、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均在创新实验可穿戴机器人——外骨骼，通过减轻关节负担并增强力量来提升老龄工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长寿经济与数字时代的结合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农业时代是以家庭为细胞，工业时代组织形式转变为以工厂和公司为核心，工厂和公司追求的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专业化分工。到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新的要素，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又将被解构，共享和生态成为新生产模式。同时数字化、智能化使得以人的需求为中心成为可能，这将改变现有的生产和消费逻辑。

数字时代也为长寿经济创造巨大的商业机会。这些商业机会可能会超越我们现有的认知和规范界限。包括创造新的消费，改造现有产业，甚至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现有的基础设施，使之更加适用长寿社会的需求。

当然，发展长寿经济也需要超越商业意义。老年人在传承文明、道德和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不能简单地用商业价值来评估，更为重要的是要促进他们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生命质量。

长寿经济的解决方案

长寿时代到来这一趋势不可阻挡，更不可逆转。长寿时代社会面临的健康养老供给与财富积累不足的挑战以及财富不平等和与之伴生的健康不平等，本质上是支付与服务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如何打造健康的长寿经济新模式，平稳转变社会生活新机制，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

首先是重塑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公平。政府一方面应建立相对完善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多种渠道化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制定政策激发长寿时代的经济活力：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数量；促进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财富积累；鼓励企业面向老龄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创新，允许更灵活的就业形式和用工形式。

其次，企业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和组织体系的创新，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甚至创造新需求增加社会总体财富。保险企业可以纵向整合老年生命产业链，将虚拟保险和实体医养相结合，打造“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创新商业模式，构建服务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为解决长寿时代的挑战提供相关方案。

长寿时代的泰康方案一是通过在全国布局高品质的泰康之家长寿社区和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完善长寿时代的健康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健康养老服务的供给。二是推出对接医养服务的保险产品幸福有约，吸引人们在年轻或更早时购买保险产品，通过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的投资充分释放复利效应，储备更多的资金提升未来健康养老的支付能力。第三，保险支付和实体医养服务结合形成的大健康闭环生态体系，可以从整体上降低交易和服务成本，提升长寿时代的健康养老效率。同时，人们将资金交由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进行长期投资，可以提升社会总体资本积累和资本效率，推动社会创新与财富创造。

最后，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也应充分认识到长寿时代到来的挑战，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一是加强健康管理，让生命质量得以有效延长；二是提前进行财务和养老金配置，为预期增加的寿命储备更多的资金维持财务稳定，满足养老和健康的支付；三是加强学习，通过新知识、新技能的获得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

长寿时代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应对长寿时代带来的挑战，如何让长寿时代不伴随贫困和疾病，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甚至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生死存亡的问题，需要全球携手，共同面对，共商对策。中国更是要早作准备，提前应对。

（作者系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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