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哲曾受邀出任深圳副市长，回复称“我要回家问问我妈”

我在深圳当市长

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分会

作者李子彬的身份背景非常特别，他是终身深圳市民，曾在1995-2000年期间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

在深圳的关键转型阶段任职5年半，他见证了深圳市政府“第二次创业”的重要历史。

书中不仅讲述了深圳城市发展的磨砺征程，展现出“刀口向内”的政府改革魄力，也首次披露了当年深圳救华为的往事，为选一个副市长惊动国务院高层的秘闻，告别荔枝节转战高交会的努力……

故事01| 深圳特区有多大？

1997年6月29日（注意时间点，7.1香港回归前），途径深圳的中央领导派秘书通知李子彬去领导房间汇报工作。

中央领导听完主要数据，做了概括——“三个特区加起来才等于半个深圳。”

1980年到1996年，深圳特区的国内、境外资金累计投资2800亿元，形成了城市的经济规模。

分析深圳为何发展这么快？李市长总结出四个原因。

一是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经济特区的产生；

二是市几届领导班子坚持把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三是得到了全国人才的支持；

四是得益于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扶持，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优势。

故事02 | 想找马明哲当副市长

1995年4月，深圳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

作为“班长”，李子彬市长要物色一位理想的副市长人选。当时还缺一位分管财政、税务、教育和联系金融机构工作的副市长。所以，他认为提名人选最好是金融界的行家、专家。如果找不到，宁愿空缺也不将就。

李子彬第一个想到的是时任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的马明哲。于是，他邀请马明哲到办公室来，告诉对方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为什么适合，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马明哲感受到了市领导的器重，但心里定不下如何选择，紧张得蓝衬衫后背都湿透了。

最后，李问是否同意担任这个职务。

马说：“我要回家问问我妈。”

第二天一早8点，马明哲就来到市长办公室，“我妈说，副市长的工作，各方面协调量很大，你嘴笨，干不了，你把平安保险公司干好，就很不错了。”

就这样，因为家人不同意，马明哲婉拒了这份工作。

故事03 | 任正非在纽约请我吃饭

华为，是深圳特区和中国通信领域的一颗明珠。

1999年，正当华为公司蒸蒸日上之际，所有客户却收到一份“华为拖欠工资，资不抵债”的诬告信，这使得华为几个月内没有订单。华为总裁任正非、副总裁孙亚芳写信给李子彬市长，请求给予帮助和支持。

为此，李子彬专程赴北京面见一位国务院领导，介绍了华为公司的情况。建议领导批示给国家审计署，牵头组织财政部、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等部门，共同组成联合审计组到华为进行审计。

市场只相信事情的真相，公布审计结果后，诬告信就会现出原形，华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国务院领导说，“子彬同志，为一家民营企业的困难找我的，你是第一个。”

李子彬从1994年到深圳任职，直到2005年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休，与任正非常在工作场合见面，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退休后，李子彬有一次在美国考察。酒店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竟是任正非。

“怎么是你？”

“我来请你吃饭。”

任正非说，华为的人懂得感恩。你现在退休了，我请你吃饭，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故事04 | 告别荔枝节，改办高交会

在那个年代，深圳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1998年，一次在外地的考察中，李子彬与市委书记吃早餐前聊起大连的国际服装节，很自然地说起了深圳的市节——荔枝节。

荔枝节办了10年，初衷是开展经贸和文化联谊活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企业的感情联络，对于招商引资、加强对外交流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现在规模越搞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效果却没有那么明显了。

“深圳能不能停办荔枝节，新办一个与高科技有关的节？”

就这样，聊天聊停了荔枝节。后来在各方支持下，决定筹办“中国高科技交易会”，简称高交会。

深圳如何办出水平和特色，官方在会后得出结论：

一是要让科研成果的供应方和需求方都参加，深圳当好“经纪人”；

二是把集中交易和网上交易结合起来，办成“永不落幕”的高交会；

三是把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与风险投资机制结合；

四是做好项目评估工作；

五是邀请港澳台科技界、企业界参加，打造成为海峡两岸高新技术成果交流、产业合作的盛会。

最终，首届高交会正式开幕，并见证了深圳创新的力量：大族激光获得1000万的订单，马化腾带着QQ前身OICQ拿到一笔关键投资220万美元，新加坡投资机构与中国科技开发院等投资2.5亿元建立医药科技发展公司……

朱镕基总理亲自“站台”高交会，亮明了“国家态度”，高交会从此一炮打响。

故事05 | 深创投，政府不塞项目不塞人

创业投资，是发展高新技术的推手。90年代，美国的纳斯达克风靡全球，而国内还没有诞生一支创投基金。

为了创立深创投，深圳市政府出资5亿元，从社会募资2亿元，还从上海挖到了申银万国证券前CEO阚治东。

解决了钱和人的问题，李子彬市长给深创投交代了一个经营方针：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

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政府不塞项目不塞人，让这个国有创投公司放开手脚，炼成“中国创投的领头羊”。

后来因为公司业绩好，领导班子和员工薪酬让一些人眼红。有人提议将“投资收益的8%奖励给公司全体员工”降为“5%”，理由是降低其他国企员工心理的不平衡。

深创投董事长坚决反对：

“定下的规矩说改就改，是不讲信用，会严重影响员工积极性。”

到了2014年，深创投已经是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因此成为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案例。

从2016年起，深创投实行新的薪酬体系，把投资净收益的10%奖励给全体员工。

故事06 | 深圳实践：金融棋活，全盘皆活

90年代初，小平同志说过，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深圳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间，金融业白手起家，杀出一条血路。

国家给予深圳经济特区在资金、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金融机构审批四个方面不少特殊金融政策。

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第一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第一家由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第一家证券公司等，有100多个金融领域的“全国第一”诞生在深圳。许多成功经验陆续向全国推广、普及。

深圳银行积极配合住房改革，大力推进住房商品化，适时推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中国平安等公司也成为一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金融业渗透到居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各个层面。

纵观世界历史，金融中心从来不是自封的，也不能靠行政手段规划而成，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具备相应的要素条件。

目前来看，深圳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雏形已现。未来一定会更好。

故事07 | 请求国家开一个特例：在深圳修地铁

1995年底，深圳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已经接近400万人。

深圳未雨绸缪，积极谋划应对全世界大城市的通病之一——交通堵塞问题。尽快修建地铁，是深圳的发展现实需要。

然而，当时国务院明确规定：只允许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建地铁。

于是，从1995年12月到1997年6月，李子彬曾先后向4位中央领导汇报深圳建设地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城市建设地铁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确实需要。二是该城市的财政状况好，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不向国家伸手要钱。

深圳人口近400万，到2000年预计会达到800-1000万人，确实需要地铁。另外，深圳的财政状况好，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高，有能力完全解决建设地铁的资金问题。所以请求国家能够开一个特例，允许深圳市建设地铁，希望国务院准予立项。”

最终，在几任市委、市政府领导努力和付出下，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深圳人终于乘坐上了自己城市里的地铁！

结语 | 深圳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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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