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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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一鸣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2021）上的发言

一、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发展面临很多新的变化。

一是沿海地区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沿海地区外贸出口受到较大冲击，一度出现较大幅度回落。从“十三五”时期看，沿海地区外贸增速有明显回落。沿海地区外贸大省比较集中，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需求萎缩和供应链调整的背景下，沿海地区外贸仍将面临挑战。过去沿海地区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随着内需和外需的此消彼长，再加上国内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更加匹配，沿海地区“以外促内”的功能将更多转向“内外互动”，利用沿海地区区位条件将国际循环和国内大循环更好衔接起来。

二是外需和内需市场相对关系变化使内陆地区位势上升。外需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内需市场份额相对提高，为内陆一些人口较多、市场规模较大的省份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去年，我们零售市场已逼近美国，大约差2000亿美元，今年很可能会超过美国。再加上“一带一路”建设的继续推进，正在改变内陆地区的区位条件。原来一些比较闭塞的内陆省份，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正在成为开放的前沿。与此同时，内陆一些要素匹配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比如，成都去年的经济总量约1.7万亿元，已超过很多沿海省会城市。

三是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在国内大循环的地位上升。“十三五”规划提出的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80%。近两年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同城化进程加快。比如广州和佛山，现在轻轨都完全连通了。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为优质生产要素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大大增强了城市群的网络效应，优化生产要素的流动、集聚和扩散方式，提高了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用百度数据可以看到城市网络体系的密度在增强，城市间关联效应也在增强。

四是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新科技革命的核心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和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使得经济活动全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区域竞争格局。区域差异将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创新密集型产业空间集聚度提高。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技要素、研发机构的要求较高，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中度，这也推动了高端要素向创新平台集聚。数字技术和智能机器人对程序性工作和中低端劳动力的替代，使得低技能低收入劳动力流动性减弱，而高技能高学历劳动力流动性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并在空间上形成更大规模集聚。

五是我国地区间差距可能呈现继续扩大态势。从区域加权变异系数看，2015年后地区间差异又出现扩大态势。这一轮区域差异扩大与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型产业集聚是有关联的，与原有的地区差距扩大机制有所不同。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在区域差异缩小后，由于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又重新呈现再扩大趋势，有人将之称为“双倒U”，就是地区差异缩小后可能还会再扩大。经合组织（OECD）一些国家，近年来地区差异同样也呈现扩大态势。我国南北经济分化和“南升北降”的态势趋于明显，是近年来地区差异扩大的重要形式，北方地区占全国经济份额从2008年的43.2%下降到2018年的38.5%。

二、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科学有效的区域政策可以改善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有重要意义。

第一，增强沿海地区外引内联的纽带作用。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是不可分割的。新形势下，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此消彼长，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地区既要继续发挥参与国际循环的引领作用，又要起到带动国内循环的作用，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更多战略性增长极。中西部一些要素匹配条件比较好的中心城市，有条件打造成为战略增长极。在加强国内大循环过程中，需要考虑选择一些产业基础较好、创新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平台或核心技术创新平台，培育更多战略性增长极。

第三，发挥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对双循环的枢纽和战略支点功能。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的枢纽，对提高经济循环效率至关重要。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来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功能，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第四，加快建设连接国内外市场的立体大新通道。“十四五”时期，沿长江的沿江高速铁路建设是一个东西向的战略性通道，正在建设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使西南地区以北部湾为出海口，形成新的南北向战略性通道。

第五，将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作为重要着力点。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区域差异重要因素。要通过政策工具推动先行地区与落后地区、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数字化领域合作，加强落后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培育，避免进一步出现“马太效应”。

第六，提高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要素向高回报、高效率地区流动并集聚，客观上会拉动地区差异。提高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区域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部先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扩大均等化公共服务覆盖范围。

第七，强化区域政策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内在一致性。区域政策多为差异化政策，对特定地区给予特定支持。在加强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要使区域政策更好体现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要求，有利于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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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