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的改变，我们这群人的改变
来源 ：回归未来工作室
Introduction：
“我为对抗疫情已经准备了十几年，因为我能未卜先知？当然不是。”
“12年后，再说说‘让灵魂跟上脚步’。”
“长远规划、步步为营、老谋深算，我统统没有。”
“人生就是这样，有心栽花，往往没结果，无心插柳，常常有惊喜。”
“我虽然没有明确规划，但无论外面怎么改变，有些底线一直非常清晰。”
“运动不只强身健体，还能塑造人的精神，拓宽生命的尺度，在跟命运的搏击中，制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人在濒死状态下，身体会做出哪些应激反应？这样的测试我做过几次。”
“过去很多老人，会给自己准备好棺木放家里，今天谁会提前给自己买骨灰盒？例子也许极端，背后是把‘死亡’当成了意外。”
“睡前听段莫扎特弥撒曲，你会非常宁静，但追悼会上播放的哀乐，你会没事在家放一段吗？”
“人生就是这样，你很执着的事情，往往没有结果，无心插柳的事，经常创造惊喜。”
11月22日，王石携《我的改变》一书，在上海图书馆和读者见面，面对上千名在场读者，做了“我命不由我天”系列演讲第六篇。经主办方授权，回归未来工作室发布演讲全文（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我的改变》，是我去年10月出版的“新书”，因为疫情关系，现在才搞读者见面会，感觉很特别。
这本书记录的是2008年到2018年，10年中我的思考和改变。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2017年退休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的思考。
1
我为疫情做了十年准备
很多人告诉我，疫情让他对未来充满困惑和焦虑，而你为什么看起来比以前更忙碌、更活跃？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为对抗疫情已经准备了十几年。
是因为我能未卜先知吗？当然不是。
2005年我参加重走“玄奘之路”活动，驾吉普车从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又从新疆出境，经过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直到那烂陀寺，唐僧当年取经的地方。
15年前，王石等人从西安出发，驱车跨越数国，抵达唐玄奘取经的印度那烂陀寺。
三年后我写了本书，叫《让灵魂跟上脚步》。
“让灵魂跟上脚步”，不是说灵魂走得太慢，而是双脚迈得太快，能不能放慢甚至停下脚步，反思、省思、沉思？这是我的目的。
而三年后的2011年，我只身去哈佛游学，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教室、图书馆、公寓，才算真正慢下来。
“重走玄奘之路”的故事和思考，写在2008年出版的书籍《让灵魂跟上脚步》上。
按今天的说法，当时我就自我隔离了。
是真的隔离，不管国内还是当地朋友，我基本不见，这不是傲慢，而是因为英语太难学！学一门语言的真谛，一是要开口讲，二是远离母语环境，我是不得已。
而如果有人告诉我，聚会的人里有老外，我就去。
访学第一年很快过去了，我觉得远远不够，第二年结束了，还觉得不够。是因为国外太舒服？当然不是。
一个60岁的人去国外留学，最难的是语言关，课堂上课、讨论都用英语，我语言天赋又很差，上课听不懂，晚上就得突击，还得写作业，看着英文单词，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更不要说老师还会开一堆书单。
那些日子我很少能在两点前睡觉，难到什么程度？
举个例子，我有牙周炎，做作业时牙疼得受不了，拔！拔了四颗不能再拔了，再拨就光了。
留学的日子如同炼狱，为什么还舍不得离开？因为“学习”对我太重要了！
我很羡慕在座的年轻人，我是工农兵学员身份上的大学，当时正在文革期间，正规大学教育在文革后才恢复，就是说，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本以为没有机会了，60岁居然去了哈佛，能不努力能不珍惜吗？
哈佛之后，剑桥又发出邀请，我又跑到剑桥，原计划是一年，结果待了两年，牛津发出邀请，在牛津又待一年，之后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学，计划今年春天转学去特拉维夫大学。
疫情来了，尽管我也面对很多困难，但我都能适应，因为在十年前就主动放慢脚步，去审视自己，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我的改变》有五个章节：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副标题是“个人的现代化40年”，都是在思考“人”，是我个人、个体，是对自己的探索。
改变，从审视自己开始。
2
很多事情，先不要跟自己说不
因为提前准备了10年，疫情之后运动、出差、工作的频率，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很多。
1月23号武汉封城，28号我去了日本，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带着任务，就是帮国内寻找防疫物资，中间去了趟以色列办转学，从以色列回到日本时，中国疫情开始好转，那时候日本反而需要中国援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嘛！我的角色从被捐助者，变成捐助者。
典型的是“钻石公主号”事件。当时日本缺少检测试剂，驻日大使馆牵线，我们猛犸基金会，捐给日方超过一万盒华大试剂，帮他们度过了难关。
回国后没多久，又去了美国。
告诉大家，这10个月里我被隔离了四次，每次是两周，加起来两个月。
听着好像（很）恐怖，但我十年前就有过隔离经历，而换一个角度，我是用两个月不自由，换来八个月自由，很多人害怕隔离，却失去10个月的自由。
不怕感染吗？我知道，只要遵循科学防护，勤洗手、戴口罩、不去人群扎堆地方，就能做到自己安全，别人安全。
工作要做，运动不停。今年4月，我还带着周围的朋友，登了十座山，不是珠峰那种，而是深圳的“小山”。
到了深圳梧桐山顶，我号召大家，一年之内把深圳十座山都登了，下山之后就觉得，一年还是太久了，一个月吧，第二天又感觉一个月也久，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十座山。
最后，一个礼拜完成任务，中间还穿插了其他项目：
先跑5公里，再划5公里赛艇，最后登一座半的山，一周完成，别看山不高，但我有成就感：
如果说以前我是个人英雄主义，现在我是跟大家一起往前走。我的经验、挫折、体会、跟头，能分享给别人，包括在座的读者朋友，这是我感到欣慰的。
右滑查看高参先生照片
现在比以前还要注重分享，更愿意跟着大家一起往前。
当然，一定会有人觉得，我们为工作所累、生活所迫，天天奔跑都赶不上趟，哪有时间停下来？
我想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
视频里有三男一女，一位是律师、一位是网络安全公司创始人、一位是风险投资人、一位是小提琴家（注：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高参），他们平时的样子你可以想象，而在视频中他们都是勇士。
读者见面会现场播放视频。
视频是深潜训练营，刚刚在深圳举办比赛的片段，大家早晨6：30就要出发登深圳大雁顶，当天下午在大甲岛海岸参加赛艇比赛，来回有20km，你们看这个涌差，有3米左右，中间还要穿插捡垃圾。
我想说什么呢？
他们在很多领域比我强，而本质上呢？跟你我一样也是普通人，但运动让他们做出了改变。
比如小提琴家高参，对艺术家来说，手，太重要了，他加入深潜划赛艇，我其实有点担心会伤到他的手，但他坚持要划，后来不仅划赛艇还想登雪山，我更担心了：
还是手，冻伤了怎么办？
更让我不安的是，他还想滑雪，我严肃跟他说：我“禁止”你滑雪，因为我曾经为了滑雪，右手局部粉碎性骨折，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手，怎么办？职业生涯可能毁了！
当然，我没有权利禁止任何人，只是出于长辈的焦虑。
但他讲了一段话，让我很震撼，他说：
我从小就日复一日地拉琴，生活圈子很小，大千世界长什么样，人的性格怎么形成，身体在运动状态下，会爆发什么情绪，这些体验我都没有。而如果我为了这双手，不去体验人生、不去经历风浪，人格就不会健全和完整，艺术高度最终也会有限。
这段话打动了我，我说我不反对了。
放下小提琴、拿起船桨的高参是怎么样的？
我退休后创办深潜，是希望以运动为抓手，让人重新认知自己，而视频里这些深潜学员，他们有这样的认知，不就是我渴望的吗？
运动不只是强身健体，还能塑造人的精神，拓宽生命的尺度，在跟命运的搏击中，制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回到我自己，回到这本书（注：《我的改变》），我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如果说我还有点号召力，能给大家提供不一样的选择，我会很开心、很振奋！
刚才在后台，我跟何馆长交流，他说自己高原反应强烈，所以不敢登山，我说我也很强烈，还是从科学数据反应出来的。
我有几次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还申请充当小白鼠，准确说是大白鼠，参加过三次中科院基因研究所的实验：
——测试人在濒死状态下的生理变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全世界每天会发生很多死亡，但能从濒死状态中回来的很少，回来之后还能准确描述的更少。
登山跟濒死有什么关系？
专家告诉我，人登上8000米高峰时，会因为缺氧产生濒死反应，而通过血液检测，可以测试出，人在濒死状态下，身体会做出哪些应激反应？
测试表明，我的先天条件不适应高海拔活动，但我还是去探索了，顺便还贡献了科学数据。
很多事情，先不要跟自己说“不”，我能改变，深潜学员能改变，每个人都能改变。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哪吒》电影里那句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
3
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
这本书（注：《我的改变》）重点是“改变”，我不讳言我总在“改变”。
但表面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就知道要去深圳，还被称为“著名企业家”；企业干得好好的，去登山、游学、做公益；退休后二次创业。
加在一起再看，好像凡事有准备、有规划，其实我很清楚，我不是喜欢规划的人。
当然，我有理想，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做轰轰烈烈的事业，但这不是规划，哪个年轻人没有？而我走到现在，不是规划出来的，是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年轻人上山下乡，我能当兵就很幸运了，复原之后当锅炉铆工，比当兵还累，想干一辈子吗？我不想。
后来争取到工农兵学员名额，理想是当个外科医生，或者是李昌钰那样的大侦探，但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等着我。
大学毕业进机关，我想不想当高干？想，算了下，退休前应该能熬到副厅，运气好没准是正厅，可问题是，这么熬是不是值得？
去深圳创业倒是主动选择，有选择就想规划，想把深圳当跳板，赚两年钱出国再拿个学位，没想到踏上跳板就住下来了，当了商人。
那我想当商人吗？我不想，传统文化看不起商人的，我很讨厌商人身份，甚至一度有点自卑。
就算当商人，我想当房地产商人吗？也不想，只是当时要给万科确定一个方向，当时判断只有房地产可以把万科做大。
商人，也不是规划来的。
本来出国梦早就破灭了，没想到58岁机会来了，原想学一年，结果是两年，更没想到一路游学将近十年，可我一个学位都没混上，就是单纯地上学。
长远规划、步步为营、老谋深算，我统统没有，而人生就是这样，你很执着的事情，往往没有结果，无心插柳的事，经常创造惊喜。
就说运动吧，我从小喜欢运动，喜欢很多运动，可问题是，我不够矮，体操就别想了，也不够高，篮球别指望，腿还不长，田径就算了，只能单纯地喜欢。
没想到，快50岁去登山，无意中拿到两个运动健将称号，破了两个纪录。
一是，打破中国人登顶珠峰最大年龄的纪录，后来被别人打破了。
二是，把中国人飞滑翔伞记录，从4700米提高到6100米（注：后来也被打破了）乍一看很厉害，但人家原记录是从1100米高度起飞，我是4500米，一起飞就能破纪录。
你可能觉得，我找个更高的地方飞，也能创纪录啊？
还真不是，你要背着18公斤伞包爬雪山，飞行服、头盔、飞行靴加起来20公斤，对登山爱好者，这个负重登到4000米没有问题，但滑翔伞运动员就不一定了，没准到拉萨（注：海拔约3700米）就会高反。
所以，飞滑翔伞的人，一般不登山，登山的人，很少飞滑翔伞。恰好我都喜欢，就创造纪录了。
记得有一次，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18个人里，只有我带着伞包，登顶下撤到一半，我把伞包展开，“嗖”地飞走了，七分钟后落地，伞一摊、人一躺，看着天空，四小时后，他们才下来。
你看，当我躺在山下，给山上朋友打电话嘚瑟的时候，怎么能规划出来？
4
规划没有，底线有
虽然没有明确规划，但无论外面怎么改变，有些底线我一直很清晰。
我是1951年出生，留着这个年代特有的烙印。
烙印、烙印，就是烙在身上、印下来、擦不掉。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学雷锋、学焦裕禄，是鞍钢宪法、大庆精神，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这是时代的烙印。
尽管改革开放，迎来市场经济，但这些烙印没变。
第二个不变是军人风格。我不喜欢军队的氛围，现在还记得，1973年复员，走出兵营时那种自由和海阔天空。
但十年后的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突然发现我做企业的很多方法，都是军队教给我的。
讲企业经营，得讲识别标识吧？设计LOGO，得想着和别人不一样，一看军装就知道你的军种、级别，这不就是部队识别标准那套方法吗？
更重要的是吃苦，我是从广东省外经委辞职去深圳创业，记得有一天同事来见我，正赶上我吃午饭，我就撕开方便面，恰好没有热水，就塞到嘴里咔擦咔擦嚼着吃。
同事很惊讶说：这就是你的午餐？！我说是啊？他说这苦你也能吃？！
我说为什么不能呢？
同事不知道的是，这比我当年在新疆戈壁滩上开车，夏天零上35度、冬天零下20度好太多了，至少深圳青山绿水、温度宜人吧，跟当年比简直像天堂！
还有，部队很讲团队精神、讲究奉献，而我做企业，几乎把部队那套照搬过来，无论生活环境怎么改，部队教给我的这些都没变。
唯一不同的是，军队有他特有的要求，比如更强调集体主义、绝对服从，而做企业，我说的比较多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要听别人的想法，要给员工更多选择。
早年经历，会给人打下一生烙印。
第三个不变的底线是，不管7岁还是70岁，始终对世界充满好奇心。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儿童好奇心最强烈，到青少年冲动变成理想，好奇心却减弱了，到中年冲动也没了，理想被实用代替，好奇心让位于责任感。
但，我认为，好奇心是生命的源泉。
好奇，让生命奔腾。
登山也好、极限运动也好，首先是兴趣，否则不可能开始。
我还喜欢研究植物，不管多忙，看到新奇植物，都会蹲下来观察，看完就写植物笔记，几乎天天写，现在有几千篇了。
我也喜欢古典音乐，这就打开了跟音乐人交往的门，获得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很多事情，能不能做成也许不重要，而重要的是，要一直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那打麻将好不好？锻炼大脑和手指，防止老年痴呆，挺好的；广场舞好不好？随着音乐的节奏运动，也挺好，我在短视频平台，发现很多上海朋友广场舞水平很高。
但如果过于依赖这两样，可能挤压你的好奇心，那能不能拓宽视野？尝试新的事物？发掘新的兴趣？打开更多世界？也许会塑造不一样的你。
还有一些底线不展开了。
总之，把握住内心底线，就不怕变化剧烈，也不怕被时代的马车踹下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哪吒》电影里那句台词：
——我命由我不由天。
5
回看我们的传统和文化
最后还想聊聊文化和传统。
先说结论：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文化，我相信一定能得到延续，还能贡献给世界。
这个结论对我来说，有一个转变过程。
我去哈佛学习之前，对东方文化比较抵触，对西方文明却充满敬仰。
而去了之后发现，人家正研究我们呢，他们就很好奇，按欧美的逻辑，中国早该硬着陆啊？早该泡沫破裂啊？甚至早该崩溃啊？怎么还噌噌噌地增长？
当时的哈佛新生，比较喜欢的课程是，曼昆教授的基础经济学，和桑德尔的论正义，每堂课能吸引1000人，毕竟人家是大家。而有个教授讲中国传统哲学，开始只有80多人，我离开时有800人了，并不是太知名教授。
就是说，中国文化成了人家的显学，西方人在认真研究我们，回头看东方文明，才意识到我们的独特或者说优势。
文化是个庞大的课题，我不是专家，也没法展开讲。
但你可以看看这次疫情，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思维方式，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扎根于我们的文化。
我们几千年要面对各种灾害、灾难，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外敌入侵，我们确实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而如果没有面对灾难的上下同心、全国一盘棋，中国就不是今天的样子。
东方传统文化和智慧，能帮我们屹立于世界，就一定能帮到世界更多的人。
6
现场问答：生与死
问：国外有研究说，中老年人跟年轻人在一起，有助于永葆年轻的身体和活力，有没有科学道理？
答：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常说跟年轻人打交道，你会变年轻，怎么变年轻呢？是你在吸收新的东西。
记得当年看超女，十个女生站在台上，当场开票宣布PK结果，如果你是被PK掉的，还要发表被淘汰感言，看她们掉着眼泪说不服气，说下次还会来，我是很受触动的。
我们这代人，如果这样在台上被PK掉，大多会选择灰溜溜走开。所以，我觉得，80后比我们光明磊落，更不要说90后、95后。
问：我是个独立出版人，能谈一谈你的生死观吗？
答：这本书的第五章叫“生死”，是我花时间最长的章节。
首先，你对死亡的认识再深刻，你也会死，但你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结果就完全不同。
平时大家总会说，我们的文化很怕死，不完全对。农业文明的我们，我说的是过去，在面对死亡时，比现在坦然得多。
记得小时候去姥姥家，发现人很多人生前，就把棺材准备好了放在屋子里，天天看着，但今天谁会提前给自己买个骨灰盒？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是专家，只说说我的思考，也许肤浅。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类似意外的感受，不死反而变得正常。
你看很多医闹现象背后，除了确实是医疗事故外，更多是人们觉得，医学这么发达，怎么不能把人救活呢？
因为死亡让人感觉不正常，我们面对死亡反而变忌讳。
这方面，西方人要从容一些。
你听莫扎特的弥撒曲，从生命的开始、到辉煌、到苦难、到结局，你不仅在欣赏音乐，还能感受到，不同乐章带给人对生命的理解。
我经常在睡前听一段弥撒曲，那是献给死亡的，但让人非常安静。
但国内追悼会上播放的哀乐，你会没事在家里放一段吗？
哀乐，大概是你一辈子最不想听的声音，那个曲调在表达什么？就是“不想死啊不想死，没有办法还得死”。
这种对死亡的不同态度，背后的文化成因很复杂，我不展开说，只是觉得，在死亡问题上，他们解决得更好。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到，就是避免生不如死，不要因为疾病，自己占用太多社会和家庭的资源，甚至我也赞同安乐死。
我一直在传播一个理念，要健康地生活，就是这个初衷。
问：支撑你走过一次次困难，是因为乐观吗？
答：经常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持保留态度，真实的情况是，失败带来的往往不是信心，而是灰心，所以，应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获得小成功，离理想近一点更近一点，不断给自己注入信心，时间长了也许理想就实现了。
为什么有人好高骛远？
我觉得不是这些人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方法问题，给自己设立的目标过高、达不到，然后不断的挫折感，让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远。
就我的体会，短期的小成功、小喜悦、小确幸经常有。
问：可以分享一个“积小胜”的故事不？
答：十多年前，我受邀去哈佛亚洲经济论坛讲演，主办方建议我用英文，他说可以省去翻译时间。
我一听有道理，决定用英文，不能即兴演讲，念稿总可以吧？
但当我开始念Ladies and gentlemen.My pleasure……还没念完，主持人就打断说：
王总，你还是用中文讲吧，现场哈哈大笑。
我犹豫了一下说，“Please give me a chance， practice in English”，现场一片掌声，我就开始念。
他们听不听得懂我不知道，但我有两条原则：
一是声音要大，我要自信到让他们怀疑自己：不是人家讲的不好，而是他们听不懂。
二是要有眼神交流。每讲一段都会扫视全场，当然也得注意别看错行。
那人家会笑话你英文不好呢？你换位思考一下，突然遇到一个老外，坑坑巴巴试图用中文跟你讲话，你是佩服他，还是嫌弃他？
当然是佩服。
所以，凡事不要把自己先束缚，没有谁比谁聪明太多，重要的在于你如何选择，先拿到一个小胜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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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