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蛋壳房东拆门驱赶租客 后者靠《民法典》给房东普法

原标题：大门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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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门框3天后，王红玉（化名）家的大门回来了。

这块合金大板穿过短短的过道，从隔壁房东女儿家抬出来，安回到租客家。

“回来”的时候，动静比“离开”时小太多。11月25日下午，房东带着女儿女婿来到王红玉的住处，以“维修”为由拆掉了挂着“701”门牌号的大门。

“搬走！什么话也别说了！这是我的房，你就得给我走！”房东站在门厅，把大门抵在墙上，她的女婿迅速用电动螺丝刀把防盗门卸下来。

“拆门”现场，房东和租客都报了警、录了像，视频传到网络中，登上微博热搜。在双方看来，他们都是“受害者”，却无法达成一致。

近一个月来，“蛋壳公寓”拖欠租金引发各地业主维权。作为“运营商”，“蛋壳”替业主代理房源，装修和添加家具配置后，再出租给租客。这种模式起初受到业主和租客的一致欢迎。2020年以来，“蛋壳”的裂缝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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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在11月17日打来的。王红玉正在重庆出差，为公司筹备会议，每天回到酒店已经接近午夜。

“3天内必须搬出去！”房东在电话那头说得斩钉截铁。

王红玉急了，舍友刚刚到期搬走了，家中只有从老家来京看望她的母亲，年过60岁，人生地不熟，健康状况也不好，而自己这趟差还有至少一周才能结束。

今年6月，她与蛋壳公寓签订了《房屋代理租赁合同》，租住了北京一套两居室中15平方米的卧室，租期到2021年6月10日。入住后她得知，房东是拆迁户，房东女儿一家就住在隔壁，平时开电表箱要找对方，一直也算相安无事。

那天，从房东激烈的言辞和网络搜索到的信息来看，王红玉大致明白，尽管自己签约时一次性向蛋壳付清了一年的房租，但蛋壳没有在约定日期向房东支付。

王红玉想到，10月，类似的情况发生过一次，当时蛋壳逾期缴租一天，房东也上门找过她。双方一起到了蛋壳总部，看见为公寓提供维修、保洁等服务的商家前来索要费用。

那次风波因蛋壳向房东缴纳一个月的房租而平息，但当时的王红玉已经意识到，“蛋壳快不行了”。

对她来说，这一次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母亲的安全。

她给房东女儿发微信，说明了母亲的健康情况，希望对方“不要一直砸门找我妈，她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方给她的回复是，“你今天必须搬家，你想去哪里告我就去哪里告我”。

她求助在北京的同学，让一个男生去陪伴自己的母亲。“她指使一个小伙子来和我们干仗！”1800公里之外，房东气急了，切断了水电线路。

由于人在重庆，她打不进12345市长热线，于是打给居委会，在电话里再三请求，希望对方能帮忙跟房东协调，等她回北京后再处理。

“我已经丢了住处，还要让我丢了工作吗？”

所幸，电话起了作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介入下，房东在天黑之前恢复了房屋的供水供电。

在重庆的临时办公点，她站在过道打完电话，再回到会场继续忙碌。那几天，她的朋友圈里发布了数条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几乎没有人看出，有好几个夜晚，她回到酒店房间，就会一个人崩溃大哭。

2

这是王红玉来京工作的第三年。为了参加减免2个月房租的优惠活动，与蛋壳签约时，她用信用卡支付了一整年的租金3.9万余元。

“撵走你一个小姑娘家还不容易吗。”没有收到房租的房东说。母亲担心被换锁，只敢在天不亮的时候出门买菜，晚上心悸失眠给她打电话。

在11月25日返京之前，王红玉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阅读了大量针对蛋壳的新闻报道，查找了与房屋租赁有关的法律条文，甚至还加入了几个租客维权群，知道作为租客的自己“很占理”。

蛋壳和房东直接签订的是委托协议，除非租客和蛋壳合同解约，否则租客都有居住使用权，使用权优先于房东的所有权。王红玉平时就喜欢研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后，她立即买了一本放在家里，有空时就会翻看。

她让母亲将一份面向业主和开锁师傅的“告知书”贴在大门上，提示房屋有“合同纠纷”，明列法律条文，警告“非法开锁”“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行为违法。

“依法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倾力奉陪！”这份告知书写道。

走出北京机场，王红玉没有回家，而是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蛋壳公寓总部。“我是带着硬气的心态去的。”王红玉说，她在网上看过蛋壳工作人员教房东如何驱赶租客的视频，“我就想知道是谁告诉房东可以这样做的，如果他们告诉房东这样做，他们能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到了总部，她发现蛋壳把前来维权的房东和租客分开，双方不碰面。她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工作人员告诉她，目前只能给她办理解约，如果不解约，那在合同期内就有权居住。至于房东的驱赶，对方没有说什么解决办法。

王红玉感到“情绪非常不好”，她没有按照蛋壳工作人员的指示从后门离开，而是特意绕回入口处，冲着还在排队的租客大喊：“不要和蛋壳解约！解约就没有依据维权了！”

回家时，她不敢正常坐电梯，而是拎着箱子爬楼梯上了7楼。房东女儿在门上装了监控，她害怕他们知道自己回来会立刻冲过来。

3

到家后，王红玉主动给房东和居委会的社工发了信息。十几分钟后，房东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上门了。

王红玉把厚厚的民法典抱在怀里，试图宣示自己的居住权。“你先不要讲法律。”居委会社工说，“人家确实没有收到钱。”

房东女儿先报了警。“你知道她多嚣张吗，就一个租房的。”房东向民警控诉，“你在我这赖着有意思吗？你太赖皮了你！”

赶来的民警不知道怎么处理，给上级领导打电话，被告知：“现在政府很重视蛋壳的事情，房客有权继续居住，不能以断水断电等手段强制驱赶房客。”

房东又说：“这门坏了，修门总可以吧？”见民警没有答复，房东女婿从隔壁拿着工具出来，不到2分钟就把房门卸下来搬走了。

在民警离开的那一刻，王红玉觉得“天都要塌了”。妈妈哭着劝她让步：“你跟这样的人上哪说理去？”但是她下决心要坚持下去，“我不信任任何人，我只相信法律”。她让妈妈再次报警。

10分钟后，同一个派出所又来了3位民警。他们要求房东把门装回去，房东拒绝了，她声称已经与蛋壳解约，对于王红玉跟蛋壳签的合同，她表示“我不看，我眼睛看不见”。

“不管蛋壳现在什么问题，她的租约期限还没到。”民警耐心地解释，“至于合同的问题，您可以去法院起诉，或者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正常的渠道去找社区或者司法所。但是用（拆门）这种方式，您确实侵犯到租客的权利了。您需要为您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我建议您现在把门装上，因为您拆门导致她有损失，如果损失都是您来赔偿。”

“她钱没给我，让她走！”房东答。

民警回答：“我没权力让她走。”

“你没权力我有权力，这是我的房！”房东说。

“如果您涉嫌有违法犯罪行为，我该处理你就处理你。”民警说。

回忆在场民警的那番话，王红玉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人跟我站在一起，让我知道我坚持的是正确的，我不是孤身一人在战斗。”

房东回到女儿家，20分钟后，突然有120救护车过来把她拉走。房东女儿说老太太心脏不好了，“我妈要有什么事，我要让你偿命！”王红玉没往心里去，现场留有警方的执法记录仪录像，她跟房东并没有发生肢体接触。

民警劝王红玉和妈妈找个宾馆住下，王红玉不愿意走，她觉得自己一出去，这房子就会被换锁，住处就没了。已经到这一步了，她不愿后退。“如果我自己都不撑在这儿的话，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像我一样。”

当天晚上，她和妈妈住在没有大门的房间里头，穿着衣服靠在床上，谁都没有睡着觉。

民警让她和房东第二天去司法协调处，她开始做功课，查找这个机构的相关信息，“要以什么样的证据去跟他们说我是对的”。

王红玉所在公司的领导告诉她，不要担心，先去处理房子的事情，工作的事交给其他同事，还让公司的法务为她提供咨询服务。

4

11月26日，租屋大门离开的第二天，王红玉和房东女儿一起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的司法协调处。她提出跟房东各担一半损失，按照合同她有权利居住到6月份，她决定只住一半。然而，房东的意见是让王红玉12月就搬走，双方的诉求差异太大，无法进行协调。

随后，两个女人又去了蛋壳公寓针对朝阳区的租赁纠纷调解接待点，那里还有朝阳区政府的工作人员。

在现场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明确表示，从法律上理解，租客现在仍然有权居住。房东与蛋壳签署的是《财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双方之间构成代理关系，解除那份代理合同意味着蛋壳不能继续为其代理租房，但在代理期间与租客签署的租赁合同会继续履行，仍然受法律保护。

房东被蛋壳拖欠房租，可以向法院起诉蛋壳，而业主拆门等影响租客正常居住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果造成财物失窃扩大损失，也应由房主来承担，

至于房东女儿所说的让王红玉承担房东住院的问题，律师表示，这是一个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由法院来认定责任。如果说租客说了两句话就造成房东住院，法律上是推导不出来的。

王红玉感到，房东女儿“态度一点点软下来”。彻底“熄火”是在蛋壳的房东咨询处。工作人员查询发现，房东这边并没有建立解约的工单。按照合同约定，蛋壳公寓延迟支付租金满15个工作日，房东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虽然一直自称已经解约，算起来要到12月初，王红玉的房东才具备解约的条件。

“我们都是受害者，咱俩好好协商，就各退一步。”房东把门装回来，王红玉只住到2月底。虽然住到6月是她的权利，但她希望“两个受害者”能达成和解。

11月28日傍晚，大门被装回来了。12月1日上午，王红玉和房东女儿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纷争告一段落，王红玉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相比破碎的“蛋壳”中更多被赶出去的租客，她守住了自己的家。

她没有觉得自己“赢了”，唯一的成就感来自“给不懂法的房东一家普了法”。她打算给维护她合法权益的民警送一面锦旗。“拆门”那天，她只顾坐在客厅哭，谁都不理，后来她才知道，一位民警特别担心房东有过激行为伤害她，让她妈妈把厨房的刀具都收起来，还留下了座机号码，让母女俩有什么事情及时打给派出所，不用等110协调。

这两天，王红玉和妈妈终于睡了好觉。她依然在朋友圈转发蛋壳纠纷相关的新闻，同时也发了自己和同事们在重庆时的照片，写上“回京后的糟心事都忘了开心的经历”。如今，民法典还被她放在床头，她说，“这是我的信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轶男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12月0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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