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战争|当当网李国庆vs俞渝 一场胜负难分的决战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作者：高皓 安静

在家族企业领域，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相对较少，但婚姻作为对家族企业影响尤为深远的重要因素，极易陷入八卦流言之中而疏于深入分析。通常而言，多段婚姻或非婚关系等均为秘而不宣、讳莫如深的家族隐私，潜伏于深宅大院之内。对外暗潮汹涌，对内却波涛澎湃。“双核心家庭”的成员之间要么积怨已久，要么暗藏严重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一旦从家族层面蔓延到企业层面，往往意味着家族战争的激烈爆发。

既有的家族企业理论与工商管理理论尚不足以充分解释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离婚案例中的各种矛盾、悖论和冲突，我们引入新的家庭制度理论视角，特别是迁移运用双核心家庭、离婚和重组家庭关系等理论，希望能够抽丝剥茧地剖析隐匿其中却极具破坏性的冲突动力学。在“家族战争-夫妻系列”中，我们选取三组离婚案例，在前五期中，我们解读了离婚多年后又引爆新冲突的真功夫和地素时尚，葵花药业和沃尔核材的案例，以及霸王集团和当当网双案例中的霸王集团。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离婚”涉及企业家的私人事务及敏感话题，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无意针对研究的个案窥探家族隐私、评判是非曲直，而是希望通过客观分析婚姻破裂给家族企业带来的巨大伤害及发展过程，反思如何维护创之不易的家族企业，给其他家族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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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组霸王/当当双案例研究中，我们回归到夫妻式家族企业中最本质的婚姻伴侣/合作伙伴的双重身份，研究家族企业中极具研究价值和代表性的“夫妻共同领导模式”。本组案例两对夫妻超过20年的漫长征途犹如一场事业与婚姻的马拉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蛰伏、竞争、权谋、退让、妥协与平衡。

每个商业家族都有独特的故事，也有各自的传奇和悲剧（Eleanor，2017）。在家族企业冲突研究中，案例研究基于叙事研究同时扎根理论，通过档案研究、结构化访谈等方式，构建起家族和企业双系统的逻辑与框架。例如案例研究法中对历史记录的分析，通过对家族及企业相关的各类公开出版物，包括文章、书籍、报告和报刊等，形成多数据源、多角度的三角证据链，在此基础上进行汇编、批判性分析和总结（De Massis与Kotlar，2014）。

叙事研究法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能够将个人行为/事件与相关主题联系起来，最终获得对研究结果的理解，其工作原理即是通过呈现个人故事和历史等以进行直接观察（Eleanor，2017）。叙事研究法可用于家族企业不同领域的研究，包括家族企业的战略与传承等，也可作为家族知识和沟通的方式，以更好地理解家族成员，乃至家族多代人在家族和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生活。其研究内容可包括来源于与家族相关的趣闻轶事，亦可基于家族成员或治疗师的描述性叙述来开展（Eleanor，2017）。掌握家族企业创建和管理背后潜在过程的微妙和复杂性，有助于理解概念和理论（Hamilton，2006a，2006b等），以及深刻理解家族企业的起源、运营和传承（Dawson与Hjorth，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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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案例中，与霸王集团创始人陈启源/万玉华夫妇相比，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俞渝夫妇多年来更加高调。作为互联网行业夫妻档，二人几乎透明的创业过程已持续23年，从“联合创始人”到“董事长/CEO”的典型“夫妻共同领导模式”。多年间二人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持续透露的大量观点与信息，给研究者提供了鲜活、丰满、翔实的“夫妻共同领导模式”的难得研究素材。

在参考历史记录的分析和叙事研究法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戏剧，拥有不同的场景、角色和剧本（Riessman，2016）。对于商业家族来说，叙事法可以提供一种由家族企业的组织意义，家族成员的想法、动机、记忆以及生活经历组成的框架结构，从而给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个人世界、商业世界赋予不同的意义。其中的家庭叙事甚至超越了对其社会关系的描述，揭示了家族的身份认同、影响家族企业战略的多种隐性动机和影响因素（Eleanor，2017）。

因此，本组双案例中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和发展，恰恰成为研究者的丰富素材，可以尝试将其翻译、解释和构建成“剧本”，应用于研究过程（Eleanor等，2017）。我们借鉴这些研究方法，选取案例主角极具个人风格的言论，并参考借鉴媒体、专家及社会人士的不同视角，结合被裹挟加入这场夫妻之战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儿子、媒体、高管、前员工、协调人等）之直接鲜明的言论，研究既往20年时间维度中的“夫妻共同领导模式”，尤其探究其权力格局的动态变化和演变过程，希望能够深入揭示这种领导模式的冲突风格之鲜活，权力互动之强烈。

尤其是，我们在历史分析中收集到当时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情境信息，分析曾经的关键事件如何塑造这些家族成员对家族故事的叙述，以及影响后续家族企业的战略。唯有跨越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历史演进的动态视角，我们才能洞悉“夫妻共同领导模式”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权力互动的复杂演进，以及压力源和张力冲突的根源，从而更深入理解夫妻在家族与企业之间、家族成员在企业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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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家族战争系列研究中感到最为困难的是，不得不面对家族中最有争议甚至是禁忌的话题，其中不仅包括企业家们希望公开的故事，也几乎一定会涉及充满羞耻感和争议性的敏感话题，甚至是触碰到不同家族成员不愿意触及的悲剧故事—那些家族背后一系列隐形的黑暗之手（Eddleston与Kidwell，2013）。但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家族勇敢者的救赎之战？对家族争议或禁忌话题寻根求底的研究，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对科学真理的无畏探索，有助于我们找寻到家族在危机时刻的应对策略，以及家族企业演化过程背后的基本原理（Eleanor，2017）。

我从不惧怕来自任何人的挑战。既然你下了战书，我也自然会在法律规则框架下和你过招。” 2020年8月9日，李国庆在微博写给儿子的公开信中如是写道。而2020年1月，李国庆在《吐槽大会》上说：“我收到的都是前妻下的战书。”

这场李国庆定义的战争也许并没有真正的赢家。曾经被李国庆和俞渝多次提及，从小便在父母之间调解家庭危机同时一再重申保持中立的儿子，如今却成为状告父母的原告，最终被裹挟加入这场也许旷日持久的家族战争。

家庭通常被贴上情感的标签，而企业则被贴上理性的标签（Danes等，1999）。但当夫妻决裂之战爆发之后，家庭和企业都成为理智与情感交织的战场。2020年初俞渝在公开信中指责：“李国庆把婚姻法带入公司法，不断折腾我们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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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庆2019年离开当当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其陷在这里继续撕扯，干脆我出去杀一片天地。”（《头条有约》，2020）但还不到一年他却上门夺公章，修改股东大会决议，委任当当新团队，争夺公司控制权。夫妻离婚案升级为一场集合了微博口舌之争、媒体推波助澜、法庭诉讼、抢夺公章、发布股东会决议等众人瞩目的拉锯战。

“既然当时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这是婚姻最基础的……整个还是经营的分歧，产生了感情的伤害。”李国庆在2019年离婚诉讼案开庭时接受采访时说的此番话，从侧面展示了夫妻共同领导模式形成的权力结构，以及最终走向决裂的关键所在。性格差异、价值观碰撞、管理风格迥异――这些曾是双方优势互补的创业优势，终有一天成为相爱相杀的利器。

李国庆反思道：“也许早期夫妻店治理结构挺好，抵挡了来自资本，来自合伙人的各种算计。但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结束夫妻店治理，尤其我们两人都很强势，还不像有的夫妻店，一方是绝对的主导，所以这样一来就更该早点结束。” （腾讯新闻，2019）

我们以家庭基本人际关系取向模型（以下简称“家庭FIRO模型”）和脆弱-压力-适应模型（以下简称“VSA模型”）来解析李国庆/俞渝“夫妻共同领导模式”的形成、演变和最终决裂，还原其脆弱性及控制性维度的互动过程（见图1）。两人的个性特质差异造成了“个人层面脆弱性”，而从创业到上市再到私有化一系列事件的快速变化，带来了“情境依赖脆弱性”，更加凸显出不同阶段夫妻权力的压力源与张力。发展至后期已经突破张力阀值点，从而导致五大冲突模式展露无遗，尤其是进入激烈的控制权之争和公平感冲突的阶段，包容性/整合性维度以及家庭-工作身份一致性（F-BIA）难以调和，成为双方僵持不下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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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面及情境依赖脆弱性的压力源

“你知道我要面子，不想让别人受牵连，要护着业务，怕你负面聚焦公司。你绑架我二十年了，我受够了，你滚开！” 102019年10月23日晚，俞渝在李国庆的朋友圈下如是评论，终于捅破了多年来隐藏极深但却脆弱的最后一层保护色。

这一切曝光缘于2019年10月14日，李国庆做客腾讯《进击的梦想家》节目，说自己“年近半百，被俞渝一脚踢开”，情绪激动之处，现场摔杯，“根本不是刺……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呢？干嘛还用这么阴谋诡计的方式呢？” 李国庆也坦承：“坚决不会选择夫妻创业。即使我有选择，正常的合伙人分歧，可以以理服人，可以以情动人……可能这个妻子太特殊，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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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多年来并不避讳双方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早在2011年新浪《财经面对面》节目中，李国庆对俞渝的评价是：“我们俩的性格差异大。我更是一个往前冲，更喜欢变革，更喜欢高业绩，而她喜欢的是控制和平衡。”李国庆抱怨“自己事业上的风光总被太太夺去。他常常开玩笑说，假若没遇上太太，自己或许更能获得成功。”（《经济观察报》，2011）在《中国企业家》 2013年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俞渝也坦承：“做企业和自己的配偶一起做，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假如我有选择，我绝不会和我的老公一起创业。”

夫妻关系破裂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在VSA模型中，离婚或婚姻稳定都是脆弱性、压力源和适应过程三种要素作用的结果。媒体报道李国庆和俞渝在创业期“每年都在挽救婚姻”，一年休五次假，已经连续八年请心理咨询师辅导，包括儿子有时也会参与，采取心理咨询、家庭治疗等方式（腾讯深网， 2019）。

家族企业冲突根据家庭或企业子系统中运行的压力源而变化。压力源是引起包括焦虑、疲惫、抑郁和倦怠等张力的条件，是引发压力过程和结果的刺激源（Jex，1998）。家族企业中的夫妻创始人围绕企业张力的复杂动态过程具有关键的个人特征（Danes与 Amarapurkar，2001）。对压力源的反应因人而异，不同人评价和应对压力源的方式也大不相同（Lazarus与Folkman，1984）。

VSA模型第一个维度中最突出的即是持久脆弱性，人格特质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教育程度等）与离婚和婚姻稳定显著相关（Karney与Bradbury，1995）， 例如人格特质是个人层面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在研究个性对婚姻影响的研究中发现，神经质、外向性、冲动性、亲和性和责任心是人格特征的五种类型，其中神经质比其他四种人格因素对婚姻结果的影响更大（Karney，1995）。有的性格特质会增加愤怒、焦虑、抑郁、压力等痛苦的消极情感，引发情绪不稳定，直接影响婚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

在本双案例中，当当网与霸王案例中的性别结局截然相反，被逼退而又通过媒体曝光的分别是男方李国庆和女方万玉华，这也意味着性别并非影响夫妻共同领导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内在性格特质的影响更为显著。李国庆与俞渝的性格反差较大，表1中对比了媒体、员工、朋友以及他们的互相评价，可见二人的巨大性格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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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依赖脆弱性主要是指工作场合的日常互动，是影响离婚的重要因素。对离婚的纵向研究发现，外部环境会影响夫妻间的适应过程，各种压力事件对婚姻结果会产生影响关系。危机理论强调关注外部事件对配偶内部过程的直接影响，如果无法适应压力事件，就会导致婚姻和家庭出现问题。17经历更多压力事件的夫妻更容易面对负面婚姻结果，这种影响由夫妻双方的资源水平和对事件的定义所调节（Karney，1995）。

多年来李国庆和俞渝经历了上市、大摩女事件、退市私有化、海航并购等各种压力事件，成为二人权力结构变动的关键时刻和压力焦点。VSA模型理论基础之一的危机理论，重点即是关注家庭如何面对压力事件，外部环境和事件对夫妻互动过程和婚姻进程的直接影响，以预测婚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危机理论中主张在经历了更多压力事件的负面影响后，通过资源水平的调整以及对压力事件的重新定义来进行调节（Karney与Thomas，1995）。对事件进行不同的定义，能够改变这些压力事件的影响。

企业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权力互动

家庭和企业两个系统之间的冲突因家族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随着个人发展阶段、家庭生命周期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夫妻共同领导模式也会随之变化调整，因此持续兼顾婚姻伴侣和商业伙伴的双重角色并非易事。

在家族企业创办初期，家族企业往往受益于家族原则和商业原则的协同作用。但随着企业的日益成熟，将会出现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两个系统的重叠开始在组织中产生冲突。而且冲突会以范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家庭原则深深地塑造了个人的行为方式，而这往往与商业原则的期望行为方式相悖（Danes 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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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FIRO模型中，当夫妻经常出现分歧时，控制性问题便成为日常互动的首要矛盾。从俞渝和李国庆多年的互动与竞争来看，控制性问题一直是夫妻之间的主要矛盾，成为张力关系的主要驱动力。但在不同时期，张力可能是具有建设性的，成为实现家族企业整合性目标的创造力和驱动力，推动企业变革和家族发展，例如利润增长、长期生存、资本充足、和谐的家庭关系、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良好的家庭收入、安全的退休资源等（Sharon M，2000）。

我们在表2中列举了夫妻在三个不同阶段中的权力结构、互动模式、关键事件以及媒体评论，从中清晰可见许多问题积累已久，耿耿于怀的诸多往事皆在其中。

李国庆和俞渝夫妻之间的控制性维度冲突如何升级，最终演变为对于主导权的争夺，我们将在下期从创业期、上市期和私有化后的不同模式特点进一步分析解读，敬请期待。

（作者高皓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理事、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及研究员、国际信托与资产规划学会[STEP]中国理事会理事兼公共政策分委员会主席、《家族企业治理》《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安静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专员。

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0年12月刊】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