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万干部下乡扶贫，“像谈恋爱一样治理乡村”

原标题：290万干部下乡扶贫，“像谈恋爱一样治理乡村”

第一书记需要

处理好“国家治理”和“村民自治”的关系

一方面发挥国家的规划、引导、帮扶作用

另一方面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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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

记者/黄孝光

9月末，经历了六年三任第一书记的接力脱贫攻坚，四川凉山美姑县热口阿觉村即将迎来最后的验收时刻。

压力层层传导，最终落在以第一书记为主导的驻村干部身上。脱贫成果来之不易，热口阿觉村的第一书记王诏越来越忙，他不希望在验收时出现丝毫差错。迎检之前，王诏组建了30多人的妇女团队，对各家衣服摆放、被子折叠、卫生状况等进行检查指导。村里的彝帽编织队伍也就位了，以向验收人员展示他们独特的手艺。迎检前一天，王诏还熬夜把23卷脱贫资料重新核查了一遍。

王诏是今年1月就任的热口阿觉村第一书记。2018年6月，四川在全省范围内选派3500余名帮扶干部，驰援凉山11个深度贫困县。任职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五分局交警的王诏主动报名，成为美姑县腾地阿莫村的驻村干部。腾地阿莫村脱贫后，表现突出的王诏被调任至热口阿觉村。热口阿觉村海拔2200米，直到2018年才通上公路。脱贫任务更加艰巨，全村219户964人，王诏去时尚余贫困户78户390人。

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战役，其动员力度之大，投入成本之高，涉及人员之广泛，前所未有。截至2020年3月，全国向农村社区共派驻了25.5万个驻村工作队、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仍在驻村的有91.8万人。脱贫攻坚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干部下乡。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进入后脱贫攻坚时代。全国农村工作重点如何由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制度向何处去？成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不得不考虑的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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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战结合”的驻村队伍

“全国脱贫看四川，四川脱贫看凉山，而美姑县是凉山贫困面最广、程度最深的一个县。”王诏说。

国家规定的贫困户脱贫标准为“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四川将其进一步提升为“一超六有”——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有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保障，有安全饮用水、生活用电、广播电视。“一超六有”中，个别指标容易生变，给脱贫验收带来不确定性。为此，美姑县成立了专班来应对电视信号消失等突发情况，王诏则筹集了十余台电视，以防有贫困户家电视临时损坏而影响验收。

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贫困县从832个减少至52个，其中有7个在四川凉山。这些剩余贫困县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形容为“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根据相关要求，符合退出标准的贫困县需在当年9月底前提出申请，9月30日成为凉山7县摘帽大考的最后期限。以9月30日为脱贫年度节点，凉山各地挂出迎检倒计时的标语，王诏所在村亦贴出“倒排工作表”，“每个月排一次，精确到每周甚至每天要干什么工作。”

相比之下，500公里之外的贵州六盘水，同样驻村在深山区的苏维压力小了不少。今年年初，贵州尚余9个贫困县未摘帽，其中位于乌蒙山腹地的六盘水市有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个省定重点县，2014年建档立卡时贫困人口占了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2015年，六盘水市质监局办公室主任苏维主动请缨，到全市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水城县阿戛镇高中村（后并入电光村）当第一书记。彼时高中村共374户2056人，贫困户258户1405人，贫困发生率高达68.33%。而到今年年初，该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51%，仅剩21户贫困户。

作为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将脱贫工作放在第一位的高度，明确提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六盘水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树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要求扶贫工作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此，六盘水市委市政府每年与县区、市直部门层层签订责任书，逐级立下军令状，形成了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工作格局。进入2020年，干部派驻力度逐步加大。据张树才介绍，脱贫攻坚以来，六盘水全市368个市、县直机关单位结对帮扶547个贫困村，5.8万名各类帮扶干部实现对15.8万户61.6万贫困人口结对帮扶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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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堪称一场浩大的政治动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明确了定点帮扶任务。2015年4月，中组部、中农办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全国12.8万个贫困村和57688个党组织软弱涣散村选派第一书记开展驻村精准帮扶，此后第一书记制度全面铺开。全国在岗的91.8万驻村干部中，第一书记有逾20万人。以贵州六盘水为例，第一书记的来源包括中央、省、市、县、镇5个层级，550多名第一书记实现了对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全覆盖。

作为“五级书记抓脱贫”的末端，驻村第一书记是这场脱贫攻坚战役的重要角色，深度参与村庄规划、产业布局、招商引资等扶贫事宜。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学者黄丽芬自2017年开始对第一书记进行持续调研，在她看来，第一书记制度相当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项“三农”政策和惠农资源的村庄集束器。“精准扶贫以来，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资源、项目、理念大幅度输送至村庄，第一书记群体作为扶贫主体与之同步进村，为实现国家与村庄、政府和农民的有效对接提供制度化渠道。”黄丽芬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不同类型村庄，派驻什么类型的第一书记有一定的讲究。“总体而言，是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最有能力或实力的人。”据黄丽芬观察，更高的层级、更核心的部门所派驻的第一书记，去的往往是贫困程度更深的村庄。

实践中的做法更为细致，据六盘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国兴介绍，当地在选派第一书记时，首先组织相关部门对贫困村进行摸底，逐村了解情况，把所辖村庄分成基层组织建设薄弱的“弱村”、社会矛盾纠纷突出的“乱村”、经济发展滞后的贫困村等类型；其次摸排各单位符合条件人员，了解其专业特长、工作经历、家庭情况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村匹配，比如党政干部匹配组织建设薄弱村、政法干部匹配纠纷突出村、经济干部匹配发展滞后村等。

吴国兴举例说，六枝特区关寨镇是市级极贫乡镇，地域偏远，群众思想固化，村落之间矛盾纠纷较多，为此他们安排了市公安局4名干警到该镇担任第一书记。水城县阿戛镇电光村90%以上村民为苗族，且多数村民听不懂普通话，为此组织部门选派了熟悉苗语的苏维赴任。“事实证明，他去以后能短时间融入群众，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吴国兴说。

第一书记并非“孤军深入”，而是以团队的方式进村。六盘水市驻村扶贫人员通常包含5大类型：一是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按省委组织部要求，一般由5人组成；二是结对帮扶干部，确保每户贫困户都有一名公职人员帮扶，视实际工作需要下村；三是下派轮战干部，由市、县选派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每人驻村时间不低于1个月的帮扶；四是下沉干部，相关单位除轮战干部外，还会另派数人到村子支援，在村时间数月不等；五是决战工作队，由乡镇副科级干部担任队长，第一书记、村支书担任副队长，统筹在村工作帮扶力量，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杨波2010年来到六盘水市钟山区海嘎村，连续驻村11年，是贵州驻村时间最长的第一书记。他告诉记者，海嘎村目前有驻村队员5人、轮战队员1人、下沉干部4人、村两委干部10人，此外相关单位还会阶段性选派补充力量。“包括村两委干部在内，一个贫困村通常有20人左右的干部团队。”六盘水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树才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困乡村大量的智力资源流失了，很难组织村民承接脱贫攻坚的各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补充第一书记这种人才资源，对做好脱贫攻坚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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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娘家”到“婆家”

2015年刚到高中村时，在农村长大的苏维仍然感到震惊：“这个地方完全超出我对贫穷的想象！村里没有信号，村民喝的是雨水。电压也不够，有一家用电磁炉，其他几十户就用不成电了。”

高中村十几个寨子分散在高山深谷，苏维到任那天，村庄被雾气笼罩，看不到人家。村道均未硬化，他花了3个小时才走到村委会。

“我那情况也差不多，村民背点土豆去集市卖，来回就要走8个小时。村里流行这样一句话：点着火把出去，点着火把回来，走到半路天才亮，回到半路天都黑。”海嘎村第一书记杨波说。

交通闭塞严重阻碍山村经济的发展，为此，几名受访第一书记不约而同地通过修路、完善基础设施来打开工作局面。杨波修路的第一笔资金是向其派出单位钟山区委统战部、区民宗局申请而来的。此前媒体报道，自2011年以来，杨波不断从派出单位争取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双培”资金等各类项目资金近180万元。借助这些资金，他逐步修通了村里的通组路、串户路，安装太阳能路灯，并解决了移动信号覆盖问题。

在定点帮扶机制下，驻村第一书记的派出单位是所驻贫困村的帮扶单位，其能提供的资金、项目、技术、人力等资源是第一书记帮助贫困村脱贫的重要保障。“不少第一书记将派出单位称为‘娘家’，将村庄称为‘婆家’。能否在‘婆家’取得优秀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娘家’本身实力和支持力度。”学者黄丽芬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娘家”单位的资源能力和政策力度，是影响第一书记资源网络的关键。资源能力越强的单位，派驻的第一书记向村庄提供的帮扶越大。

苏维的“娘家”是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虽然资金实力不如其他部门，但可以随时给我协调全国各地的技术专家，这是我‘娘家’的优势。”据苏维介绍，得益于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在企业管理、种植技术、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支持，他在高中村成功实施了多个产业项目。

苏维探索的第一个项目是养牛。“这里的苗族村民非常喜欢黄牛，村里荒山也多，养牛是发展产业的第一选择。”2016年年底，在村委会牵头下，42户贫困户参与成立水城县“牛得很”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按照“统一管理、集中养殖、自主经营”的模式，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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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人员来看后，绘了两个养牛场的图纸，说要花500万元。我们没有钱，就开动员会，让群众先把地免费租给合作社，并让每家每户出义务工。最终花80万元完成施工，加上买牛钱，一共花了130万元。”在“娘家”的帮助下，苏维邀请专家进行养牛技术指导，并带合作社成员到省内20多家养殖场学习取经。看到养牛场产生效益后，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申请加入，苏维申请到产业扶贫资金400多万元，将养牛场规模扩大到1万平方米，可养殖1000头牛。

驻村帮扶中整合的资源实际上是系统性的，除“娘家”外，从乡镇政府、各个部门到社会力量，均构成第一书记的庞大后援团。以乡镇政府为例，其拥有精准扶贫资金配置、项目审批的权力。“资源是有限的，蛋糕怎么分是个问题。第一书记是组织上派下来帮我们的，我们会尽全力去支持他们工作的权威性。”阿戛镇镇长宫熙提道。

2015年至今，高中村共争取项目50个，包括人畜安全饮水、道路交通、圈舍改造、危房改造、人居环境改造、文化及党建项目等，资金投入约6200万元。产业方面，在苏维主导下，高中村成功发展了集中养牛、牧草种植、少数民族服饰加工、火棘盆景等产业，建起了猕猴桃产业园、食用菌种植和黑山羊圈养基地。

学者黄丽芬曾撰文分析，进入村庄后，第一书记还会充分利用私人关系网络发动社会力量的支援，比如校友会、慈善机构、企业老板等。

资源如何得到有效利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书记的个人能力。高中村曾组织村民发展精品水果，但受海拔和气候影响至今未挂果，这让村民的积极性备受打击。为此，苏维在村中推广养牛业时困难重重，经过200多次动员会才将项目落地。“施工过程也是反反复复，我通知明早7点到工地，第二天去了发现一个人没有。也有不少村民投资后反悔，想收回资金的。”苏维表示，作为第一书记不能泄气，“如果有80%的成功几率，不能把20%表现出来，要表现出万分的信心才能把事干成。”

“让他们思想世界得到长大”

据学者罗兴佐观察，脱贫攻坚过程中，第一书记被赋予极强的资源属性，各方普遍认为，第一书记驻村核心目的在于带去资源。

“你去上头帮我们跑点项目就好，不用天天待在这里。”5年前，村支书和村主任对刚开始驻村的苏维说。据苏维描述，彼时高中村“没有一个高中生”，村民习惯于贫穷而抗拒改变，每到农闲时酗酒成风。时至今日，村中仍然张贴着劝诫标语：“不当懒汉不喝酒，早起干活早脱贫。”

2010年，刚驻村的海嘎村第一书记杨波同样手足无措。“因为大旱，民政部门运送爱心水，却无村民来领，跟我说除非送到家门口。不少村民家没有厕所，靠在灌木林里‘解决’，我告诉他们修一间厕所可以补贴400块钱，他们却跟我讲条件，说没有1000元修不下来。”

接连的挫折，让杨波明白思想脱贫的重要性。驻村11年来，杨波采取的是“引回来，走出去”的扶贫思路——既要吸引已经出去的、有见识的人回来建设家乡，更要鼓励村里的年轻人走出去。“我们这里属于‘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培育产业的同时，就业扶贫也很重要。而且年轻人出去锻炼几年，回来一口普通话，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凉山热口阿觉村的第一书记王诏对此深有同感。一位村民16岁之前未离开过村庄，后来外出打工多年，学会了汉语，如今被王诏培养成村中唯一的致富带头人，在村中从事养牛业并协助扶贫工作。

为了鼓励村民外出务工，杨波经常给村民算收入账：“假设种十亩地，全家五口人干一年，收获土豆1万斤、玉米3000斤，收入大约1.2万元。但如果你家两个人去打工，一年就能赚7万多元。有个村民身强力壮，却害怕出去。我反复找他唠嗑，试图激起他内心的波澜，让他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杨波说。

产业和就业扶贫之外，采访时杨波反复向记者强调，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点。“小手牵大手，通过对小孩的引导来改变家庭。他们长大了，海嘎才会迎来真正美好的未来。”为了讨好小孩，给他们灌输学习观念，杨波口袋里随时揣着糖果。每年儿童节，他都会给学生购买礼品，上台发言甚至表演节目。他向“娘家”和公益组织争取资源，向海嘎小学捐赠了桌椅、书本、校服、演出服等大量物品。2018年，他争取共青团贵州省委的支持，组织了15名学生参加省里举办的夏令营。

在驻村干部和学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海嘎村村庄环境改善，海嘎小学也迎来巨变。“2010年我刚来的时候，村小只有一名老师、十几个学生，现在已经有12名老师、100多个学生了。”杨波提到，学校力推音乐教育，如今海嘎小学的学生人手一把乐器，有电吉他、架子鼓，“乐器将他们连向了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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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9日晚上8点，海拔2360米的海嘎小学迎来高光时刻——11名女孩和新裤子乐队开了一场摇滚演唱会，142万人在抖音观看了他们的直播。“全村357户人，安了260多盏太阳能路灯，到了晚上一片祥和气氛。现在大家思维变了，会跟我说，以前的生活是不太行哦。”杨波说。

相比海嘎，凉山热口阿觉村的情况仍然艰难。王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两委干部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唯一识字的村文书今年嫁人后和老公外出务工了。“没有驻村工作队，村里工作基本开展不了。”为此，王诏准备在11月末彝历新年，外出务工人员回家之际，补充招募一批新的致富带头人和村干部后备人选。在教育问题上，王诏同样下了很大功夫。“为了保证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率，在村干部需要逐户敲门，排查有没有漏掉或偷跑回家的。”

杨波认为，扶贫不光要修路架桥补水、争取资金建设项目，更需要注入新鲜理念，“让他们思想世界得到长大。”“起初他们不愿意往前走，或者不知道如何迈开脚步。等我们离开时，他们也能够行走自如，脱贫攻坚的目标才算真正实现。”

重塑乡村治理格局

有学者认为，为了完成脱贫攻坚的阶段性任务，代表国家治理的第一书记，在激活村庄社会“造血”功能的同时，也给原有的村民自治秩序带来了改变。为此，第一书记需要处理好“国家治理”和“村民自治”的关系，一方面发挥国家的规划、引导、帮扶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和积极性。

“第一书记发挥的作用很大。”六盘水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树才向《中国新闻周刊》提道，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与村干部素质欠缺有莫大关系：“村两委干部祖祖辈辈在那里，资源、思维包括工作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书记熟悉村情以后，很容易施展其统筹协调的才能。”

苏维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我在省、市、县直机关都待过，但对国家惠民政策如何落地见效不了解。到高中村后，我才明白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是怎样最终落地的。”苏维认为，第一书记一职给予其充分的发挥空间。

如何处理与村两委的关系，是苏维等第一书记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学者黄丽芬的研究，围绕扶贫工作，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形成了三种关系形态：包办代替型、辅助合作型和独立松散型。具体而言，包办代替型关系指的是第一书记掌握村庄多项事务的决策权，替代村两委成为实际的“当家人”；独立松散型关系指的是，第一书记在村庄发展中未能发挥明显作用，村民更认同村干部。

相较之下，辅助合作是较为理想的关系形态——第一书记和村两委之间建立起高效有序的分工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村庄的发展。“为解决好两者关系，我们主张第一书记下去过后，哪怕职级再高、能力再强，也要服从乡镇党委的统一领导。在帮助建强基层党组织的同时，避免大包大揽、打乱基层脱贫攻坚工作的指挥体系。”六盘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国兴说。

辅助合作的关系需要着力培养，而这也是第一书记角色的题中之义。相关文件明确指出，第一书记驻村包含四大工作方向：组织建设、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和提升村庄治理水平。这意味着，发掘并培养一支高度团结、战斗力强且“带不走”的村委班子，是第一书记的首要职责。

苏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强村两委的治理能力。他和村干部一起研究制定新的规章制度，要求村干部实行坐班制并纳入考核报镇政府；探索“组村社合一”，村党支部与合作社合署办公；2017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他还积极做工作让文化程度低、年纪较大的村干部主动退出了村两委。

杨波采取的则是“人为掉链子”的方法。“我们把机关办公先进之处引到村里，教村干部打字、整理材料。为了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避免他们产生依赖，有时候我就故意在任务紧的时候头疼一下、肚子疼一下，逼迫他们走上前台。”据杨波介绍，海嘎村两委如今成了“微型政府”，纪律严明，每天按点上下班。“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脱贫攻坚、综治维稳、疫情防控、扫黑除恶、防汛防灾等，都是我们这一帮人在做。我们实行的是‘小分工大合作’，白天工作，晚上会议调度。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一个战壕的兄弟。”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芳撰文提到，驻村第一书记政策的实施，不仅助力脱贫攻坚，也改变村庄治理的模式，形成国家支持、村委主导、村民参与的新的村庄治理格局。

苏维认为，脱贫攻坚以来，村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发生了逆转。“曾经一段时间，干群关系紧张，村干部觉得群众蛮横无理，群众觉得干部不干实事。”苏维将村庄治理比作谈恋爱，是干部和群众互相建立信任、达成默契的过程，“‘单相思’没用，上面搞某个政策，不是直接就能落地实施。尊重群众的想法、意愿，把方法、思路变成群众自己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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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团军到特种军

六盘水市扶贫办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资料显示，截至目前，该市62.66万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23.3%下降为0，61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

杨波所驻的海嘎村不仅摘掉“贫困帽”，还成了韭菜坪旅游景区半山腰上的“花园村落”。宽阔干净的柏油路从山脚直通山顶，白墙灰瓦的民房错落有致，文化广场、卫生室、运动场等设施一应俱全。

脱贫攻坚即将收官之际，规模庞大的第一书记们也面临去留问题。作为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年份英雄，明年是否会留在海嘎村，对杨波而言还是个未知数。热口阿觉村的王诏作为四川省综合帮扶队伍成员，则将于明年6月结束驻村工作。他希望离开之前为村里的集体产业做点事——将该村的彝帽编织手艺打造成特色品牌，把村中更多的闲置劳动力培养成手工艺人。

对贫困村而言，脱贫只是开始，乡村振兴的任务接踵而至。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分三个阶段实施，到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当前乡村振兴是低水平、起点式的，尤其脱贫攻坚重点所在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虽然农民脱贫了，地方经济基础却普遍比较落后。基于此，他认为当前阶段惠农政策的重点“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好的农村，而是要建设一个能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可以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乡村”。

“对贫困地区来讲，扶贫和乡村振兴是一回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乡村振兴更加需要专业性的人才，更加需要充实村一级的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其中一个环节是组织形式的衔接，而第一书记制度是组织衔接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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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镇领导到驻村干部，阿戛镇建立了系统的脱贫攻坚组织架构。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将第一书记制度向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拓展，促使第一书记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实现衔接。这意味着，将“建立第一书记派驻长效工作机制”。今年脱贫攻坚相关会议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把贫困群众‘扶上马’之后再多‘送一程’”“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

而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无缝对接，成为继续推行第一书记制度的关键议题。

“据了解，中央政策对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有个过渡期的说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前5年重点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持政策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适当进行优化调整。”六盘水市委组织部二级调研员廖明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脱贫攻坚属于集团军作战，需要的是擅长搞攻坚、能猛冲猛打的干将，乡村振兴阶段需要的则是特种作战，倾向于选拔会经营、懂产业、擅管理的小诸葛式的人才，“人数不一定要这么多，但专业能力要强。”

苏维认为，乡村振兴过程中，核心依旧是发展产业：“不能指望靠村民打工回来建设家乡，也无法完全依赖国家施惠。解决不断依赖向上要钱的唯一途径，是增加村集体的收入。”据苏维介绍，为避免吃“大锅饭”的弊病，电光村正在对村合作社进行改制，将村民股份转给有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大户，由大户经营并每年分红给村委，村委再将利润分配给前期投资的村民。

学者黄丽芬认为，当前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阶段下，第一书记工作重心应放在如何实现从造血到输血的转变上，回归到村庄组织建设上来。“无论贫困治理还是乡村振兴，真正的主体应该是村干部和村民，提高村庄内生社会活力和治理能力，是第一书记工作的最重要方向。”贺雪峰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扶贫攻坚结束后，基层治理应尽快恢复常规。

“在省里规范制度出来之前，我们这里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将沿用脱贫攻坚架构，从县指挥部、乡镇工作团到村第一书记，体制机制暂时不变。”六盘水市阿戛镇长宫熙说，脱贫攻坚只是画上一个逗号而非句号，如何谋划乡村振兴，基层干部依然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武晓东 SN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