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周诚君：金融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原标题：聚焦“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专栏｜周诚君：金融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文：周诚君，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国金融》2020年第23期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此，本刊开设“聚焦‘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专栏，约请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领导和业内专家，结合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总结“十三五”金融发展成就，对“十四五”和2035年金融发展进行展望。

新发展阶段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的复杂环境及挑战

“十三五”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国金融业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目标，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加强法治建设为保障、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加快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稳步提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升温和全球疫情二次反弹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从国内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增大，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弱化，加上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的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

从金融业发展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融资结构失衡、机构结构失衡、资金期限结构失衡、风险结构失衡、治理结构失衡、信息结构失衡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金融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梗阻和分割，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跨业态、跨市场的业务和机构监管不足；第二，金融机构布局有待优化，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和服务基层的水平仍然不足，保险、证券、资管行业有待进一步规范发展；第三，金融市场体系结构失衡，直接融资占比较低，尤其是长期股权融资需要进一步提升；第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风险处置机制仍需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需要健全；第五，金融业开放程度与经济大国的地位还存在一定差距，金融开放的制度环境仍有待改善。

建设高标准金融市场体系，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部署，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蓝图。金融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塑金融发展新优势，建设高标准金融市场体系，服务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经济的确定性更好地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

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是一个资源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需要发挥其在信息处理、资金定价以及风险管理上的功能优势，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和融资结构，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形成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高质量金融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一是构建更有利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金融市场和产品体系。居民消费的规模及其稳定性，是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石。消费是收入的长期稳定函数，扩大居民消费，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稳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要构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长效机制。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合理推动金融创新，构建更有利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金融市场和产品体系，确保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同时，大力发展养老、健康金融，努力促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康发展。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多样化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养老地产、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服务模式。

二是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和创新产品服务，稳定生产性投资，更好地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通过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有效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加大金融对先进制造业支持力度，加快创新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形成投资与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作用。通过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满足多元化投融资与风险管理需求，更好地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融资体系，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创新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的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环节、关键要件的自主化水平，保持国内供应链的完整性和韧性。

三是通过金融科技引领，更好地服务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顺应科技与金融渗透融合趋势，实现金融科技领先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新的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上重塑我国资源配置格局和发展格局。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数据库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安全应用，支持金融机构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发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

四是探索以数字普惠金融等方式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丰富小微企业金融产品、探索移动化线上化金融渠道，不断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获得性。创新针对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金融产品和征信服务。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建立健全广覆盖、可持续、互助共享、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和信贷风险识别、监控、预警和处置体系。优化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生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金融标准建设。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将数字化技术、电商平台与消费金融发展深度结合，促进数字化经济转型。

健全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一是更好地发挥金融宏观调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金融调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提高调控的有效性、针对性。加强经济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健全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调控合力。

二是宏观政策应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加大对创新领域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必须充分利用技术变革带来的投资驱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宏观政策的导向上，着力推动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保持国内供应链的完整性和韧性，进一步加大对创新领域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从而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三是推进金融管理体系现代化，建立权威、高效、专业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金融部门应在巩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加强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监管，健全防范化解风险长效制度。建立权威高效专业的风险处理机制，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在问题机构有序退出中的作用，完善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稳妥化解局部性、结构性风险。优化多层次预警指标体系，完善压力测试等风险计量工具，加强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与国际能源格局调整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完善政府激励，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培育和发展服务绿色金融发展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区域合作，引导国际资金加快投资我国绿色金融资产的步伐。

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国际金融资源参与新循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循环的目标是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支持和畅通国内循环，优化结构，激发活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逆全球化”思潮越是抬头，我们越是应该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进一步推进全面开放、自主开放，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

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业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金融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一方面，要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要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通过多边、双边、区域等多渠道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经济体的协调合作，建立健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另一方面，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开放条件下更宽领域的金融安全网。高度警惕金融业开放过程中跨行业、跨地域、跨市场、跨境的风险传递，特别要警惕跨境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进一步健全完善与全面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

责任编辑：戴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