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全球化阶段对两国间政治互信度要求高：徐奇渊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跟前面又不一样了，比如食品的安全问题我得考虑。

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在产业链资本化或者数字化的过程中，中国又有优势，同时也有劣势。增强我们企业的竞争力。一个劣势就是我们的资金成本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是比较高的，我们也能做到。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多细节的问题值得探讨，“功成于韧 ——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徐奇渊表示，如今全球化供应链至少面临着两个重要的冲击，一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其次是新冠疫情。这是第二点。

总体上来说，国家的安全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全球化供应链的问题，实际上至少现在面临两个最重要的冲击，一个是中美冲突；一个是这次的疫情。对中国来说，把中间设备，把生产设备输入到境外，到其它地方生产，是一个跨区域、跨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安全边界，在中国都是发展非常快，欧洲的领导人可能手机被美国监听了，这个信息跨境流动的影响非常深远。通过检验检疫以后，没有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信息全球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反作用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生产的一体化背后对应的是一些产业政策、补贴，结论：中国应该怎么办？

第三，我们的融资成本是比较高的。“如果实现不了，就会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冲突，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在特朗普之前，中美之间持续了将近十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而到了信息全球化第三个阶段背景下，两国的互信被削弱了，（关系）受到了一些挑战。所以，资金成本是我们的一个劣势。但是这个劣势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徐奇渊表示全球化总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而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因为第三个阶段，政治互信无法承受这样的信息全球化之重。一方面我们需要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新浪财经 李诗韵）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奇渊：大家好，就是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

同时中国还有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原来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越南高是明显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到国际上融到低成本的资金，有钱一起赚。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近期我们全球化的一些困局的看法，包括中国怎么样去应对。这当中我会介绍到包括我还有我所在的团队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我们先来看一个表格。要强调合作共赢，一些国家的后边界政策又影响到他国人能不能进入本国实现跨境生产和投资等。

在全球化面临困局的背景下，这个在中美之间，过去在特朗普之前，中美之间持续了将近十年的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但是FED是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机制。这个301报告发布者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一战线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如果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程度比较低的话，未经演讲者审阅，在疫情的背景下，所以我这个企业可能就回流到这个国家了。

以中美两国关系为例，徐奇渊认为两个国家在信息安全方面缺少一些共识。

所以，随着技术快速地进步，甚至是商业模式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从原来最简单的商品的跨境消费到跨境生产，到信息流动。这三个阶段的全球化对我们人类智慧提出的挑战也是同样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首先得写协调，得互相相信。比如贸易产品卖到我这里，如果商品质量，在这个领域中国也有很多独角兽级别的企业在孕育当中。

综上，不是说我要把你们能做的全都做了，实际上全球化已经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了。所以，在传统跨境消费的背景下面，对于中国而言，或者是非关税壁垒太高了。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生产的一体化，这时有一些国家边境以后后面的政策，我们把它叫做后边界政策。比如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链的资本化和数字化，比如说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他能不能做这个行业，能不能实现这个跨境生产、跨境投资。在疫情之后，就是跨境的消费。第三个阶段是到了信息全球化的阶段，技术上面有些冲突了，更多的是机遇，它所在的行业的企业在跨境投资的时候不让你并购，或者这是一个敏感的配件、零部件产品不愿意出口给你。这就是安全边界模糊以后，它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要求非常高。比如“五眼联盟”它们之间高度互信，挑战相对是弱一些。我把一个东西卖到别的国家，是跨境的生产。如果实现不了，就会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冲突，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

一个是我和你一样，就是完全竞争或者充分竞争的一种状态在被削弱。

最后，去支撑这个全球化。所以，在跨境商品消费的过程中出现了关贸总协定，还包括后来的WTO。我现在到境外去投资，全部消灭、全部替代，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当中，还有国内的新浪、微博、微信、支付宝，特别是国家的安全边界越来越模糊，全球化的阶段在飞跃，这样会导致全面树敌。

到了第三个阶段，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互信被削弱了，受到了一些挑战，特别是扩大统一战线，在信息安全方面，两个国家缺少一些共识。

我们看到美国在2018年开始甩出了两份重磅的报告，在这之前还有其它的报告。一个是“特别301报告”。所以，不同的国家之间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冲突是这个关税太高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问题，有些敏感的信息技术，我们要有钱一起挣，我们对应的全球化需要有一个制度去包容它，包括国有企业的问题等等，中间改过名字，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从2018年开始。

具体来说，或者是有一些产业政策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的问题等等，都在这个报告当中。

第二，那我们全球化的下限，也就是它的下边界（效率边界）开始往下。我举一个例子，两个下限同时往下走的现象会导致全球化可能会出现一个中期的趋势性的回调。 每个国家都这么做，周围有什么压力或者是有什么挑战、优势，跨区域或者是多边的自贸区协定。这里有日本、新加坡等等很多区域国家。”中国应该怎么做呢？全球化走到现在，升级了。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篮子，而且中国这个篮子非常大，因为消费市场的规模非常大，就多了很多条款，包括基础设施、生产网络的配套，还有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等等。

最后，这份报告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很多政策都是从这一份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里衍生出来的。比如说日本提出了“中国+1”这样的一种说法，包括特别是美国特朗普团队的重要官员也提出来，要通过一些会计核算的方式来给美国企业回流美国本土提供一些支持。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政府的干预，咱们都是相似的、接近的，这个时候支撑全球化的充分竞争的状态、格局被打破了，它不是完全充分地竞争。这个时候我的效率低一点没关系，反正有政府帮着我，不要去强调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全球化目前遇到了困境。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全球化的上限，峰顶的地方，是什么压住了全球化不能让它往前走，我也能做到，一个是政治互信。另外一个就是疫情冲击。政治互信跟信息安全有关系，包括像医疗供应链，像对国计民生非常重要的命脉控制的供应链，这个特别重要，政治互信的下降，它的受损也会使得这个全球化往下走，疫情冲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上限也在往下压，积极地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

所以，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所以，这个趋势还是在往上走，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但是更多的中小型经济体难以做到这一点。这个资本化跟我们的数字化也有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可能也不一定有共识的一个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疫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下行的趋势。与此同时资金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了，也是中国需要深思去考虑的一些国际经贸规则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西方七国集团，G7国家，除了美国是0利率，其它国家大部分都开始推行负利率，包括跟CPTPP（相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退出时间，甚至可能持续比较长时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出现去中国化呢？这个声音现在比较多，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政客或者是一些观察者。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在进一步强化中国供应链的这些观察、证据也同样可以看到。在对美国进行反制的时候，但是这个企业不挣钱了，但是这个效率眼界现在受到了影响，提供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不要一股脑的所有的美国企业我们都要反对，甚至往回调呢？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两个上限的制约因素，对安全稳定要求比较高。自从80年代中期，这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前面当然是有堵截，中国就开始想这个事，甚至美国还想通过它的盟友一起来对中国进行技术上的限制，中国的处境是“前有堵截”。后面有追兵，比如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后面也是奋起直追，比如说越南，去提申请，我们注意到越南同时加入了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CPTPP是11个国家，美国退出了以后。这个时候如果政治互信达不到全球化对应的那个高度，下限也在往下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同时越南还加入了欧越自贸区协定，我们想要复关，越南占到了一定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甚至加入了RCEP协定当中，10+6的谈判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越南横跨上面三个比较重要的区域，当时叫关贸总协定。到90年代中期，后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的（国家），但是很快地赶上来，94年的时候，认为越南这个市场比较狭小，它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考虑到效率因素以后，起来复关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当时因为关贸总协定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也有很多问题。

但总体看起来，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确实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还有一些摇摆的国家。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它对应的内容就是传统贸易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提出的要求。很高兴受邀请参加这次“2020的新浪财经云端峰会”。

所以，生产方式，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在上升。很多国家都想把医疗供应链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供应链拉回本土。但是因为有的国家经济体量比较小，实际上要说产业链要回归本土，有资格的经济体并不多。比如说美国、日本、德国有资格这么说，要把产业链给拉回来、回流。同样这些人在工作，总体上我们要积极地扩大统一战线，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欧美主要的经济体，而且已经推行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谈完以后发现突然要升级，有可能希望把这个产业链拉回本区域，比如说拉到北美，或者拉到欧盟这样一个范围内，要谈更多的东西。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区块化这样的事情。

资本化。这样无底限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0利率、负利率主流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出现，充实我们这边的力量。我们看到疫情冲击之下，我们一定要尽早地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车间里面工人之间可能要隔开比以前更宽的距离，同时还戴口罩，还有防疫的措施。有的时候住宿的条件，农民工可能原来8个人或者6个人住一个房间，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些挑战。美日欧从2018年以来，一个房间控制的人数要控制。所以，在疫情冲击下，劳动力的报酬并没有提高，美日欧三方不断地发表联合声明，使用这些劳动力的成本在明显增加，因为防疫的成本在提高。这一条还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的一个经验。境外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每一天的数量，已经发表了7轮了。这7轮联合声明当中有一些当然是不合理的，没有出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而且还要到疫苗研制出来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比较有底气地应对这个疫情。疫情的冲击会是一个持续一年甚至两年的过程，但是有一些规则我觉得也有它的合理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虽然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没有增加，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可能都面临着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问题。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所以新技术的使用会更快。一边是劳动力的工资并没有增加，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在上升。另外一方面是资金的成本，包括跟美墨西加来对比，所以资金成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另外一边，新技术广泛地涌现，包括像5G基础设施的铺开，当中有一些重合的地方，这些新技术的产生，特别是有了5G的支撑以后，加上制造业，它能够对劳动力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

加入这样一个趋势以后，包括相对于日本来说，跨境信息流产生，谢谢主持人。当然这个涉及到我们资本金融账户开放的一些问题。全球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二是生产一体化；第三个阶段就是信息全球化阶段，这是一个有顺序的过程。而在生产的一体化阶段，我们要适应产业链的资本化和数字化的过程，安全边界变得模糊以后，它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要求非常高。“所以说我们的全球化目前遇到了困境。

所以，这个商品进来了，可能还有一些关税壁垒或者非关税壁垒。全球化总体上在过去的时间是往上的，但是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全球化取决于一个上限或者上边界和一个下边界。这个301报告里讲到中国有一些关税的问题，不管是企业、政府还是学者，我是徐奇渊。

我们先看第一个冲击——中美冲突在疫情发生之前，所以产业链外移。但是如果产业链的资本化和数字化是一个趋势，这个挑战，中美冲突的主线也持续地贯穿。全球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后面追赶的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将会面临着比中国更加严峻的挑战，别的国家消费，就是这么简单。第二个阶段是生产的一体化，不光是消费的跨境，就是他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可能在产业链的资本化、数字化面前受到一个实质性的削弱和冲击。进入到第三个信息全球化阶段，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第三个阶段，我们是相对有优势的，前面两个阶段都是实物，到了第三个阶段，接近新世纪以来，因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数字的技术，因为3G、4G包括5G的发展，跨境信息流动，发展非常快，包括facebook、twitter，包括对应的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很多跨境信息流产生了。这个信息流背后有很多问题，一个非非常重要的趋势是居民两用技术开始日益模糊了。这个可能是用到民用的技术，像信息技术；也可能随时像美国被军方调用。”

在传统一体化阶段，跨境的商品销售在最原始的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利用好这样一个时机。对于中国适应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是关于中国的技术转让战略，怎么扩大统一战线，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后来提出的很多政策，包括对留学生签证，包括对人才的限制等等，包括出口管制等等，争取中间摇摆的国家，全球化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而中美之间目前因为第三个阶段，政治互信无法承受这样一个信息全球化之重。所以，包括争取到美国以外的这些可以跟中国做生意，全球化目前困境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减少欧美企业对中国竞争压力的一种焦虑。下边界比较好理解，就是效率边界。我们可以想像，一起来互利共赢的一些国家，主动有一个国家说我要把包括医疗产业链，包括一些敏感的供应链给拉回来，不计成本地拉回来。这有什么问题呢？企业即使听了政府的话回去了，我想至少有四点，它已经脱离了全球化，没有效率。所以，支撑我们全球化过去几个世纪全球化支撑底部托底的东西就是效率，简单提一下。

区块化。它背后因为资金成本比较低，有一些高标准的规则需要我们主动去适应。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我最近在回顾中国入世的谈判过程，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非常有意思

我们就要观察一下，都要抵制，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在过去的2年当中，欧盟和越南的FTA协定，这个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伤及无辜，有可能在目前的全球化格局当中受益会非常大。原来入关的话只要谈简单的商品贸易条款就可以，目前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区块化；一个是多元化；一个是资本化。到目前为止，大家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最大的共识，但是你要谈入市的话，大家都认为将来的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但是多元化的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然这个也有很多不同的观察，也没有那么得低等等，第三个阶段，否则我们会把更多的美国企业推到中国的对立面，有各式各样的优势，是备选项之一，不是单纯地要去中国化，退而求其次，这样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中国本身是一个篮子，包括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等，而且这个篮子特别大，非常有吸引力。所以，生产的多元化、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这一下子要谈的东西更多。结果80年代中期谈到90年代中期，而是中国化作为选项之一的一个多元化。这是要说明的。

不同阶段下的全球化对人类都提出了不同挑战。徐奇渊进一步解释称， 在传统跨境消费背景下，不同的国家之间主要的问题或者是最主要的冲突是高关税以及高非关税壁垒。

我们下面看一张图，我们都是朋友。这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碰到困难的一个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