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21?樊纲：双循环“堵点”如何打通？| 全景?卓识

编者按：

又到岁末总结展望时。

2020 持续整年的新冠疫情令全球经济蒙阴，但率先控制疫情，稳健复工复产的中国成为全球资本趋之若鹜的避风港。尽管上证指数表现波澜不惊，但围绕医药、科技、消费三大主线展开的个股行情，却频频出现涨势堪称波澜壮阔的大牛股。基金爆棚热销，也反映出刚刚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正在从“散户化”向“机构化”发生转变。

在这个令所有人记忆深刻的年份即将过去之际，全景·卓识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联合推出 《前瞻2021》岁末专题，希望从与宏观专家、私募大咖以及中国最顶尖证券分析师群体的深度交流中，尝试勾勒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脉络，寻找在明年注册制全面推行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较具确定性的投资机会。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

在欧洲和日本经济进入“负利率+通胀”的衰退期，美国经济复苏受到疫情反复的拖累，未来3-5年美元指数可能进入下行周期的大背景下，全球GDP正面临负增长局面。同一时刻，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正使得我国GDP占全球份额逐步扩大，这也导致贸易摩擦可能成为一个长期事件。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明确提到，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解决这一矛盾，要求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此背景下，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但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推行之路上也要克服重重难关。

近日，全景·卓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博士，就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求侧改革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樊纲博士认为，面对”市场在外、技术在外”的“卡脖子”局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双循环又不是一句简单的扩大内需能够概括的，还要面临消除短板、体制改革、供给创新、降低成本等诸多供给侧的“堵点”，推行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是，也只有持续走上稳健增长之路，我们才能从“被遏制发展”问题中真正跳脱出来。

同时，樊纲博士还表示，当前需求侧改革也需要监管机制发挥更多作用。而金融ESG评级，会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一定正面作用，但同样也受到不少限制。

{image=2}人物介绍：樊纲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image=3}全景·卓识X 樊纲

全景·卓识：在当下复杂的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国内执行对内改革创新、对外实施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此您的理解是什么？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和推行难点，是否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樊纲：双循环概念其实跟扩大内需有一定重合的地方。双循环要使我们的市场能够循环起来，发挥潜力，就一定要扩大内需，包括收入分配、各种消费、体制改革、消除堵点、发展网上消费等等。

但双循环确实跟扩大内需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它除了需求侧的扩大外，还在于包含了供给侧的问题。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现在要实行双循环？

第一，其实我们以前也是以国内为主，但以前我们很多技术进步都是由国际循环带动的，市场在外，技术也在外，是处于两头在外的情况。

但是现在他（美国）不卖给我们，包括技术本身、设备或者部件，都要面临断供。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又不让卖，两头在外的我们，市场也被卡断了。因此现在要更多注重自主创新，这就涉及到供给侧的问题了。

但是怎么去消除一些短板，怎么使自己的技术进步，能够弥补上它断供造成的一些损害，这就是双循环中，国内循环面临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我们之所以市场还做不大，之所以国内消费、市场有各种各样的梗阻，是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有很多问题。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喜欢做外贸，却不太喜欢在国内市场做？因为国内市场他觉得费劲，他要打通各种环节、各种隐形的制度障碍等等。

因此我们还是要改革，但要怎么改？物流等各种因素能不能更加畅通地流动？金融资源能不能脱实向虚，金融资源怎么才能够到实体经济当中去？这当中有哪些堵点、梗阻要消除掉？这些都是改革的问题，也都是供给侧的问题。

第三，是要通过供给来创造需求。供给方如何创造出来更多更好的产品，让消费者愿意去买、去消费。有些时候需求方是不知道的，供给方只有创造出来，需求方才知道还可以这么消费，还可以这样使用东西。所以，企业要去努力创新，在产品上也要坚持创新。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成本。为什么以前国内需求不高？因为成本太高，价格也太高。那么，该如何怎么降成本？

一方面是企业要努力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就是涉及到一些体制政策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税收成本，能不能降下去？比如我们的社保成本，这部分也是缴费，如果社保本身资金管理没有效率的话，就需要更多缴费，但社保越有效率，我们缴费是可以越少的。

还有其他诸如环保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其中资金的成本利率，这是大家都要面对的。这里有没有降低的空间？其实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在较大国家里面还维持正利率的国家。

我们坚持要正利率，也没必要去搞负利率那些东西。但是正利率也分高低，如果利率很高会导致资金效率很差，不仅流不出去，还流不到实体经济当中去。这样的高资金成本，意味着制造业的成本也会高一些，价格自然就高一些，最终导致消费市场的规模受限。

所以，综合方方面面来看，双循环都不是简单一句扩大内需能够概括的，它也包含着供给侧各种各样的内容。而且，我们更要强调的是，怎么把供给需求两方面的事情都做好，使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稳健增长10年、20年，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发展是遏制不住的，从而转向与我们谈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冲突。

全景·卓识：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要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关于这个“需求侧改革”新词，能否谈下您的观点。

樊纲：需求侧改革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呢？其实需求侧改革也讨论了很久很久。首先需求背后其实是收入分配问题，因此要考虑我们的就业如何能够实现，我们的收入如何能够提高，还有就是我们的消费信贷，市场如何融资更加灵活。

以及网购、电商能不能进一步发展，使得各种需求在市场上都能有供给来满足各种需求，方方面面还是有很多值得要去做的。

但这其中也有很多堵点。说实在，在提供贷款、购买力的金融领域当中，我们过去搞了互联网金融这样的东西，中间也确确实实出现了一点问题。由此看来，怎么能更好发挥监管作用，让各种市场机制也能更好发挥它的作用，从而扩大我们的需求，这也是需求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全景·卓识：您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理解？当下ESG评级（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在实际中，您认为对企业后续价值的发现以及对经济发展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樊纲：可持续发展是业内自律的问题。说句实在话，政府要有政策，业内要真正去评估其实是比较难的。但是你如果搞绿色金融，即金融机构有一个标准去审查这件事情，多多少少会促进企业更多思考如何绿色地可持续发展。

但至于能促进多少，或是能够改变多少？这就像是对气候变化影响一样，属于非常柔性的范畴，即努力去做就对了。

当然，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硬性的标准，比如现在金融能不能只给新能源车而不给燃油车贷款？按照欧盟现在的标准，2050年欧洲也就没有燃油车了，要努力实现碳中和，我们中国2060年也要实现碳中和。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建设煤发电厂，金融机构到底给不给煤发电厂贷款？这个在一定意义上就不是说机构能够决定的，这是国家战略才能够决定的事情。

所以综合来看，如果金融业本身这方面要求高一点，那么从行业自律角度，你能更多促进可持续发展，但确实又有很多事情，也不是金融业自己能够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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