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如何释放“受抑制”的服务业？

2020年12月27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交响”新年论坛暨“安泰视界”年度盛典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业界专家共聚一堂，围绕城市、人口、资本、创新与产业生态等关乎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共同分享新趋势下的判断和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出席论坛并就“城市进化：集约、安全与活力”发表演讲。

如何促进服务业发展？陆铭从人口密度的角度着眼这个问题。与制造业的产品不同，服务业不能被运输，不管是餐馆还是理发，往往需要面对面交流，这种行业需要借助人口密度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同时进行。陆铭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占比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相关，密度越高的城市，服务业的占比也越高。以餐馆为例，借助大众点评数据对上海内环和外环的餐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数量、品质，多样性，都是人口密度高的内环占据优势。在公共服务层面，学校和医院也高度集中在市中心。

不过，大概在15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陆铭指出，“过去十多年里，由于所谓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障碍，我们把人口空间分布通过政策引导到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同时土地的城市化非常快，人口的城市化又比较慢，导致城市走过了低密度的发展模式。而这与服务业的底层逻辑相矛盾。

“当我们把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路径放到全球比较，会发现中国的服务业相对来说是‘受抑制’的。”他研究发现，中国的服务业占比比OECD（经合组织）这些国家走过的路径低了10个百分点。

对此，陆铭进行了三个政策模拟，如果仅调整城市化的模式和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关因素，能对服务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假设中国的城市化率比现在提高10个百分点（与同处在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低了10个百分点）。第二，假设在中国没有户籍制度——陆铭对比了城市里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的消费，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外来人口的消费要比本地户籍人口低16-20%。假设外地户籍人口全部变成本地户籍，则可以释放这部分消费。第三，假设中国的土地供应速度可以下降一半——也就是假设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在过去15年下降一半的情况可以得到缓解。

“在这三个模拟下，中国服务业占比可以提高大约3-5个百分点。”陆铭发现，根据研究估计，大约有小一半的服务业占比偏低的情况，可以通过城市化的模式和人口空间的分布——这个长期被忽略的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对下一阶段以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有极大的推动力。

“如果我们接下来可以尽量减少行政干预的方式，去影响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不要总是用政策引导人们从城市到农村去，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去，或者从城市的中心城区到郊区去，就可以让人口向着高密度的方向去集聚，带来服务业的发展。”陆铭指出，很高兴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正在推进，十四五期间包括上海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的土地供应数量应该有所减缓，在人口进一步集聚的大城市增加土地供应，而大量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不仅不能增加供应，该做减量规划的还需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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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