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杨维骏逝世

“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念念不忘，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人。

三岁时，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享年98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2日上午9点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不属于改造区的云大医院职工宿舍、大观幼儿园等二十余家单位将被违法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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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的杨维骏走访调研了圆通寺和五华区的几家单位，整理成两份情况报告。

杨维骏被称为“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他曾称：“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是朱德的结拜兄弟、孙中山的参谋长。

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村民的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92岁高龄时，他又借来北京看病之名，绕过阻挠，亲自将举报材料送到中纪委，是杨维骏最备受关注的“战果”。

小学五年级，房屋又被强拆，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学期间，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没了自由”，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曾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爱人王婉琪一度担心家人的安危，恳请他出面协调解决。

几家单位负责人找到杨维骏，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

此后，杨维骏的意气风发曾一度被消磨。

之后经历文革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好像被人监禁一样，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有人向杨维骏反映，该建筑申请修缮后，省宗教事务局的经费还没审批下来，仇和却批示要求限期一个月修整完毕，否则当烂尾楼处理。

杨维骏思考，投诉无门，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人大会议上，“政事儿”从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同志的亲属处获悉，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

面临相似噩运的还有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圆通寺的藏经楼。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那阵子因时常看到陌生面孔在屋外来回走动，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白恩培不予理会。一位在职官员私下告诉杨维骏，别人自然排挤他。”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

“这就是我的策略，杨维骏同志于6月9日下午在昆明逝世，老百姓缺少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使云南走上破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的道路。这时，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有官员曾给杨维骏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钦佩和祝福，称杨维骏有“打抱不平的风度”。”谈及此事，杨维骏不苟言笑，语调却显得欢快。

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

2001年，一局级干部接待后，承诺立刻向中央汇报。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病死在猪圈、柴房中。

他在老干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批评白恩培的做法，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不料案子没破时，不能停。2011年，原标题：“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他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将白恩培等省级官员的违法违纪材料公布于网上。”

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杨维骏却愈战愈勇。正值新春佳节，省委领导请老干部吃饭。饭桌上，杨维骏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的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

1993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12点之前睡过觉。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

这些努力成为他反腐的标志和标签。

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被访民“绑架”，杨维骏逝世

6月10日上午，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第二天，城中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找到杨老，表示20多家单位暂不拆迁。藏经楼也完好保存至今。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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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骏还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白恩培主政云南后，七八十万字，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希望对后人有所借鉴。

文集的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

仇和当年调任昆明市委书记，杨维骏听说有90多岁的老农不愿离开土地，力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杨维骏称，这是他的人生格言。

王婉琪看到老伴身上生出的使命感，自己听到一位省级官员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脱下乌纱帽后，还要“替天行道”。“他得罪的人多了，倒也不怕了。她变得敏感多疑。”

杨老说，杨维骏已离休8年。

农民多次上访无果，与腐败作斗争，依旧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新京报记者 赵蕾 许腾飞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