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基金总经理聂挺进:用差异化、特色化能力圈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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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I驱动资产管理!浙商基金总经理聂挺进:用差异化、特色化能力圈满足市场需求
这几年在公募基金行业中,浙商基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是业内首次提出要做“AI驱动”的资产管理公司。
浙商基金致力于从数据挖掘走向逻辑学习,基于已有的数据沉淀和AI技术,在投资中实现数据信号化、信号策略化、策略模型化、模型可视化,最终达到人机互动融合。
听上去很“理想主义”。浙商基金总经理聂挺进在十多年投资与管理生涯中,越来越体会到,“投资最困难之处在于,历史上已实现的收益,许多是由随机性的、非结构化的、低概率性的事件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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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基金总经理 聂挺进
在他看来,人类对投资本身的认知具有局限性,投资又往往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如何能打造一套科技平台,辅助基金经理投资,让AI(人工智能)和HI(人类智慧)相互赋能、让投资的艺术与科学更好融合,这是浙商基金多年坚持的战略,未来也不会动摇。
行业发展愈发呈现“马太效应”,头部基金公司、头部基金经理在市场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中小基金公司如何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对此,聂挺进直言,“弯道超车不易,一味强调超车反而更容易翻车。我们更重要的是思考客户的痛点在哪里,客户需要怎样的产品,以及客户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产品?”
在“AI+HI”智能投资战略下,浙商基金期望用差异化、特色化的能力圈满足市场需求,让资产管理公司的知识价值得以传承,并最终提升持有人的投资体验。
券商中国:2020年是公募基金大年,新发规模已突破3万亿份,超过过去三年的新发基金总和,尤其是权益基金,迎来了大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基金管理人而言有哪些思考和启示?
聂挺进:2020年新发基金规模超过3万亿,其中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合计超过2万亿份,含权益类基金构成发行主力,占据市场60%~70%的新发份额。此外,偏债混合基金2020年内新发规模突破3000亿份,也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权益基金的大爆发,表明近年来在监管层坚定引导和指挥下,行业回归资管本源,公募基金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阶段。
与历史上几次权益大年相比,2020年的情况也非常特殊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权益基金的爆发并非在泡沫层面发生。换言之不是在指数大幅飙涨情况下发生的,2020年指数涨幅整体温和,这一点与2007年、2015年有很大不同。
第二,投资人和机构的信心更足。年内权益市场几次大幅调整,都有来自银行渠道或保险机构资金的逆势入市,并没有形成恐慌。而过去,一旦市场回调5%-10%,立刻会出现销售冰点。而2020年的多次指数回调过程,发行市场反而逆势增长。
第三,基金赚钱效应凸显。2020年权益基金普遍收益率亮眼,但其实A股市场仍有很多股票最终收跌,这体现出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也进一步表明基金赚钱效益更明显。
此外,2020年资本市场终于迎来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注册制。这或是继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基础性变革。从注册制实施之后来看,好公司越来越得到资金青睐,而基本面不好的公司股价节节败退,博傻式投机的比例在下降。
未来A股市场将逐渐形成深度更深、广度更广的投资模式。中国居民投资方向也将发生趋势性变化,从以往偏好稳定的非标信托等偏刚性兑付产品逐步向标准化、权益类资产转型。这也反映了证券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阶段后,投资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大幅增强。
因此,我认为2020年对公募基金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券商中国:能看到公募行业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头部的基金公司和头部基金经理在市场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您觉得中小基金公司怎么去“弯道超车”,怎么来定义自身的发展目标?
聂挺进:从行业整体发行情况来看,头部效应非常明显。但中小基金公司中一些有特色的公司,发行也很理想,究其原因我认为离不开在投资能力和客户服务上的长期积累。作为资产管理机构,需要有好的投资文化,并在一个好赛道或者渠道持续深耕。
至于说“弯道超车”,我一直不敢苟同,一味想要超车最终翻车的概率可能更大。所以浙商基金最关注的并非规模排名的变化,这只是结果。
我们思考更多的是客户的痛点在哪里、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以及客户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只有想清楚这三点,才能进一步找准定位和方向,坚持战略不动摇,持续深耕,一定会有所成效。
对于公募行业的未来,我认为一定是百花齐放的。产品策略和人或都存在管理半径,但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是多样且广阔的,哪怕瞄准一个痛点,也能创造大价值。
证券类私募基金规模2020年也突破了4万亿,私募和公募基金策略或有不同,但如高频、量化指数增强等单一策略如果做得好,规模也可以上百亿,这都是近两三年内发展起来的。
这进一步印证了,只要策略有特色、有亮点,市场有足够大的容量可以让特色型资产管理公司崭露头角。
因此,浙商基金当下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想清楚客户需要什么,以及用怎样的策略和方式去满足客户需求,最终确立自己差异化、特色化的能力圈与护城河。
券商中国:您曾在博时基金主持投研工作,也曾多次到访华尔街与头部国际资管机构深入交流,能谈谈您对投资的理解吗?
聂挺进:投资的发展历史是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发展史。现代股市制度1602年诞生于荷兰,荷兰人率先建立起证券交易、银行、信贷、竞拍、保险和有限责任公司等商业体系,对金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荷兰人来到美国,创建了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现代证券投资理论最终在美国迎来了大发展。在我看来,投资成为一门科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34年格雷厄姆《证券分析》出版为标志,这本至今仍被人看作华尔街圣经的书,奠定了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之父”的历史地位。格雷厄姆将实践总结成理论和方法论,提出市场先生、内在价值、安全边际等概念,构成了价值投资的逻辑链条,投资由此逐步进入科学化阶段。
第二阶段,随着经济与金融学的发展,人们对股市波动规律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入。1970年有效市场假说被提出,与单因素模型、恒定风险溢价理论共同构成了第二代投资的三大科学理论基础,用以构建资产预期收益框架。
第三阶段,人们逐渐意识到投资不是单因素就能解释,市场并非一直有效,流动性影响下的恒定风险溢价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因此除了证券市场本身,越来越多人从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哲学等领域入手,寻找并构建起了新的投资科学方法论。
总的来看,我认为投资的科学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
而论及我个人对投资的理解,从初入基金行业做研究员,到投资总监,再到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是逐步深化的过程,尤其是近年来有三点投资体会格外强烈。
第一点,敬畏市场。随着人类对投资理解得越深入,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就越高。而人类在投资方面的无知性或者认知的有限性,是非常大,需要保持谦逊,不断学习,敬畏市场。
第二点,认清超额收益来源。投资中最困难之处在于,历史上已实现的收益,很多是由随机性的、非结构化的、低概率性的事件构成。如果框定1-5年的时间维度来看,这部分收益或许还构成了“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如果把这种认知或者评价,作为对未来基金选择或者超额收益预估的依据,非常容易犯错误。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中,投资者或许还可以从基金经理过去10年-30年超长期投资年限去评价,最大程度把这种随机性因素剔除。
第三,科学在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投资哲学和方式是不断演化的过程,投资也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浙商基金认为,坚实的科学背景对基金经理投资能力的提升与深化,大有裨益。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打造一套科技平台,辅助基金经理投资,让AI(人工智能)和HI(人类智慧)相互赋能、让投资的艺术与科学更好融合。
我曾与公司同事们分享过达芬奇的例子,达芬奇虽然是画家,但他的很多手稿是基于科学的形式呈现,他第一个用手稿画出了飞机模型、动力系统、蒸汽机模型的人。
某种程度上,投资也是一门手艺活,需要工匠精神,而未来科学在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券商中国:2015年您从深圳来到上海,选择加盟浙商基金。您可以介绍下这5年时间浙商基金在投资上有哪些思考和成绩?
聂挺进:首先从公司顶层设计方面, AI+HI智能投资既是浙商基金的投资生产系统和方法论,也是未来始终会坚持的方向。目前公司旗(金麒麟分析师)下所有的产品都在运用这套生产系统和方法论来生产。
近年来,我们逐步理清了AI与HI的优劣势,让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更好地沟通与融合。从目前情况来看可凝练为以下三点:
首先,AI实现了知识体系与投资策略的传承。数字策略化、策略模型化后,公司在各个行业、各个板块积淀的知识是可以积累并且传承的。对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这不但提升了资产管理公司的知识价值,也让基金经理在优势领域能力得到更大发挥。
第二,AI实现了精细化投资风险管理。AI在定价,尤其是组合管理风险方面,能够帮助基金经理更好控制风险,提升夏普比,最终使客户投资体验更好。
客户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浙商基金重要合作伙伴招商银行,每年在评价和引入产品时,最看重的不是同类排名,而是考虑每年客户盈利占比、加权后产品收益情况如何。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第三,AI让投资中的超额收益更加稳定可持续。AI可以更好剥离概率、随机性因素,提升组合夏普比,使超额收益可追溯、可预期、可复制。
券商中国:2020年固收+产品发行异常火爆,成为新发市场的一大亮点,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浙商基金在固收+和绝对收益策略产品上是否也有布局?
聂挺进:当前不少固收+产品在营销宣传上是存在误导的,我认为,固收+并不等同于绝对收益策略。在浙商基金,固收+和绝对收益是按照两条不同的产品线进行划分的。固收+是一种资产配置工具,不能在宣传上暗含绝对收益的目标预期。绝对收益则是完全按照绝对收益的思路去做,在浙商基金内部是不参与相对收益排名的。
我们不能把一些资产配置类的“固收+”产品当作绝对收益策略,向普通投资者推荐,2019、2020年是权益大年,夏普比普遍较好,而未来若发生权益的较大幅度波动,错配营销会对客户体验会造成较大的伤害。
历史上排名靠前的固收+产品,并非绝对收益类产品,相反在同类产品中波动或许是最大的。高收益固收+产品主要是通过增加权益仓位,从而提升边际收益回报率,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回撤或将很高。
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现在是布局“绝对收益”策略的好时机。未来30万亿银行理财资金有很大部分将逐步通过银行理财子或公募基金,逐步配置在回撤可控、夏普比高的长期稳健类产品上,因此绝对收益策略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大。
浙商基金目前所管理的浙商智多星、浙商智多宝等“智多”系列产品线,全部都是绝对收益策略,而固收+产品则更多面向机构投资者。
券商中国:浙商基金大力发展AI+HI(人类智慧+人工智能)智能投资体系,您认为浙商基金在推行智能投资道路上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
聂挺进:浙商基金的优势是先发优势,这个先发优势具体体现在四个层面。
首先,系统研发优势。浙商基金做了3年多的内部投资决策系统自研,此前更早的两年与通联数据合作,很多提高效率的数据系统是由他们开发的。相当于浙商已经做了5年的金融科技投入,在系统上有先发优势。
第二,研究机制优势。与大多数基金公司研究员推荐股票的工作模式相比,浙商基金研究员除了写报告,还要做很多数据策略化、策略模型化的科学性工作,形成知识图谱,赋能投资管理。
第三,组织架构优势。大多数基金公司量化和主动权益团队是分开的,而浙商基金则完全融合了两个部门,组建“智能权益投资部”,AI与HI相互赋能。
第四,人员配备优势。浙商基金招募了大比例技术开发人员,并配备业内稀缺的AI科学家不断完善内部投资决策系统。公司投研人员储备并不以金融背景为主。
浙商基金的劣势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数据劣势。打造智能投资,底层需要大量的数据积累,数据越多可挖掘的价值或更多,数据层面上互联网公司或软件公司有更大的优势。
我们虽然有伙伴机构通联数据能够弥补数据上的不足,仍然比不过互联网公司。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虽然有强大的数据优势,目前并没有完成从数据向策略再到投资上的转化。
金融行业尤其投资领域,是一个性噪比特别低的行业,或许1万个噪音里只有几个有效信息。浙商基金认为基于当前技术水平,人工智能如果很快进入一个未知的、性噪比很低的领域,学习出来的内容很多是虚假的、失败的,或是过度拟合的,因此人工智能的优势发挥离不开人类智慧。从数据中挖掘投资信号,需要经过极其复杂和专业的数据信号化、信号策略化、策略模型化过程,进而让这些数据成为有效的投资策略,得到验证后才能正式上线。
第二,人才短板。资管行业未来的开创者,一定是既具备投资能力,懂得金融投资,同时拥有数据处理、信息挖掘、编程能力的科学家们。这些人将推动行业往前走,而目前整个市场这类人才都非常稀缺,浙商基金也在逐步培育。
券商中国:您对浙商基金的下一个5年,有怎样的期待和愿景?可以谈谈您对公司未来的中长期规划吗?
聂挺进:我认为未来5将是浙商基金发展的关键期,也希望是腾飞期。
公募基金在大资管背景下是非常好的赛道,内外部环境都推动着行业进入黄金发展期。随浙商基金股东变化,公司治理也朝着更优化的方向转变。
浙商基金将始终坚持一个AI+HI智能投资战略,成为“受人尊敬、值得信赖、AI驱动的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希望用科技的力量,为客户提供包括绝对收益、特色权益、固定收益、指数增强在内的优质产品,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投资体验。
浙商基金主打绝对收益策略的“智多”产品,客户反馈很好,回撤低,收益率也相对不错。
浙商沪深300、中证500指数增强产品,过去两年,按照相同跟踪误差下的超额收益排名,也位居前列。
以浙商大数据智选消费为代表的特色权益类产品,在成立近4年时间里,产品业绩得到零售与机构认可。
在公司产品与策略布局上,我认为养老FOF、基金投顾与浙商基金AI+HI智能投资战略高度是匹配的,很多前端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未来只需要在中后台运营管理上再做进一步投入。
基金投顾对中小型基金公司而言,未来或将与母公司公募基金规模比肩,形成三轮驱动的模式,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参与。
券商中国:回顾2020年的A股和权益基金市场投资者收益颇丰。您如何看待2021年的A股和港股市场,哪些板块和赛道值得投资人重点关注?
聂挺进:2021年,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港股市场相对A股市场机会或更大。
对比来看同样低估板块,港股标的估值更低,而同样成长性的板块中,港股标的的成长性更好。
此外,2021年我们判断美元指数表现或一般,人民币的币值强势或将会维持一段时间,因此港股市场相对而言更值得关注。
回归A股的权益市场, 当前A股有结构性高估的迹象,投资者可以适当降低预期,预计未来需要一段时间消化成长性估值。但与以前不同,整体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在制度性变革与资产配置转移的大背景下,A股2021年也不必悲观。
责任编辑:逯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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