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万字独家授课：未来15年，看清人口趋势才能找对风口

来源：混沌大学

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口的组成部分，是这个整体中的细胞，所以我们应该关心它。

人口是经济、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说人口大趋势是“未富先老”，就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挑战和机遇。

宏观方面的经济大势、产业结构，微观方面蕴藏的商机等，其实都跟人口有关。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增长越来越慢，而经济增长也是越来越慢，长期来看，两者之间高度一致。

我们过去提到经济增长，最多考虑的是技术变迁、自然资源等。但从上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

世界银行依据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能否享受潜在的人口红利这个特征，把国家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前人口红利组”，人口的很大部分都是还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孩子、青少年：第二类是“早期人口红利组”，过去生的孩子，现在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三类是“晚期人口红利组”，劳动力年龄变大，但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第四类是“后人口红利组”，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大势已去。

总体上来说，前人口红利组就是现在的低收入国家；早期人口红利组就是现在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晚期人口红利组对应的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人口红利组对应的高收入国家。

最近这几年，前人口红利组和后人口红利组都是没有人口红利的，因此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差一些。增长最快的还是早期和晚期人口红利组，是否有人口红利，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未来有没有人口红利，或者还能不能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即便你决定不了这些条件，也必须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授课老师 | 蔡昉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编辑 | 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

本文为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原创文章

我们大体上从这么几个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带来的三大新国情；第二部分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及经济影响；第三部分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后的比较优势拓展版；第四部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几个重点人群。

人口变化带来的三大新国情

第一部分就是人口方面的三大新国情。

中国有最快的老龄化发展速度

大家看这张图，蓝色线代表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早就开始迅速老龄化了，我们到欧洲旅游时，在一些小镇子的街上，基本看不到年轻人了，来来去去都是老人，日本也是这样。

红色线是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已经开始起步，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灰色的线是中国，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要快得多。那么总的来看，在200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0%，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7%，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就已经算是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龄化的顶点是在2055年，在这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都处在迅速老龄化过程之中。总人口已经不怎么增长了，平均是0.06%，但是60岁以上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6%。

中国有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群体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10年后，印度很可能会替代我们。目前我们人口数量占到了全世界的18%，老年人口的占比高达23%，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口在世界的占比远远大于我们总人口在世界的占比。

那么2050年后，中国总人口早已是负增长，所以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会降到14%。但到那时候，中国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仍然是23%。

当然，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叫“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如果说现在我们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是我们的总人口规模，那么未来说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应该考虑到我们的老年人口，他们将来也会对中国市场做出贡献。

未富先老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变老，但是中国变老的挑战更严峻。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中等收入的时候，人口就变老了。

这张图是人口学家经常说的人口金字塔图，纵坐标是人口年龄，图的形状代表人口的年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据，接近于是金字塔的形状。左边是中国的，越来越像一个橄榄形状，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了，这就是未富先老。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未富先老现象呢？

一般来说，生育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程度越深，生育率就越低。中国正是如此，我们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生育率下降。但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30多年。

所以，经济社会发展加上我们独特的政策，就使得我们的生育率下降更快一些，从而形成未富先老的特征。

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未富先老成为我们的三大新国情，决定了我们未来的挑战要比其他国家更多一些。

重要人口转折点及其经济影响

人口是个长期的过程，人口转变看上去似乎漫长持续、波澜不惊，但是，我们可以挑出一些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使这个过程起伏跌宕，籍此看看它们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

对“人口转变”这个词的最简单理解，就是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高高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就是这时候人口增长不多，虽然生得孩子多，但死亡率高，这是很落后的状态。

后来卫生条件、营养条件改善了，死亡率就下降了，但出生率保持惯性，也就形成“高低高”——出生率还比较高，但是死亡人数减少了，人口数量就是高增长。任何国家在社会进步后都出现这样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恢复，生活水平提高，死亡率就降下来了，迅速出现了一个“高低高”的状态。

经历了“高低高”后，中国从1980年就开始了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我们的生育水平其实从70年代就开始大幅度下降，1980年之后的下降幅度反而没那么大。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叫“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也就是说夫妻两人终生生育多少孩子才能替代我们自己呢？应该就是两个。但是人口学上有一些特殊规律，所以2.1这个总和生育率正好能把父母替代掉，所以叫“替代水平”，高于2.1就算是高生育水平，低于2.1就是较低的生育水平，而长期低于2.1就意味着，终究有一天人口会负增长。

早在1992年，我们的生育水平就降到了2.1之下，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接近30年的低生育水平。

谈到生育率，大家过去比较关心能不能要二孩，现在很多人关心国家怎么保证我能够养得起二孩，还有人会考虑，我可不可以要三个、四个孩子。

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有两个重要假说，一个叫“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是说生育水平一旦降到1.5以下，那就永远回不来了，就掉到陷阱里了。

还有一个假说叫“二孩意愿假说”，联合国有专门做人口统计的，他们在各个国家都做大量的调查，最后汇总的结果认为，在全世界，无论是在平均1个妇女要生5个孩子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只生不到两个孩子的发达国家，比如北欧国家，大多数人都宣称，最理想的是养育两个孩子。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根本不愿意生两个孩子。

在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前，一些人口学家会告诉我们，放心吧，这政策一出，大家都会纷纷生育，可以增加几千万人。结果没这么回事，大家就批评他们。他们确实不如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了解得多，联合国的专家说大家都说要两个孩子，但其实大家都不生两个孩子。

我们的生育水平大概在1.4到1.5之间，但是这个水平比全世界其他地区都要低，发达国家是1.59，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就是跟我们属于同一组的国家是1.87，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在2.4以上。因此，中国确实已经是低生育国家，很可能已经在1.5这个所谓的低生育陷阱之中。

老龄化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造成两方面的冲击和挑战。

图中蓝色部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一般来说，说到劳动年龄人口时，准确地说是指符合16岁到60岁法定工作年龄的人口，但我们用的是15岁到59岁的人口，一是因为统计部门给的数据都是按5岁分组，所以挑不出16岁来，只能从15岁开始；二是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60岁之前的人的确已经退休了。从这张图可以看出，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后是减少的，也就是负增长。

这就改变了我们长期以来具有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特征。从那以后，我们经历了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非常快，这对劳动者来说是好事，但长期来看会提高企业成本，降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这是第一个转折点，导致我们的经济增速下行——2012年之后，我们的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逐年往下走。

下一个人口转折点预计出现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总人口到达峰值，进入负增长。联合国在2015年时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25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随后就负增长了。2019年联合国又做了一版新的预测，认为中国人口数会在2030年到达峰值，之后负增长。

我认为2015年的预测更准，为什么2019年的预测反而不准呢？因为联合国获得的数据是所预测国家提供的，同时它还要广泛征求这个国家相关统计学家、人口学家的意见，那么很自然，联合国的人口学家、统计学家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已经在2014年、2016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政策的调整。我们一些学者告诉他们，这两个政策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年轻人会很高兴地多生很多孩子。联合国的人口学家受到了这个影响，高估了我们的生育率，就把对人口峰值的预测向后延了。

但事实已经证明，他们这个估算不太可靠，因为联合国的专家是在2019年进行的新版本的预测，其中对2019年的人口数据也是预测的。但预测的数字已经超过2019年的实际数了，说明没有测准。实际上我们去年的人口数据更接近2015年的预测，所以我更倾向于相信，2025年也就是十四五规划期结束的那一年，我们的人口很可能到达峰值。

这就意味着从此之后中国人口就是负增长了，而在到达2025年之前的这个区间，人口增长越来越慢，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带来冲击。

供给侧冲击之前已经发生了，2010年第一次人口转折时，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都是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正好经历了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

为什么是这样呢？

劳动力短缺导致成本上升

因为GDP增长必须得有投入，首先就是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力当然不足，价格就要上涨，于是工资上涨，降低了企业的利润。

人力资本改善放缓

GDP增长还跟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关，中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是通过新一代劳动者不断替代老一代导致的，新一代人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新劳动力的不断涌入工作，会以更高的人力资本把整体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然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新人越来越少，改善人力资本的速度就会放慢，这个因素也就弱化了。

投资回报率下降

老一代创业者经常说，以前做什么都赚钱，现在大家基本感觉做什么都赚不到钱。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叫资本报酬递减，因为劳动力短缺了，你就要用资本、机器人替代劳动力，替代的速度太快了，你的投资就得不到原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投资回报率也就下降。

生产率增长减速

过去的生产率的提高是靠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资源重新配置，现在没那么多劳动力转移了，生产率也就没有了那么快的速度。

上面说的就是一个生产函数。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因素都不像过去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了，潜在增长能力就必然下降，就是下图中画的那条红线。

相应地，实际增长率也跟潜在增长率保持一致，因为这时有多大的生产能力就有与之相应的需求，既需求没有构成制约，生产出来的可以出口、投资、消费。所以说这是第一次供给侧冲击的影响。

但是当2025年到2030年间的第二次冲击来临时，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最简单说就是没那么多人了，也就没那么多的消费者。前面提到供给侧受到冲击后，所有生产函数的变量都变得不能保证我们有过去那样的增长能力，所以增长能力是下降的，但是如果能充分利用下降的增长能力，也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还是合理的速度。然而，我们今后的需求会受到制约，比如能增长4-5%，可没人买我的产品，那只能增长3-4%，就会有增长缺口。

当然，我们还没到这一步，但是未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日本是最好的例子，日本是个老龄化国家，而且也经历了人口负增长，如果把日本过去那些年的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多数年份是负的增长缺口。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应该也要有需求侧的考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需求侧改革，这是我们第一次提出，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制约。为什么需求会受到老龄化和人口的制约呢？

大家可以看上图，随着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所减速，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降低，出口减少，经济增长越来越靠内需即投资、消费拉动。但是投资拉动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更转向了靠消费需求拉动。

而消费需求又受到老龄化的制约。20岁前人们没什么收入，随着年龄增长，收入逐渐提高，在30到40岁之间达到高峰，随后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减少，到60岁后基本没有劳动收入了。

再看消费，年轻人虽然挣钱不多，但他们消费水平还是蛮高的，就业的时候消费达到最高。但退休后，消费就趋于下降，因为收入减少了，而且还有很多后顾之忧。因此，老龄化社会的消费需求是受到制约的。

我们中国的老年人都不太富裕，而在很多发达国家，老年人是富裕的，一是他们的工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二是他们退休后，保障程度也比较高；三是老年人还积累了很多资产，有资产性收入。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真正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只有20个，并不算多，而且多数是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他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遭遇了冲击，有些国家也分裂了，199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主要是因为死亡率提高，后来虽然得到了恢复，但是生育率一直很低，于是后来就稳定地进入了人口负增长阶段。

去掉这些由于特殊因素导致的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案例，有4个发达国家——葡萄牙、日本、希腊、意大利也经历了人口负增长。它们人口增长到达零的时候，GDP也受到了巨大冲击，消费水平也跟着同步变化。所以说如果人口不增长，经济就不好，消费就会下降。也可以说消费导致增长减速。这是一个教训，我们要保持未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发展内需，扩大消费需求。

在人口增长减慢的过程中，我们的抚养比也迅速上升，抚养比是指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支撑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说明我们的负担越来越重，不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反而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必然出路就是提高退休年龄。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收的养老保险金，不是留给你未来退休用的，是支付给现在已经退休的人。

那你靠谁来养呢？靠的是未来那一代交养老保险的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支撑这批老年人，但未来有那么多年轻人支撑我们吗？因此说现收现付制度是建立在抚养比相对低的基础上的，未来抚养比是在不断提高的。

2020年，我们的退休人员和劳动人口比是0.46，假设这是可持续的，那未来要保持这个比例，比如到了10年后的2030年，就必须把退休年龄提高5岁。再往后到了2050年的时候，尽管提高到65岁退休，提高了10岁，但还是不能保证0.46这个赡养比。

因此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只有三条出路：一是延迟退休；二是减少给付，就是养老金的水平要下降；三是增加缴费。

大家想想，延迟退休能延迟到多少岁取决于很多条件，比如足够的受教育水平、良好运行的劳动力市场、有健康的身体等；减少支付也要在保证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否则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如果缴费水平过重，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这里遇到了现实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人口不但影响我们经济发展，也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点，在人口低增长时代，也就意味着老龄化，会带来相应的结果，这在西方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一是低通货膨胀率，需求不足，物价就涨不起来；二是低长期利率，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投资需求就不足，相应的储蓄率有超过投资率的倾向，储蓄过度利率就涨不起来。

低人口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利率就导致了低经济增长率，合起来就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叫做长期停滞。我们能不能避免这种长期停滞，取决于我们的政策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上你要记住一条，就是暴利时代已经消失了，必须靠生产率的提高，靠竞争能力，靠创新。我们必须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重要的做法就是让GDP的增长速度能够体现在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上，也就是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5年到15年的发展目标，讲到了“十四五”的目标是中国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的目标上，则是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怎么理解这两句话？

世界银行把全世界分成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四个组。我们“十四五”的目标是从现在的中等偏上收入组毕业，进入高收入组，这个门槛大约是12000美元。那么我们按照潜在增长率做了预测，到2025年，我们能达到13000美元甚至14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没有问题。

但是高收入国家这个行列很长，我们必须往前走。我们到2035年想进的那个行列应该是什么呢？就是高收入国家处在中间的那些国家，门槛就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水平，也就是23000美元。我们按照现在的增长能力大体上也可以达到，但要不断提高潜在的增长能力，还要保证需求的支撑，所以必须增加人民的收入，让人们去消费。

增加人民的收入要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同时还要有更好的收入分配。改善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办法，一是通过工资的不断提高，这叫初次分配，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让他们工资水平更高一些，就业更稳定一些，也是初次分配。二是再分配，国家通过税收，通过转移支付，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

人口红利消失下的比较优势拓展版

我们再看第三部分，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我们的比较优势真正丧失了吗？经济增长不能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了吗？

不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靠的是国际大环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赢得了全球化红利。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利用的是一个什么机会呢？我们把它叫做“雁阵模型”，大雁飞起来形成了雁阵的状态，有一个领头雁，其他的雁追随在它后边，很多经济学家把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比做一个雁阵模型。比如说，早在五六十年代，日本生产服装、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后来日本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短缺，生产这些就没有比较优势了，就转向钢铁、彩电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亚洲四小龙。后来亚洲四小龙劳动力也短缺了，比较优势丧失，再把这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后来我们改革开放，就转移到了中国沿海地区。这就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短缺，产业也在不断转移。

今天我们劳动力也短缺了，工资上涨，比较优势看上去也弱化了，那我们怎么办？我想可以提出三个拓展版的比较优势，未来我们要在这三个拓展版的比较优势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跟上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此外，如果你要创业或者选择投资方向，也要关注这些点。

第一个比较优势拓展版是从产品贸易到价值链贸易

过去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告诉我们，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是因为国家之间各有各的比较优势，但是人们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世界贸易从产品贸易转向了价值链贸易，当年东莞人会说，我具有生产服装的比较优势，德国人说，我具有生产大众汽车的比较优势。但现在没人这样说了，最典型的是苹果手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厂商说具有生产苹果手机的比较优势，你只能具有生产苹果手机某个部件或某个环节的比较优势。因此，全世界的产品都变成了价值链的结果，这是新的机遇。

中国有个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的产业部门是全世界最齐全的。因此世界贸易从产品贸易到价值链贸易的转变，使得中国越来越具有产业的穿透力，生产要素的穿透力和技术的穿透力。目前世界贸易的2/3以上已经是价值链贸易了，这是我们未来的机会，你必须得在所有的价值链中找到自己能够介入的优势。

第二个拓展版是雁阵模型从国际到国内

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大国效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我们的变化会产生全球影响，一个小经济体，比如哥斯达黎加，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二是难以形成完全的替代者，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孟加拉国、越南以及非洲的国家，都没有我们那么多适合的劳动力，印度虽然人口也多，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比我们低很多，因此中国短期内很难替代。

三是国内区域之间的差距巨大，会比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雁阵模型到中国这里，就从过去的国际版变成了国内版，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转移到其他国家前，还有足够的机会在国内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地区之间进行转移，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窗口，让我们继续保持一定的比较优势。

第三个拓展版是从供给侧考量到需求侧考量

过去我们进行国际合作、国际投资、贸易等，考虑的是供给侧，也就是我买你的产品是因为你生产的这种产品便宜。但现在越来越考虑需求侧，比如说我为什么到你那投资，因为你有足够大的市场。中国就有足够大的市场，第一，中国14多亿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消费者；第二，中国还有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现在讲双循环，意味着国内大循环越畅通，国际大循环也就越畅通。因为你如果能开发出你的消费需求，对进入国际大循环也是个巨大的优势。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几个重点人群

最后一个部分，我给大家提示三个需要重点培养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三个人群还不是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潜力巨大。

中等收入群体的核心是我们俗话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并不是说要有不动产，而是要有稳定的就业，有稳定的合理性收入，有较充分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有适度的财产收入，还有充分的社会流动性，不仅有从农村到城市的横向流动，还要有能得到城市户口，不断改变自己收入的纵向流动。因此国家必须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也是不断改善收入分配的过程。

我们需要培养农村脱贫人口迈向中等收入行列

我们2020年年底前已经实现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脱贫的标准是人均一年4000元人民币，那怎么就能马上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呢？这里说的是说要培育他们。因为这部分人群很庞大，十八大以来，我们有接近1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这部分人是个重要的人群，而且不进则退，如果不能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机制，还会有重新返贫的情况。

什么叫绝对贫困？就是人能够“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如果确定一个绝对标准，比如世界银行的标准是1.9美元一天，中国的标准要比这个高。还有一个相对标准，我们以OECD国家确定的相对贫困标准为例，他们认为社会的中位收入即正好在中间的那个收入水平的50%，就是相对贫困线，如果你的收入还没有达到中位收入的50%水平，你就处在相对贫困状态。

我们去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分成五个组，每组是20%的家庭：高收入组、中等偏上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组、低收入组。

按照这个标准，去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收入是14389元，那它的50%就是7195元，那么大家看，至少低收入组那20%的家庭只有4000多元，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这些人群为对象，不断解决他们的相对贫困问题，不断向中等收入跨越。这就能保证我们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的提高。

农民工市民化才能进入中等收入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转移就业是个长期的趋势，但目前农民工转移出来后，在城市待的时间比较长，对城市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但是相当多的人，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得到城镇户口，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是60.6%，就是说我们已经有60.6%的人口稳定居住在城市，但全部人口中得到城市户口的人群只有44.3%，两者之间差16个百分点。

没有城市户口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现实中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就没有稳定的就业岗位，没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孩子上学就有困难，自己的养老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期待。因此即便这些人群收入还可以，但也不会放心去消费，因为他们的后顾之忧太多。因此，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落户。

我把户籍制度改革称作“一石三鸟”。

从供给侧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促进劳动力的继续流动，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从需求侧就更重要了，可以让农民工得到城市户口，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就保障了，后顾之忧解除，即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一下子就可以提高27%，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估算。

这个群体也很庞大，有1.17亿人转移出农业但没离开本乡镇，叫本地农民工。有1.74亿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乡镇，其中稳定在城市的是1.35亿。总的有差不多2.9亿农民工，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数，这些人如果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需求。

我们的“十四五”和到2035年的规划，都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所以会给这部分人，也可能包括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群体生活

我们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有1.76亿，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60岁以上人口大概2.45亿，那就更大了。如果能让这部分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发展机会就要多得多。相反，如果让这些老年人贫困，不仅不符合我们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思想，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是制约老年人就业的因素，因此让老年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要创造好的条件，消除技术鸿沟，提供更好的培训等；二是要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让他们有后顾之忧，还要保障好他们的子女，如果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不好，老年人不仅要帮着孩子解决问题，还要帮助孩子的下一代解决诸如住房问题，他们的消费意愿就不可能提高。

这三个群体会成为我们未来很重要的发展引擎，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机遇。

最后要说的是，老龄化是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舞。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供给侧、需求侧冲击，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重点的群体及其带来的机遇。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既要有长期的预期，也要有应对风险的未雨绸缪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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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