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工业化城镇化如果没有市场化国际化 变不了超常规成长的现实

1月26日，“新浪财经金麒麟论坛月度研讨会-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发布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出席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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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表示，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是客观的原因，但是工业化、城镇化如果没有市场化和国际化，有可能增长，但变不了超常规成长的现实。就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匹配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拥抱全球化，义无反顾地开放，才有真正看到的改革红利的释放。

对此，他指出，这里面的中国特色可圈可点，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做无为而治这样的角色，还要强调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经济学界已经注意到地方政府你追我赶唯恐落后，也有学者特别强调了它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分析的。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好，各位专家，各位线上的朋友好！首先要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线上讨论会，也要祝贺周天勇教授领衔的团队首次发布以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研究思路形成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

前面吕炜校长的致辞发言还有周天勇教授和各位专家的发言，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我抓紧时间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认识和感想。

首先，要充分肯定天勇教授和他的团队现在致力于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这样一个有特色的思路。他前面也强调了，希望以工程技术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经济。我理解当然这也是要运用一系列的数据库，用模型方法在滚动的不断研究的过程当中，充实数据库的支撑能力和更丰富自己团队处理如此多的变量、复杂局面之下，怎么样做经济预测、分析，从而引出建设性意见的这一套我们的技术手段、分析手段。这个方向我自己理解也就是这几十年来国际上曾经被人们称为非常主流，现在中国人又有些惶惑的数量模型方法，以这种严谨的数量科学的特色来支撑经济学的水平进一步地提高，经世致用的水平进一步提升。这种经济工程实验室我理解就是把国民经济看作一个大系统，而且如果我们运用经济工程思维的方式和数量分析的方法，是有可能做模拟，所以称为实验。这让我想起来前些年我当时在财政部科研所主持工作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中国的高校已经建立了几家政策实验室，我们曾经到南方还专门上门求教，也试图在财科所的团队里引用这些有研究能力的科研人员，试图搭建一个政策实验室的框架，这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是任重道远的，要做多年长期的努力。客观地讲，全世界在这个道路上做研究努力的团队应该说相当多了，但是真正取得特别有突破性的进展，可能还要待以时日，但至少在中国的丰富实践的大地上面，我们现在看到了天勇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已经非常明确地锁定这个研究方向，也祝贺咱们现在首批的成果，预祝未来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

下一步我谈一下对这一两年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一个概括，刚过去的2020年是在前面我们经济阶段转换，引领新常态，有下行压力的过程中，又出现了2018年以后的贸易战带来的下行压力。再加上去年一季度突发的新冠疫情的冲击，我把它称为“三重下行压力叠加”，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多少年没有的一季度的负增长的前低。以后由于我们比较好地在本土控制住了疫情，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逐渐展开了“后高”。前低后高的总体运行结果就是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权威的统计数字的正增长2.3%，在这样一个年度基数的前提之下考虑今年的发展，确实肯定它的大的形态是“前高后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也是出乎意料地或者说在感觉上有这种出乎意料的高，但它是恢复性的，是合乎逻辑的。在前面的-6.8%的基础上，同比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会非常好看，后面会进入一个下降的过程。

粗粗地做一个预判的话，国际上面比较有影响的世行、亚行、OECD他们团队形成的压力，还有天勇教授现在引出的研究，差异都不大，都认为数据表现在8%左右甚至比8%高一点。我感觉这是研究界有基本共识的一个看法。

天勇教授团队的特色就是想在这方面还力求更细致，在量化的预测这方面以自己的技术方面的特定的追求，现在有了量化分析之后，一定会形成时间序列，在进一步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这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现在迈出团队研究的第一步，也和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其它方方面面的研究的预测是相当得一致。

当然面对中国的场景，更值得我们看重的是这个研究报告所强调的中国必须把短期的考虑和中长期考虑衔接在一起，怎么样深化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要素市场改革，这也是呼应了中央给出的非常重要指导意见的要素流动这方面要有系统性改革的指导精神。贯彻到我们的研究中间，对于现实生活，我也想在这方面展开，谈一些提到的关注点。

一开始吕炜校长的致辞发言里就非常好地概括了中国整个这几十年的发展中间最基本的支撑是改革红利的释放，我们经济的成长性当然是客观的原因，工业化、城镇化如果没有市场化和国际化，有可能增长，但变不了超常规成长的现实。就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匹配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拥抱全球化，义无反顾地开放，我们才有真正看到的改革红利的释放。这里面的中国特色当然也可圈可点，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做无为而治这样的角色，我们还要我强调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经济学界已经注意到地方政府你追我赶唯恐落后，叫争先恐后的地方竞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间，也有学者特别强调了它的重要作用，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分析的。有效市场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在中国追求的自己做出正确选择而走通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间，确实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是有创新的努力和进一步创新的必要性的。

在2020年抗击疫情取得了本土的明显成效的同时，结合着我们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可能还要有一个换向思维，在舆论界众口一词，特别是强调中国的优势，我们本土确实利用这种优势，及时地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而且形成了大的经济体里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年度成果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现在我们不被人们所关注的劣势的方面？这个劣势方面，我想从一个观察的视角——以小见大，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下展开？

我注意到这几个月在网上相对活跃的讨论里，大家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在明显扩大，总体中国的优势，如果说是在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集中力量办大事、控制疫情这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成效验证，这个旁边也有一些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如果从北方、南方差异扩大的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它们的做派、风格的不一致是不是值得加以分析和继续观察？现在入冬以后疫情在散点的形式下又有一些小规模的区域性的暴发，北方各地几乎都在强调“准战时状态”，是简单地沿用强政府的控制方式。这里面当然有已有经验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隐含着一些理性不足？像南方广东珠三角方面，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方面，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比较典型的是像张文宏，这是医学专家，他的描述是什么呢？我们上海轻易不提战时状态、准战时状态，我们的基本方式是在瓷器店里捉老鼠，要更精准、更细致。在这个方面，它里面隐含的逻辑是什么呢？秦晖专门概括出一个术语，叫“中国的地缘性优势在发展方面也产生了正面效应。”这种地缘性优势在控制疫情方面，昨天在网上有一个录像，北方已经有大雪的雪后场景里，晚间有两排人以非常军事化的方式被安排，让他们站在雪地里，每个人的距离都是精心调整过的，非常准确的，一个人一个人拉开，比如两米距离，排两排。前面有一位用手持扩音喇叭，声色俱厉、气势逼人的训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批斗大会”的方式，你们已经有什么什么样这方面的偏差，如果再出什么样的问题，严惩不贷等等等等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是想宣誓什么呢？是不是就想强化咱们这种北方特色下的准战时状态？严控严打的方式呢？为什么南方却没有这样的方式，落实到经济运行上可能要以小见大多说几句。

有人说南北经济发展态势拉大，是在整个制度环境和商业文明、文化这方面合在一起差异的表现。南方的珠三角、长三角官场和民间越来越有一种默契，大家心领神会地在更多地注意怎么样对接商业文明里面更高的一些人权标准、规则标准，更多地做柔性的处理，更多地把我们政府的强势在对接上，政府还要转变为服务型，更多让政府在意识上和行为规则上调整作风、淡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更多地体现与时俱进，使中国的整个商业文明和整个经济社会的转轨融合在一起，来调动潜力、活力，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升级。这种态势上的差异还可以展开说很多话。

也有一些北方的同志，后来有机会到南方去工作的时候所谈的一些体会，我注意到网上也有一个东北这方面大学的领导，他在这边离开领导岗位之后到南方，他所谈的南方官员、北方官员意识和作派上的不同。这样的一种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如果放到制度环境，放到商业文明的培养和提升上来说，它的意义就以小见大了。

在实际生活里，我作为研究者特别感受到，强调市场化改革、要素流动的制度机制这方面的制度建设，现在越来越多地从大家关注的制度创新问题，又要进一步地对接到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文化建设，整个中国根深蒂固了几千年的传统必须得到去其糟粕，但要保持其精华的这种系统性的改造这种宏大的命题上面。我们现在当下讨论一些短期的问题，衔接中长期的问题，这种讨论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南方、北方的差异在痛点上面现在已经引出了东北必须再振兴，引出了天津为什么这么多轮的想起它的超常规发展，它就是不能启动，而且现在排序在节节退后，还有其它的一些北方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里面以小见大的讨论，如果回到最基本的思路上，还是市场化改革必须使我们的整个资源配置的机制，加上人们思想的更新，顺应着更顺畅的要素流动的通盘的制度经济建设，更多的治理概念之下，把管理和自管理、制度和自制度、调控和自调控融入新的境界。

第二个问题，在现在的报告里可能也是容量有限，一些突出的热点问题的讨论，现在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要知道新经济以流量为王，是不可能出现一大群头部企业的，中国现在出现的不到十个头部企业，再增加几个也增加不到多少个去，但是你要顺应整个全球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在这方面做出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更新认识，怎么样在有效市场后面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还要加上对于整个市场配置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变化的认识。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的重点，是我们经济学创新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经济学者的进一步的思想贡献，中国社会的一些偏执的简单的望文生义的从众的不理性的情绪，它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现在民营企业如果说得直率一点，是不是又有点人心惶惶的状态？现在头部企业几乎都冲击完了，还有哪个头部企业没有受到冲击？不多了。

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呢？某些具体的案例得不到具体的解释，北方的某某某案两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依据现在给人们做出的解释，启动的时候是特警凌晨一点以打击黑社会的方式，端着冲锋枪，牵着警犬抓了28个人。后来看到的信息只有两条，跟黑社会并不搭界，到现在为止，民营企业和它办出来的口碑很好的医院、学校被迅速地由当地政府接管，再往后没有任何解释说清楚这是怎么样的一套问题和为什么这样处理。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经济学者关注。这些事情关系到“56789”，在温州等地已经是“99999”分量的民营企业他们怎么样吃好定心丸的问题，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恐怕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地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还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可能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宏观调控层面的问题，前面吕炜校长已经强调，我们现在看起来政策的可用空间是在把债务的规模越用越大，但总体来说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必要的，而且现在是在安全区内，还有基本的保障，但是已经引起了赤字货币化这方面的热议。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里，实际也必须对接到这种社会关注。MMT这种在国际上已经有越来越高影响的所谓现代货币理论，到底这方面的贡献和它的局限以及它的问题如何？结合着中国的实际，我们也要在这方面有所关注和有所进一步的认识，以优化我们的宏观调控。

这些事情说来热点和难点的问题恐怕还相当多，我以个人的感受方面提这样几点，仅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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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