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好年轻人的世界是“过滤”过的：被技术抛下的老人

没有人该被“公共汽车”抛下。但要避免这一幕发生，且慢只看到一项政策、一个新技术带来了什么便利，司机也拒绝乘客现金支付。最后乘客只得被赶下公共汽车

在同一天，“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来的社会。更要想到，原标题：被技术抛下的老人：讨好年轻人的世界是“过滤”过的

近日，豆瓣一篇日记《被公共汽车抛下的人》在微博热传。作者讲述了他一次乘坐公共汽车的见闻，他所在城市的公共汽车全部实行刷码乘坐。上来的一名乘客，微信没有绑定银行卡，支付宝也未能绑定成功，无法刷码乘坐。司机和其他乘客都颇不耐烦，劝乘客下车。“我”想帮乘客刷码，司机不允许，理由是现在要实名制坐车。出于同一个的理由，谁会因此承受代价，《人物》杂志也发布了《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们在扫码的时代徘徊》一文，通过收集读者的留言，讲述了一些老年人面对智能手机和智能社会的种种不便与失落。

这段时间以来，不难读到类似的文章，其主要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愈发便捷的智能时代，有很多人恰恰被“抛下”了。技术进步本应以人为本、服务于人，但对于某些人而言，技术恰恰可能成为一种门槛和障碍。

一部分人是如何被“抛下”的？为何他们没有被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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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让有些人掉队了

在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经验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网络时代，互联网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影响着我们生活、消费、沟通、出行的方式。“扫码支付”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年轻人习惯只带着一个手机出门，微信或支付宝在手，就出门无忧了。

因此前两年，“无现金社会”的概念很火，也受到年轻人的拥护。扫码支付不但全面覆盖大型商场、超市、饭店，即便是在菜市场买根葱、买头蒜，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完成交易。有的商家顺势推出了“不收现金”的政策，他们只支持扫码支付。

但我们在拥抱方便时却也忽略了，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不上网的人。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

9亿的网民规模固然庞大，但中国总人口14亿，这也意味着有5亿人口是“不上网的人”，有35.5%的人没有接触到互联网。即便是9亿网民中的一员，网民内部也存在分化，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使用微信、支付宝，或者懂得使用基本功能，但复杂一点的绑定银行卡、扫码支付，他们并未掌握，遑论扫码支付、网上挂号。

这时“数字鸿沟”便产生了。一般而言，数字鸿沟指涉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的人在拥有和获取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特别是获取和使用互联网上存在的差距。“鸿沟”又可以具体分为接入沟（access divide）、学习沟（learning divide）和内容沟（content divide）等层面。

接入沟指涉电脑和互联网接入方面的差距，比如在许多边远农村地区互联网并不普及，这也意味着那里的成人和孩子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与信息能力和机会。

而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接入沟在逐渐消弭，反而是学习沟和内容沟的问题愈发凸显——虽然都可以接触到互联网，但不同主体学习互联网的动机、目的、强度、素养是不同的，通过互联网获取的信息的质量、广度、深度也是不同的。比如我们经常在互联网上听到年轻人“吐槽”自己的父母迷信各种“伪科学”或者“养生谣言”，表面上看这是老年人“糊涂”了，实际上是他们掉入学习沟和内容沟里。他们虽然连接了互联网，相应的“数字素养”却没有跟上来，子女也没有很好地承担“后喻文化”反哺的责任，老年人很容易被一些没有营养的内容吸引以至“误入歧途”。

数字鸿沟愈发引起学者关注，原因在于数字鸿沟同时也是信息、知识、技术和能力的鸿沟，它也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加剧社会分层，很多人会因为数字贫困而陷入经济贫困、权利贫困，而经济贫困与权利贫困又反而过加剧了数字贫困，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老人在数字鸿沟中首当其冲。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人数为6000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换句话说，60岁及以上人口的网民比例为23.6%，每四个里就有三个未曾接触过互联网。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老人因数字鸿沟导致地位的弱势体现得尤为明显。有武汉的社区工作人员曾撰文指出，在武汉严格管控阶段，居民主要借助手机获取疫情防控信息，但是老年人无论是在手机使用还是网络信息辨别能力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社区的全封闭管理，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以社区为单位集中订购，需要居民通过微信群来获知订购和领取信息，很多老人因为不会使用手机处处不便。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数字鸿沟等原因让很多人掉队了，但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为何政策制定没有充分考量他们的需求？

讨好年轻人的世界是“过滤”过的

我们看不见，或许不是因为我们冷漠，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没看见。

戴锦华教授曾谈到她这样一个困惑，她曾在某问答社区看到一个提问，“今天还有穷人么？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没看见呢？”这个问题让她震动不已。她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一样，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与全球同步同轨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快速地经历社会分化的过程。随着富人数量的增加，更大数量的穷人也在增加。我相信这个发问者是个中产阶级，他诚恳地发出‘真的有穷人么’的疑问。”

那个“被公共汽车抛下的人”只是一个缩影，它折射的是在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仍有太多人被时代“抛下”了、忽略了、遗忘了。他可能是一个家里没有网络上不了网课的小学生，可能是一个不懂得使用扫码支付的老人，可能是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可能是长期遭受家庭冷暴力而不知道冷暴力也是“家暴”的人。

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那么你应该感到庆幸，这至少证明了——你很可能不是“他们”。你看不到他们，最直接的原因是，你接触到的传媒并没有告诉你这一些，或者在讲述时避重就轻、轻描淡写，让你以为那只是个例。

这便是大众传媒的塑造与个体经验的局限。学者南帆说，而救济措施是否已经到位。

责任编辑：朱学森，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韩少功更进一步指出，“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

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你感受到什么，你以为是你主动接收，实际上，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在编排信息的格局，影响着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你感受到什么。很多有关贫困的东西都被过滤和屏蔽了。

这个世界是讨好年轻人的，更确切地说，是讨好一二三线城市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仿佛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正在“自由学习一门语言、学习一门手艺、欣赏一部电影、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的“后浪”，而不包括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年轻面孔。被讨好的年轻人看到的传媒景观，多是幸福的神话，诚如南京大学学者杨柳指出，“所有的视听传媒，在这个时代，几乎都希望用中产阶级的这种符号去打造，或者去想象、去传播一种新的消费景观。”其落脚点是让年轻人认为可以通过消费抵达幸福，心甘情愿地买买买。

而世界的运行也主要围绕这群年轻人展开，网上购物、网上叫餐、网上叫车、扫码支付，如此快速、便捷、高效、轻而易举，落脚点依然是消费——让年轻人更舒心更便捷地花钱。老年人的需求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妈就曾屡屡抱怨，互联网电视上“优爱腾”三家APP首页的新剧，就没什么是她老人家爱看的，“太势利眼了”。

值得担忧的是，政策有时也是讨好年轻人的。现在很多城市争先恐后地提倡现代化、规范化、智慧化、高端化，生怕城市显得“老旧”或“落后”。从治理角度看，现代化、智慧化并不无可，只是这并不意味着老百姓要办理任何事务只能通过“云端”这一个选项，也不意味着城市里看上去并不高大上的“低端产业”就要被转移出去。

不久前，笔者听到邻居大妈抱怨，说她带小孙子去打疫苗，来来回回跑了三趟。受疫情影响，打疫苗都得先关注社区医院的公众号，事先网上挂号——这就难住老人了。到了社区医院，要扫描二维码获取短信验证码，证明这段时间待在本市。终于可以打疫苗了，自费疫苗缴费一律通过自助缴费机完成……年轻人对这一切步骤驾轻就熟，只是一个不熟悉网络的老人要独自完成这些，跟登天一样难。

幸福的年轻人享受着政策与技术带来的便利，很容易得出类似的结论“网上挂号不是比排队挂号更方便吗”，而没有留意到，政策与技术带来的副作用被过滤掉了，那群对着手机不知该怎么挂号焦虑万分的老人被过滤掉了。他们轻易地从个体有限的经验出发，“以己度人”，热情投入“无接触挂号”“无现金社会”的怀抱。

如果一二线城市的精英年轻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久而久之他们就忽略掉队人群的存在，继而丧失了感知贫困的能力。哪怕他们知道有人掉队了，但仍选择麻木不仁、自欺欺人——形势一片大好，掉队的只是个例。

这时就尤其需有人说出真相，比如反复提醒大家：有近2亿的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不会使用互联网；在非网民群体里仍有13.4%的人是因为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而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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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记住有人在承受代价

要帮助掉队的人，首先就得开眼看到完整的世界，看见他们、记住他们、时时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之后再来考虑具体对策。

但坦白讲，仅仅是“看见他们”就很不容易做到。

比如之前疫情严重时期，全民戴口罩是刚性规定，人人都应遵守。但除了短暂的“口罩荒”让一些老百姓买不到口罩外，你是否能想到还有哪一个群体的人会因为戴口罩这一政策而受到影响？

有人就想到了那些能够读懂唇语的聋人——当人人戴上口罩，他们又该如何与他人更便捷地交流呢？如果文章这里不提，你会“看见”他们吗？

因此，我同意法律学者萧瀚的一个判断，“永远要看到每件事情是谁在承受代价，在承受什么样的代价”，萧瀚认为这是公共讨论中最缺乏的视角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推广某一个技术之前，除了考量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便利于大多数人外，另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是——谁在因此承受代价，又该通过什么手段弥补他们。要确保所有承受代价的人不被漏掉，就要确保公共政策得到广泛的公共讨论，让那些可能沉没的声音也能被听见。

就比如聋人戴口罩无法看到唇语的问题，微博网友@晓清顾透露：有些NGO组织在推广透明口罩，还有医生在线销售透明口罩，再将这笔钱捐赠给助听项目，该项目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助听器。如此，政策既可以有利于绝大多数人，也可以帮助那些因政策付出代价的人得到有效救济。

以同样的思维看待开篇的扫码乘坐风波，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我们可以理解政策的初衷。只是政策的一刀切就忽略了，有人因为这项政策承受代价——那些没有微信或支付宝的乘客难道就没有权利搭乘公共汽车吗？这时只要一个补救措施就可以填补漏洞：对于选择现金支付的乘客，如果要确保乘客信息可追踪，可要求乘客登记身份证和手机号；假若担心乘客信息不实，可要求乘客给司机打电话留存号码，或者司机给乘客拍照留底。总之，让“掉队”的人顺利搭乘公共汽车的方法很多，关键是你有没有想到、愿不愿意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