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萎缩 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

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萎缩，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导致经济萧条和综合国力衰退，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在缺乏拓展空间的背景下丧失流动性，结果就是人们只能在旧有的体系中反复折腾和内耗。

原标题：梁建章：中国社会的三大内卷化

来源：绕梁说

作者：梁建章

“内卷化”，在近期成为了网络热词。我们对于所谓“内卷化”的理解是，明明外面存在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只能限制在一种内耗和低效的状态。而这种限制往往来自于主动地自我设限，形成作茧自缚的效果：

其一，教育内卷化

教育内卷化表现在，现在的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卡住了，明明考试大纲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学习，但是因为高考的魔棒，导致中学里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到备战高考上。学生和家长被迫加入“学历军备竞赛”，导致中学生多花将近两年时间复习准备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也因为高考的折磨，学生进入大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大打折扣，反而错过了最应当提升自我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有能力的富裕家庭，已经放弃现行的高考和大学教育，用脚做出了选择。不仅有很多父母送孩子出国上大学，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将这个进程提前到把小孩送出国上中学。

教育内卷化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缓解教育内卷化的一个改革方案是缩短学制，在中学阶段取消中考，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并且缩短为中学四年；将大学教育分成基础的本科3年和研究生3年。鼓励学生就近读本科，重点大学则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取消现有的高考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毕业考试，以此作为录取研究生和找工作的依据。这个改革方案的好处是，把考试推迟到了大学毕业，给中小学教育松了绑，节省了至少两年的复习高考的时间。还可以把普及小学和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变成了普及10年的全部中小学教育。

其二，住房内卷化

明明大城市在郊区和外围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土地，但是受限于用地指标，导致大城市住宅用地明显不足，人为地推高了房价。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房价过高，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前两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CCTV2《大讲堂》电视节目中，在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年轻人应该买房还是租房”时表示，年轻人“如果要结婚了，双方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六个钱包’能一起凑出首付，建议还是买房好”。“凑齐六个钱包”才够买房的首付款，可见房价之高昂。

那么，大城市的房价为何如此之高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大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不足。比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按照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要求，锁定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并且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的要求，无疑将进一步人为加大上海建设用地的短缺。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政策，会使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从而推高了房价。而高房价是抑制大城市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上海并不真正缺地。根据《上海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2016年，上海市耕地面积达到19万公顷，相当于1900平方公里。作为一座城市，上海没有必要保有耕地来满足某种人为设定的农业自给率。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建设更多的住宅、商场、学校、医院、公园和各种公共设施，让愿意来上海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安居乐业，由此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远超过将这些土地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通常要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成家立业、养儿育女，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者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其实会节省大量土地。

其三，人口政策内卷化

内卷化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人口政策内卷化，明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在自然资源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大多处于世界中间位置。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为每平方公里145人，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0位左右。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人口密度都高于中国，而这些国家仍然鼓励生育。

但中国的人口政策却自我设限，近几十年来，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尤其极端的是从1980年至2015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生育本来是人类繁衍和延续中最自然的一个环节，但却被计划生育政策套上各种繁琐的要求和规定，让人们处处受到掣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恶化了干群关系。长期限制生育的政策，加剧了新出生人口的塌陷、未来年轻人口严重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的宣传和限制，即便现在已经放开二胎，也难以改变人们已经将一胎家庭视为常态的生育观念，近几年生二胎的家庭远远低于预期。随着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中国的生育率还会一路走低，未来将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虽然国家统计局今年推迟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但根据一些地区已公布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与2019年同期相比，这些地区出生人口的下降幅度在11.9%至32.6%之间。详细数据见表1：

表1：2020年各地已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

2月8日，公安部网站发布《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其中提到：“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其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 而《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末，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如果按照与2019年的户籍登记数量和公布出生人口数量的相同比例推算，那么预计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为1250万左右，比2019年减少15%左右。

低生育率直接带来了严重的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从1999-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8.1%。未来几十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到2035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大国，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无论哪种养老方式，本质上都是工作年龄人口养活老年人口。等到你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如果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领取养老金的人少得多，势必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包括到手的养老金其实也会大幅度贬值。

从创新和创业的角度来说，由于有才华的创业者一般都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力，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整个社会的活力势必就会下降。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年轻人的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努力工作和创业创新的动力也会下降。甚至很多年轻人连谈恋爱和结婚的意愿都会下降。这绝非危言耸听，日本的老龄化已经在年轻人中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草食男”、“低欲望社会”正成为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如果扣除二孩堆积，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比日本的1.4还要低得多，可见等到二十年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和低生育率问题会比日本还严重。

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萎缩，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导致经济萧条和综合国力衰退，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在缺乏拓展空间的背景下丧失流动性，结果就是人们只能在旧有的体系中反复折腾和内耗。由于人口规模持续萎缩，经济规模和城市规模也会不断缩减。以城市规模为例，大城市要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变成小城市，人口会不断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人们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典型的内卷化。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三个内卷化问题是教育内卷化、房价内卷化和人口内卷化，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活力，让我们的年轻人活得非常累，当然也会降低年轻人结婚生育的意愿。要破局，必须全面改革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土地政策。目前最迫切的是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出台相关措施切实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让普通家庭结得起婚，买得起房，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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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