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冠军解散 金元足球留下了一地鸡毛

原标题：中超冠军解散，金元足球留下了一地鸡毛

日前，有媒体对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进行了采访，白岩松表示，自己很多年前就是“玩命投钱发展中国足球”这一做法的反对者， 中国足球绕了很多弯路，现在又打算回到起点，按规矩规律再跑一次。

白岩松口中的那条弯路，叫做金元足球。

金元足球，顾名思义是用丰厚金钱招募球员，以追求最短时间内提高竞技水平，使足球俱乐部保持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方式。

金元足球这条路，我们走了10年，可能走不下去了。

2月28日，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布停止运营。

谁也没想到，上赛季的新晋中超联赛冠军，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就在同日，刚完成变更名称的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也宣布退出，算上江苏和天津两支俱乐部，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已经有97支球队宣布解散。

在一系列联赛改制带来的政策变化下，资本热潮被迫退去，曾经辉煌近10年的“金元足球”时代，也面临消逝。

看上去几支职业足球俱乐部退出，只是资本和市场的正常调整，但实际上，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远不止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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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金元足球

在曾经的甲A联赛时期，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基本是国有企业支持，虽有强弱之分，并没有表现出疯狂扩张的迹象。

球员的身价虽然水涨船高，却远不如当下离谱。1995年黎兵以64万人民币的身价转会广东宏远，便成为当年甲A联赛的标王。

对比一下如今的价格，2016年上海上港俱乐部引进外援奥斯卡的转会费为6000万欧元。在奥斯卡之前还有江苏苏宁俱乐部5000万欧元引进的特谢拉，广州恒大俱乐部4200万欧元买下的马丁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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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开始，中超整体转会支出就突破了1亿欧元大关，到2017年的时候甚至高达4.03亿欧元，这个数字在当时震惊了世界足坛。

“人傻、钱多、速来。”这个几十年前的段子，又被大家重新提了起来。

知名足球评论员董路曾说过，想要提高足球成绩就两件事：“肯花钱，花对钱。”

许家印和他的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便是这样做的。

10年间，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前后累计投入高达近150亿元人民币，换来了包括2个亚冠联赛冠军和8个中超联赛冠军，大大小小奖杯拿了17座，超越了大连万达曾经创下的14座奖杯的纪录。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其中职业联赛的商业开发与足球产业的全面发展成为改革要点。

一时间，绿地、华夏幸福、苏宁、佳兆业等企业纷纷出资入主职业足球俱乐部，连同先前入场的恒大、富力等资本巨鳄，掀起“金元足球”的风潮。

知名国脚、青年才俊、大牌外援、国际名帅无不在金元的感召下，前赴后继地投身到中国足球的伟大事业中来。

不得不承认，在金元足球的推动下，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从观赏性到关注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曾经西方优秀球员会将中国当做职业生涯末期的捞金地，而现在，不少球员在当打之年就选择来到遥远的东方为自己的下半生寻求一份保障。

对于巨额投入，前足球媒体人赵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投资足球的目的并不复杂，第一是为自身企业做广告，其次，是通过足球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寻求政策上的倾斜。

2011年，许家印曾为新闻媒体算过一笔账，“我们每场比赛支付4万元的电视转播费用，就可以换来90分钟的品牌曝光机会。很多赞助商都希望能通过恒大比赛的直播，做到品牌的溢出和美誉度的提升。”

“广告效益是有上限的，2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的作用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赵震说。

但大笔投入并没有停止，几乎没有任何自身造血能力的中超俱乐部，大都是以牺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在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着表面的风光。

国际足联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转会支出超过4亿欧元的2017年，全部中超球队的总收入约为1050万欧元，强大的反差让各支球队都背负着巨大的亏空。自身的商业开发大都停滞不前，“军备竞赛”却没有停止，俱乐部连年向母公司“举债”，自然在所难免。

当肥皂泡被吹起来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吹破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90%的球队都在欠薪

2020年12月14日召开的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疾呼：“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韩国K联赛的10倍；中超俱乐部一线球员的工资薪酬是日本J联赛的5.8 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这些数字是触目惊心的。”

随后，中国足协下发了《关于发布2021-2023赛季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的通知》（下称“限薪令”），其中“限薪令”要求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的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分别控制在6亿元人民币、2亿元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内；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一线队国内球员单赛季个人薪酬控制在税前500万元人民币、300万元人民币、120万元人民币内，中超、中甲俱乐部的外籍球员薪酬控制在税前300万欧元与150万欧元内。限薪令另对球员平均薪酬与奖金限额做出规定。

限薪令的下发从政策上让“金元足球”刹了车，让很多心心念念希望来中国讨生活的西方球员取消了计划，也让许多俱乐部改变了发展方式。

但部分俱乐部刹不了车了，只能选择跳车。

“曾经足球俱乐部的东家都是国有企业，投入都不大，大家挣得也都不多，当民营资本介入，资本水涨船高这几年，欠薪慢慢就来了。”

一位曾效力于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的职业球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如今，90%的球队都在欠薪。”

“当亏损到一定程度，老板就可以直接说不玩了，现在中国职业足球的老板没有谁会为情怀买单，但在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好的情况下，接盘就变得更难，留下了几十个亿人民币的亏空，继任者需要补上窟窿再投入才能维系俱乐部的运营，谁现在能一下掏出这么多钱来，就像白白扔掉了一样。”该球员说。

早在去年中超夺得冠军后，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就在寻求转让，直至解散，也没有找到最终接盘的企业。

而在较早时间，苏宁集团负责人张近东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苏宁集团要想活下去，要学会做减法：“苏宁集团2021年的工作将主要聚焦在零售主战场，对于不在零售主赛道的，要主动做减法，收缩战线，该关的关，该砍的砍。”

事实证明，足球就是那个该关该砍的项目。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包括天津天海、辽宁宏运、上海申鑫等多家曾经在顶级联赛中显赫一时的球队退出足坛。整个2020年，共有16支球队选择告别绿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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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板来说退出了就止损了，但是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可能就是终结。”前述足球运动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大家都发不出薪水，你的队解散了，除非是水平国内领先的足球运动员，其他运动员也很难找到下家，因为各队的情况都差不多。”

“踢足球挣不到钱，以后还会有孩子选择这个职业么？”该运动员表示了担忧。

10年的弯路后，正路在哪？

赵震认为，白岩松说的10年弯路，算是客气的，在他看来从1992年红山口会议到今天，已经快30年了，中国足球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走了30年的弯路。

“不能全面否认金元足球为中国足球带来的变化，但是也不能忽略，在资本最雄厚的时期，我们忽略了很重要的内容。”赵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足球可能是错过了一个好的机遇。

在大家比着投资，加大投入的10年间，足球职业化的市场并未建立起来，对于投资人来说，多数投资人只看到了眼前的效益而没有把足球文化和足球市场培育起来。

赵震用中国电影和中国足球做了个对比，20年前电影票房也不值得一提，但这20年来，电影的市场环境、观众培养、宣传孵化已经高度成熟，这就是电影行业的可取之处，随着资本的注入，行业变得健全，市场得以培育。

“中国足球的市场依然很小，转播授权、门票销售、球衣文化产品开发、球队文化传播，很多内容没有跟上，职业足球走了30年，还有不少自诩为球迷的人认为，看足球就是看输赢，足球成绩好，我就看，足球成绩差我就不看，这也是市场不健全的标志。”

在赵震看来，成熟的足球市场是足球俱乐部融入当地人们的生活，足球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休闲聚会娱乐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如现在是一个谩骂发泄的出口。在资本进入的时候没有进行成熟的市场培育和文化建设，甚至还出现过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驱逐球迷群体的案例，这都是不成熟的体现。

在中国的职业体育领域，篮球、排球、乒乓球虽然都有职业联赛，但都没有达到市场化较高的程度，很多项目是拿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当做模板来研究，而中国足球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模板。

不仅如此，中国足协的多次政策变化，虽然总体方向是为了足球发展，但并没有很好地依托金元足球的趋势取得好的结果。如2019年中国足协实施的“梯队捆绑俱乐部注册制度”，要求中超、中甲球队建立5级梯队，中乙建立3级梯队，否则不能注册。这看上去是为了青训做准备，但无形中也加大了俱乐部的压力，每年凭空多出的投入，在青训中并没有换来可观的回报。

此前推行的“U23”政策，旨在期望更多的年轻运动员通过比赛得以磨炼，也成为了年轻球员身价溢价的间接推手，曾经踢不上比赛的年轻运动员在市场上瞬间变成了近千万身价的香饽饽，这显然是不符合职业体育发展规律的。

种种乱象背后，是远远达不到人们期望的成绩和结局，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足球感到了失望。

现在想想，错的或许不是资本，也不是金元足球，而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个“职业”二字。

走错的路无须再证明，正确的路也绝不会平坦。只希望过往投入的感情不要错付，交过的学费能变成宝贵的经验。

慢慢来，别折腾。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