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

原标题：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媒体融合发展以来，媒体融合成为大势所趋，“十四五”规划更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全国各级媒体纷纷展开了融合发展的探索，然而，5G时代科技潮流瞬息万变，当下依然有不少传统媒体在实践中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困难。

202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传统媒体、主流媒体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媒体深度融合，对于提升自身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国家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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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认为，一方面，媒体融合需要大力投入科学技术与数字化人才，鼓励个性化全媒体战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大胆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文化软实力。

另外，在文艺创作方面，曹可凡谈到，文艺工作者要敏锐地感受生活，积极地思考生活，且不应将收视率作为目标。同时，偶像与粉丝之间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艺人要以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境界去接受批评，才能够促进自身不断前进与发展。

以下是与曹可凡的对话：

“要用更高的国际视野去推进媒体融合”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我国媒体融合的现状如何？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新的媒体融合模式出现？

曹可凡：作为一个媒体人，自然这些年对于媒体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传媒生态会产生比较大的忧虑。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5G、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催促了新媒体的诞生，从很多数据上看，年轻一代通常不会看传统的电视，流媒体实际上成为他们接收新闻以及娱乐消费的重要平台，这也给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带来很大压力。因此，我们要推动媒体的深度融合，这对于国家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如果媒体深度融合做得非常顺利，它也能够客观上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融合媒体如何与传统媒体相区别，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需要在技术上具备大数据、云计算、多平台生产分发的能力；第二，在内容上实现“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精细化、移动化；第三，在服务上呈现垂直化、社交化、智能化。

澎湃新闻：5G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可能随时随地遭到颠覆，媒体的融合不仅是持续的、动态的，更应站在更高的国际视野推进。您认为目前我国传统媒体转型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来解决？

曹可凡：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来看一下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以及我们存在哪些短板。

第一个是《华盛顿邮报》。过去《华盛顿邮报》只在华盛顿地区拥有较多读者，并不是全国性报纸。亚马逊的贝佐斯对其进行了数字化的转型，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成功地让《华盛顿邮报》成为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齐肩的美国四大报纸之一，并且网站的浏览量、订阅量都快速增长。

我认为它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在内容上做的改变。现在很多传统媒体的融媒体化只是简单的把报纸或电视广播上的内容“复制”到APP上，但是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对于贝佐斯来说，他们要做的不仅是把内容搬过来，更要做一些内容的革新，以及改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另外，它的成功还在于它找了很多所谓原生态的数字记者，这些记者会以不同的眼光来发掘同一新闻的内核和爆发点。

同时，它的整个APP实际上是一个“杠铃”，一方面，它依托于亚马逊和Kindle原本的付费受众；另一方面，它还拥有通过第三方平台来收看新闻的随机观众。在“杠铃”的两端，实际上是一种用户卷入的“漏斗模式”，即漏斗的广口面向第三方的随机受众，底部则是付费受众，而《华盛顿邮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随机收看的受众转化为长期付费受众。所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渠道上来说，《华盛顿邮报》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

另外一个例子是“迪士尼+”。迪士尼过去靠IP，游乐场、电影等产生了很大的利润，随着前几年利润慢慢下降，它开始发力流媒体进行数字化转型。现在迪士尼旗下有三个流媒体平台，包括Bamtech、ESPN和Hulu。在进军流媒体后，迪士尼依然不忘开拓原创性、国际性的内容供给，大刀阔斧地使用“星战”、“漫威”等热门IP电影的原班人马拍摄专供流媒体的限定剧集，有力地为流媒体平台吸纳流量与用户，利润率也随之提高。

这两个例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想像空间，即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如何依托内容和渠道，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这也是未来广播、电视、报纸、新闻出版等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可借鉴的一些成功经验。

我认为我国媒体融合目前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要具备独立开发科学技术的能力，比如《华盛顿邮报》开发了机器人写作、机器人聊天软件，以及一些可以抓取大数据的编辑分析的系统；第二，要培养数字化人才，特别是要从原生数字记者中挑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加入到传统媒体中，促进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第三，要有大量的投入，一方面是技术上的投入，另一方面是数字化人才的投入，此外是内容的投入，“内容为王”永远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基石。

澎湃新闻：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您认为应如何把握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

曹可凡：第一，媒体在5G时代要赶快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样才能拥有更大的辐射力、影响力，以及更大的权威性。第二，要扶持并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旗下的个人IP，包括适合数字媒体的国际新闻的评论人才，这样才能在国际舆论场上做到话语权的不缺失。疫情期间，我们会发现西方人对于中国人充满了歧视和偏见，因此，我们需要有权威性、有内在实力的国际新闻评论人才，并且他们要处于比较高的舆论阵地，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倾诉我们自己的情怀。

事实上，今年我提的加强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跟我去年所提到的如何利用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新媒体，以及如何在媒体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把握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这两个建议，互为因果，一脉相承。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内能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平台，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IP人才。

“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内容为王”，全媒体时代，您是如何看待“内容为王”与“技术为王”的？您认为我们应该发展怎样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媒体融合最理想的状态是怎样的？

曹可凡：我觉得未来的媒体融合就是往两个方向去下功夫：第一，技术的开发，我们需要一大批高智商的科技人员，通过挖掘更多科技力量，让传统媒体插上飞翔的翅膀。

第二，“内容为王”是将来媒体转型需要投资最多的地方，无论是过去的传统媒体还是今天的新媒体，没有好的内容就不可能抓住受众。回到我刚才说的《华盛顿邮报》，贝佐斯对它做的最大改革就是在内容上，它会把新闻内容重新聚合，而不是平铺直叙。记者要依靠自身天赋，以及敏锐的观察力、思考力和想象力，把新闻当中最直观、最生动的部分展示给受众，而不是不动脑筋、平铺直叙的把新闻叙述一遍，这也是未来我们媒体转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即新闻永远要快、准、生动，以此抓取受众。

同时，媒体融合不限于新闻，过去我们讲媒体的数字化，或者说媒体的深度融合，往往是从新闻的角度切入，“迪士尼+”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走向，即电视剧、娱乐节目、文化节目等都可以通过流媒体来展示自身的内容和实力。

澎湃新闻：您有提到，网上网下内容同一标准，早已成为业界共识。但转型过程中仍出现网上盲目追逐流量、粗放式打造低效产品的现象，造成资源和资本的浪费。这种现象持续多久了？您觉得该如何来避免呢？

曹可凡：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同样一个新闻事件，往往传统的电视台去了几个不同的摄制组，拍出来其实是相同的内容，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浪费。反观一些数字化媒体和新媒体，他们可能是同一组人去拍摄，但可以根据同样的素材制作出不同的节目、不同的栏目，不同的编辑和记者也可以从同样的新闻素材中去截取不同的、他所需要的内容，进而做出一个非常独特的，有别于其他栏目的节目，这就是资源的节约和浪费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所以，同样的新闻材料如何做出与众不同的、具有独特视角的新闻，这对采、编、播的人员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未来发展我们要从资源的节约，观察视角的独特方便去做文章，如此这般，我们才能促进数字化媒体以及媒体融合深度发展。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了技术还有内容，我们都知道这两者最根本的其实就是人才，您也一直在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建设全媒体人才队伍呢？优质的全媒体人才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曹可凡：这个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总体来说，一个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人才梯队。在整个队伍里面，要有不同年龄段的人才，他们往往能够为节目的产生以及内容的制作带来不同的影响。

另外，我们必须要广开门路，把社会上高精尖的人才吸纳到媒体内容的制作或者科学技术的开发中，比如《华盛顿邮报》开发的机器人写作、机器人聊天等软件，都使受众与内容制作方有了更紧密的连接。媒体融合是要将“你是你、我是我”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实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其中有一个良性循环，即内容的制作方跟内容的接收方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用发展的、前瞻性的眼光来抓取社会上愿意投身于流媒体、融媒体事业发展的人才，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年轻，有活力，有干劲，有闯劲，也愿意把聪明才智贡献到媒体融合当中。

“好的文艺作品来自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感受”

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您除了担任主持人，还多次参与文艺作品的演出。您是如何看待我国当下的文艺创作生态的？当前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是怎样的？

曹可凡：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完全有理由创作出能够受到广大观众肯定与喜爱、能够被历史和时间所检验的伟大的作品。如果以简单的标准来看，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首先在于作者是有感而发，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名、利，所谓的收视率、票房而创作的。

以一些已经成功的作品为例，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引起了广泛关注，它讲述了孙氏兄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对生活的追求，对未来的期盼以及对现实的困惑等等，这本书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前两年，当有人希望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时，其他人就会有一些疑问，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戏，今天的年轻人还愿意看吗？正是在这样一种广泛的疑问当中，创作者用一种心无旁鹜的、不追求名利的态度投入创作。最后，这部戏被证明是成功的，它能够跨越时代和代际，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它在观众的心目中产生了共情。

同样是西北作家的陈忠实先生，他创作了《白鹿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因为他希望传递出他对所生活的土地的感情。因此，他用作家的语言来讲述这个土地从清末到现在近百年的历史变迁，通过描写白家和鹿家两个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从侧面呈现整个时代的发展。陈忠实先生跟我讲，他在写这部戏，写戏里每个人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这个人物面对面对话，当写到田小娥死的时候，他一个西北汉子居然号啕大哭。为了写这个戏，从来不喝酒的他把家里所有的存酒全喝完了，因为他要跟笔下的那些人物生死相交。所以说，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跨越时代，我觉得就在于这种对生活的感受。

同样，王安忆创作《长恨歌》时，从新闻中的一个信息出发来对城市进行思考，她不是去体验生活，也不是在生活当中看到了某个具体的事实，而是以触发到心灵的一个小的事件作为起点，进而对这个时代、这个城市，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不同人物进行思考，最后变成了一篇长篇小说。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好作品都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受，电影、电视、文学、戏剧都是一样的，创作者要敏锐地感受生活，同时要有高超的表现技巧，把这些东西通过影像、文字、舞台表现出来，我觉得任何一部跨越时代的作品都是这么创作出来的。反之，如果创作者将票房、收视率看做第一生产力，利用大数据分析观众会喜欢的情节，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枯萎的，也许短时期内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这样的作品终究是会被时代、历史淘汰的。

“粉丝与偶像之间应该形成良性互动”

澎湃新闻：您曾在2016年时提到，“当前社会对艺人太宽松，各行各业都要有规矩，每一个公众人物都要接受公众的检视。” 2月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劣迹艺人禁令》，您是如何看到这个禁令的？您认为行业自律真的能做到公平公正吗？

曹可凡：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对于劣迹艺人的严格管理我觉得是目前媒体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有影响力的艺人往往会带动一大批人的行为，特别是在年轻的受众、以及他们的粉丝中起到引领作用，所以艺人本身的道德修养、文化修养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影视剧创作的机构还是媒体机构，都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为了获取短期的利益而采取妥协的政策，在这方面我支持相关的一些决定。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评判的标准，艺人只要犯下了某些劣迹，很难逃过公众的眼睛。尽管我们说没有绝对的公正公平，但是基本的评判标准依然是存在的。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是广大网友朋友们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2020年下半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专门针对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但“饭圈”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诱导粉丝“打榜灌水”，为“引流”挑起圈子互撕等现象依然存在，您如何看待这种追星文化？除了职能部门外，明星是否有义务进行引导？

曹可凡：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追星是没有原罪的，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有影视文化，有舞台艺术，其实追星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那么艺人跟粉丝之间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或者说理性的互动呢？

我举个例子，当年梅兰芳先生刚出道的时候，追捧他的粉丝相当多，其中有一个年轻的粉丝，有一次看了他的一出戏，叫做《汾河湾》，他在其中饰演柳迎春，戏里她的丈夫外出18年之后回来后，两人有互动。通常按照旧的演出方法，柳迎春表演完，进了窑洞之后，就不再表演了，但这位粉丝觉得不妥，就给梅先生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告诉他这样演戏是不符合戏剧规定情景的，然后对他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我们现在很少有偶像受到粉丝的批评，但是梅先生对这样一份3000字的批评非常重视，虽然他跟这个年轻的粉丝素昧平生，但还是把他请到家里进行交流，最后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位粉丝不仅帮他做了很多的修正，比如他把戏里丈夫的西皮拆成了九段，并指出每一段梅先生应该用什么样的身段来进行对应。这就是一个理性或者说良性的互动，这个粉丝就是后来成为梅先生重要助手的文化戏剧家齐如山，我们现在看到梅先生很多代表作，比如说《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洛神》、《廉锦枫》等，都是齐如山先生创作的。

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偶像跟粉丝之间的良性、理性的互动。作为粉丝，他喜欢偶像，但是也可以对偶像的艺术提一些自己的看法；作为偶像，他又有一种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境界去接受批评，这样才能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像梅先生一样终成一代名家。当然，任何不理性、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追星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

责任编辑：贾楠 SN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