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时也势也 曾经抵制中国的国家现在怎么样了

金灿荣：时也势也，曾经抵制中国的国家……

3月7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记者会谈论的议题覆盖面很广，疫情与疫苗、多边关系、气候变化……

观察者网就部分议题，特别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第一部分主要谈论了“新冠疫苗”和“多边主义”。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据您观察，今年王毅外长记者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金灿荣：今年形式上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记者提问的顺序上是一个中国记者、一个外国记者，比例上是一半对一半。过去一般外长记者会外国记者提问比例要高一点，总理记者会是国内记者提问比例高。

第二，外国记者的发言顺序很凸显当下中国外交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提问的外国记者是俄罗斯塔斯社记者，第二提问的（外国记者）是埃及记者。这其实能反映中国现在外交依托的两个重点——大国依托俄罗斯，发展中国家依托非洲。

第三，是关于疫苗、“疫苗外交”的关注比较大。

观察者网：在新冠疫苗问题上，中国的合作面向全球，尤其受到亚非拉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盛赞，欧洲一些国家也与中国达成密切合作。通过疫苗，您如何解读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外交环境？

金灿荣：我的感觉是，中国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了。

比如说，西方国家现在好像越来越阴阳怪气了，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干净利落地承认过中国防疫做得很好。

疫苗问题也是如此，现在大家都知道疫苗是解决新冠疫情比较有效的办法，但客观上疫苗比较成熟的国家就那么几个：中国、美国、俄国、英国。历史上法国、德国的疫苗能力都很强，这次都退出竞争了。日本、韩国原来疫苗能力就不强。

所以这是个基本事实：很多国家因为公共政策能力很差，不像中国这样能够有效地隔离病人，对于这些国家只能靠老百姓自觉，政府动员不动，所以大家都指望疫苗。于是，疫苗实际上成了很多人心理上的支柱，需求就特别大，但现在供给又很少。

这时候，西方实际上就搞起了疫苗民族主义，美国这一点上做得特别明显。墨西哥找美国要，然后美国讲：我们先用完了再给你。产能不够，供需不平衡。分配上西方也很明确：自己优先，然后再给别人。

中国相对来讲比较早就表态了：我们支持疫苗的公共性。中国参加了世卫组织发起的COVAX（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在搞好自己家防疫（包括社交隔离措施、推进医疗）的基础之上，中国是愿意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

大部分国家对我们还是很肯定的，但是少数西方国家对我们态度就有点酸溜溜了，把我们积极推进疫苗合作说成是“疫苗外交”，还明确说疫苗问题上不能输给俄国和中国。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就全世界目前这个状况，只要是有效的疫苗，应该大家都尽力地去提供，结果西方还给你设障碍。

所以我的感觉是，从去年到现在，新冠疫情来了之后，中国表现比较好，西方表现不太好，于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酸葡萄”心理上升了，防范心理上升了。非西方国家态度就正常很多，觉得中国是真正能帮助他们的。

所以，中国面临的国际影响有点复杂，在西方和非西方圈子中各有升降。

观察者网：现在西方阵营里，欧盟对中国疫苗的态度有所动摇。我们该如何评价欧盟的这个态度？

金灿荣：欧盟态度也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欧盟也是很怀疑的，不太愿意用中国疫苗，后来因为他们自己不生产、供应不上，然后去找英国买，结果英国说我自己产能不够，要不我把印度的给你？嘿嘿嘿，这就好像在说：要不把“假冒伪劣”的给你？这不羞辱人嘛。

欧盟面临的情况就是产能不足，所以最近欧盟开始允许成员国从中国和俄国进口疫苗。但各成员国进度都不一样，一些东欧国家从中国这边拿到了一些，包括匈牙利、塞尔维亚，最近捷克总统泽曼也向中国求助了。但因为前一段时间捷克议长率团访台，我们网民这次意见还挺大的。我们国家政府还是比较大度的，捷克总统泽曼向我们提出请求之后，我们政府还是答应帮忙了。

作为一个整体，欧盟一开始抵制我们，但如今也是时也势也。其实到今天，欧盟也没有正式承认过中国和俄国疫苗的有效性。欧盟作为整体不表态，成员国自己想买就去买。

在我看来，疫苗政治化的问题主要是西方国家在挑起。发展中国家比较可怜，有疫苗就行，顾不上是哪里生产的。这也可以看出，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呈现出分化状态：在大部分国家，我们的影响力在上升，但在西方，我们的形象会变得复杂，主要也是西方国家在恶意把疫苗政治化，将中国很淳朴地帮助他人的国际合作行为叫做有意识的“疫苗外交”，这是非常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观察者网：第二个问题，想跟您讨论一下“多边主义”的话题。今年1月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开放、不搞封闭，重视国际法则，不搞唯我独尊。太平洋彼岸，刚刚上台的拜登也声称要主张“多边主义”。拜登呼吁民主国家要更加团结，并表示要在上台的第一年举办一次“民主峰会”。您认为，中国外交的多边与美国拜登政府的“多边”有何区别？

金灿荣：这么说吧，中国有点像单位里面的那种“实诚人”。我们提倡的多边主义还真就是以多边机构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政治问题找联合国解决，贸易问题找WTO解决，我们对于这种国际多边机制是挺尊敬的，而且是内在地尊敬。

美国人则是以一种工具主义思维看待多边主义：有用我就用，没用就扔一边去。

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内心接受多边主义的价值，并尊重多边机制。

其实多边主义最早是西方提出的，咱们国家是90年代引进的这个概念，但咱们真的就是属于好学生，除了很承认多边主义的代表——国际组织以外，我们还很身体力行，在发展的时候很期待跟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这跟我们国家的定位有关。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发展得好，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如果发展一塌糊涂，其他的谈不上，甚至稳定也谈不上。

所以我们也要通过多边主义来推动发展，这个是西方国家理解不了的，这和我们自己的定位和历史经历有关。

另外，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外交上有个挺大的变化，就是更强调“大国责任”了，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也是个新的提法，十八大以前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们就是个东亚地区大国，我们原来理解的世界性大国只有以前的苏联和美国。

所以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实是我们在自我定位上的变化，从地区大国变成全球大国。定位变了，责任也就不同了。所以我的感觉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的责任比以前更多了。

所以说中国的多边主义其实是越来越开放的多边主义，我们愿意承担更多周边责任，比如说“一带一路”。

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是第一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生产过剩，于是有走出去的需要。对应的世界上的需求就是，绝大部分国家还是穷国家。全球真正被承认的发达国家不超过30个，85%的国家和85%的人口依旧面临发展问题。要发展就得有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基础设施。比如你家住在大山里，没有基础设施，有再好的东西也卖不出去。

要发展就需要基础设施，所以“一带一路”也符合别的国家需求。以中国为中心往西，绝大部分亚洲国家还是很穷，基本上所有非洲国家还很穷，欧洲也有一半是穷的。半个欧洲，90%的亚洲，100%的非洲，他们都需要发展。再拓展一下，整个拉美，还有东南亚、南太平国家也都需要发展。

所以我们通过比如“一带一路”，在发展领域践行多边主义，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可供世界研究的案例。但现在遗憾的是，西方把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当做对它的挑战，这视野就太小了。

观察者网：拜登上台以来，国际上普遍出现期望拜登回归多边主义的声音。但是从拜登政府目前对于多边主义的描述来看，美国的“多边”给人感觉也是非常地“小”，这是为什么呢？

金灿荣：我从1984年研究美国到今年有37年了，这个国家变得我不认识了。以前我们研究的美国是挺自信的，因为80年代那个时候IT革命先在美国发生，然后冷战竞争当中渐渐对苏联拉开优势，是个处在上升势头的国家。自信的美国也是挺宽容。

近些年不一样了，IT泡沫破灭，很多技术别的国家也有了。比如说芯片，1990年美国制造的占世界37%，现在是3-12%，是原来1/3。按照美国说法，中国原来是0，现在中国是十三点几。这是一个变化，原来美国有明显的高科技优势，现在这个优势不明显了。

美国内部问题也开始增多，内部矛盾加剧，于是美国就出现了很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就推出来了特朗普总统，然后特朗普对外就形成了美国外交的一个新传统，叫做“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推出这个传统以后，美国对于多边合作的选择性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对我有利就用，不利就扔掉、马上就退群。

拜登上来以后到现在是40多天，一个半月的时间。应该讲，拜登现在主张的是选择性多边主义，他跟特朗普不太一样，不是天天把“American First”挂在嘴巴上。拜登跟欧洲人讲，美国要回来了。他和布林肯、沙利文几个关键人物都在表态，美国要回到多边机制，要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这个态度跟以前的特朗普时代不一样，但是具体政策上，拜登主张的依旧是选择性多边主义。

可以说，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于“多边主义”态度的转变，也是美国衰落的明显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