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原标题：俞敏洪：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1985年，俞敏洪在北大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6年后他主动放弃了北大教师的身份，于1993年创办新东方。现在的新东方已经是覆盖全年龄段和全学科的综合性教育集团，在全国拥有一百多所学校，超过5万名老师，面授学员超过5500万人次。

2006年新东方集团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

2月23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北京新东方总部大楼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透露了“留学教父”个人性格的改变和新东方27年来5条增长曲线求变过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他的痛苦、挣扎、反抗和坚持。

以俞敏洪为代表的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普遍带着改变中国的理想走上创业之路，他们是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转折点上勇敢求变的人，为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献出了自己的思想、精力乃至一生的时间。

但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为何要把“求变中国教育”作为个人和机构的使命，俞敏洪是教育界的“唐·吉诃德”吗？

“意义”是俞敏洪再三强调的关键词，他直面外界质疑，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费尽力气推巨石上山之后，石头会再滚下来，再推，再落，周而复始，看似尼采说的永恒轮回，毫无意义，但西西弗斯勇敢地为自己赢得了意义。这也是俞敏洪的人生哲学，“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慧见》：你在1993年创办新东方之后，正好赶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出国留学潮的黄金十年，你对新东方27年的成绩单打多少分？

俞敏洪：从财务角度来看新东方是成功的，从最初13个学生做到300多亿市值，我打80分。但从对中国教育贡献度这方面看，我觉得没及格。新东方没给中国教育带来某种实质性改变，比如说让学生综合素质更高，未来发展方向更广阔等，做得远远不够。

如果说新东方还有一点意义，就是新东方在90年代推动了中国留学潮，避免中国教育内卷化，让上百万中国学生在90年代就接受世界教育。这批人归国后对国内经济、科技等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今天更多深入中小学全科培训也帮助家长和学生解决了部分问题。

《慧见》：一个商业培训机构要把改变中国教育的使命扛到肩上是不是“唐·吉诃德”？

俞敏洪：必须扛，这是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然商业上能跑通也很重要，否则生存空间都没有，但我觉得今天的新东方在意义上跑通更重要。

《慧见》：如果说新东方未来能成为全球领先的中国教育培训品牌，你觉得赢的关键会是什么？公司现在这么大体量还会死吗，可能是死于什么原因？

俞敏洪：我觉得新东方赢的关键还是对教育的理解和热爱。我做教育不是捞一票就走人，而是真真实实地想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当然会死，好多千亿机构都陷入困境，海航都破产了。我关心的是怎么做出对的决策让生存时间更长，以及死了后能留下什么。

《慧见》：你想留下什么？

俞敏洪：我每年出一两本书，有用的话就会流传下来，如果你死后还有人在读你的书我觉得挺好。二是你做的事情影响了人类行为或生存质量，也很棒。新东方能否为人类留下某种遗产，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人永远超不出自己的认知范围。也许我觉得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但从整个世界发展的格局来看并不是，不过也许真的到最后就有意义。

《慧见》：你说过新东方改变了400万孩子和家庭的命运，可外界觉得新东方就是个营利的培训机构。你在意外界的评价是否来源于内心深处对这个使命的不自信？

俞敏洪：很多意义是自己认定的，比如说一个人觉得自己活着有意义，其实在别人眼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但你要是不认定这个意义，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我们真改变了不少家庭的命运，而且大都是往好的方向。我们送出去了400多万留学生，大部分都学业有成，或者回国效力，或者在任何一个国家安身立命，我觉得都很好。但你没法强行让社会跟你一样认定这个意义，而且人对自身意义的认可，一定比社会和其他人的认可要高出一倍以上。

《慧见》：你觉得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俞敏洪：高考独木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高考改革。

《慧见》：出生于60年代的这一代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中国的理想，你创办新东方27年来实现了这个理想了吗？

俞敏洪：不光没改变，我觉得反而是产生了负面作用。因为教育变革是观念的变革，是模型的变革，在中国现有的教育条件下，观念和模型的变革都很难做，这也是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意识到现有大学教育体系相对落后，但新型大学教育模式依然没有出现。观念的变革通常是100年的事情，没有任何单个的人和单个机构能做到。

从一介书生到建立新东方，俞敏洪不仅是数代中国大学生全球视野的启蒙者和助推者，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这其中离不开特殊的历史机遇，但俞敏洪本人务实进取、积极求变、有担当不避讳责任的性格特点也功不可没。

《慧见》：新东方在线布局失败了吗？

俞敏洪：新东方在线远远没达到我期望的“双平台战略”。但在线教育还是值得做，在线教育打破时空边界，优质教育资源可辐射到任何地方。形式上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真人、直播、录播、短视频、语音等多元方式。在线教育客户也不再以年龄而是以兴趣划分，同一门课可能小学生、大学生、中老年人都在听。

在线和科技结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线教育还能更好推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公平。把地面教育和在线教育更紧密结合，是更有生命力的第三条路。

《慧见》：你不认同最近教育创业圈里流传的“在线教育注定失败”观点？

俞敏洪：在线教育不会失败，但现在中国在线教育走偏了，比如针对中小学的学科教育，拼命制造家长的焦虑，或用资本的力量在用互联网烧钱模式来推动，这是我不屑去做的。所以新东方在线教育一直做不大，才十几个亿收入，跟地面教育差了至少15倍。

烧钱模式注定要失败，在线培训机构烧钱做广告，获得一个低价客户600块，转成正价客户成本就变成4000块。一年后复购率50%又是2000块损失。一个客户客单价平均只有三四千，这个模式就完全不可持续。现在之所以能够存续下去，是资本拼命在后面补贴，我也是投资人之一，但资本补贴一定是很有限度的。

《慧见》：新东方原本是最早做在线教育的一批机构，有没有反思为什么错过在线教育等新风口？

俞敏洪：首先是我个人的性格弱点，个性随和，有时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做事会瞻前顾后，明明认为决策是对的，但考虑到其他人，不敢全力以赴去做新业务。当新东方核心人士说不能这么做，我一般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因此错过一些机会。企业和民主国家管理不一样，民主管理要少数服从大多数，但在企业发展中企业家的坚持很重要。

其次我管理比较人性化，很多商业机会我看到了，但用人不对，比如说涉及各种关系，或者说有的人跟了我十几年，我觉得把他拿下实在于心不忍，就眼睁睁看着他把一个城市做没了，把一个商业机会做没了。

第三是我不太敢冒险，比如投10个亿可以搏一把，但我会想如果做不成10亿就打水漂了，我就不敢投了，因此失去了一些好的商业机会。

《慧见》：这些年你做了什么改变自己这三大性格弱点？

俞敏洪：没法改变。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要我变得很独断，不行的人立刻拿下，10个亿甚至几十个亿投入去抢占有风险的新市场，我还是做不到。辩证来看，也是因为我这些性格弱点，新东方今天还存在，还能相对较健康地发展。

所以我不强求彻底改变，现在逐渐改变了不少，比如更果断，发现某个人在岗位上不行，我不一定要自己出面，可以让新东方CEO出面。投入上，我也变得更强势了，但还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慧见》：举个最近的改变的例子？

俞敏洪：比如说2020年布局0~8岁幼儿启蒙，给所有老师普涨15%工资，对新东方来说也是几十个亿的投入，都是逆势而为的重大战略。2020年因为疫情和中美关系，新东方部分业务陷入困境，比如地面教育和国际教育全部被暂停。这时就有反对意见出现，认为收入下降，利润快没了，还给老师涨工资，这不是要亏损？我就坚持必须要涨，越是艰难时刻越要把优秀的老师留下来，现在结果证明这是个正确的决定。

《慧见》：2020年才入局幼儿启蒙为时不晚？

俞敏洪：不晚，启蒙是永远存在的市场。中国尽管人口出生率下降了，但即使按每年1000多万出生人口来看，0~8岁也是一亿多人的巨大市场，没有任何机构能全面覆盖。2020年只有1000万出生人口，但那是特殊年份，因为疫情都不愿意生孩子，今年应该能恢复到1400多万的水平。

《慧见》：从大学生留学考试到K12再延伸到现在的0~8岁，幼儿启蒙成为新东方未来第三增长曲线的可能性有多大？

俞敏洪：按时间顺序，我们第一条增长曲线是出国留学培训，第二条则是延伸的国际教育，包括中小学国际教育、出国考试、出国咨询，第三条是大学教育，第四条是在线教育，第五条才是幼儿启蒙，后面几条未来如果能做好，都是百亿以上的规模。

《慧见》：摆在新东方面前的是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增长压力，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

俞敏洪：最担心的还是跟不上时代。我个人对科技的不理解和不敏感，在前面10年给新东方带来了比较大的杀伤力。我们在迎头赶上，新东方也用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慧见》：回顾近30年创业史，你犯过最大的错是什么？

俞敏洪：新东方没有最大的错误，很少有人会一次性犯把整个人生都毁掉的大错，当然也有这样的，但大部分错误都是一点一滴小错误慢慢积累起来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错误还是对科技的不敏感。其实新东方信息部在2000年就有了，但我就没舍得在科技方面投入大量的钱，也不舍得去招聘全球、全中国最好的科技人员，慢慢就导致新东方在教育科技化变革方面落后了。

《慧见》：什么契机让你发现这个最大的错误？

俞敏洪：就觉得应该投了，再不投的话就要拉倒了。现在已经迎头赶上，新东方现在有2000多名程序员，科技上每年花几十亿，但已经后知后觉了。

《慧见》：任何人和企业都对抗不了趋势，你看到教育行业五年后趋势性机会是什么？

俞敏洪：我觉得是真正好的教育内容、科技、传播平台三者的结合。就未来教育领域的创业来说，要不创建平台，要不创建优质内容，或者垂直类技术支持公司，这都是未来的趋势性机会。传播平台已经有很多，比如喜马拉雅、得到等知识型传播平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传播平台，腾讯、爱奇艺等长视频传播平台，还有大量慕课模式平台。

《慧见》：你怎么看“得到”的商业模式？

俞敏洪：它切了成年人继续学习的细分市场，商业模式能存续，但有半公益色彩，高增长率不可持续，坦率说一个国家和社群的好学人群真不多。“得到”卖得最火的“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现在也只有50多万人学习，终身学习很重要，受众却非常有限。学习要动脑，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懒惰，大部分人不愿意动脑，只愿意循着日常生活的轨迹往前走，只要不发生有生存危险的事情，他就不愿意改变。

俞敏洪挚爱阅读，一年要读6、70本书，著述也宏富，涵盖了创业、教育、励志、哲学等领域。

《慧见》：今年春节我陪母亲去灵隐寺，灵隐寺的云林图书馆门口牌匾上写着“续佛慧命”，意思是书籍能延续佛祖的智慧生命，你怎么看阅读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俞敏洪：阅读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一个人不会阅读，就等于没有接受教育。大学和中小学教各类学科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某种意义上就是让你学会走路，但这些基本知识不等于让你有常识，也不等于有见识。阅读才能让你进行深度思考，让你学会跑，学会飞。学会阅读才有终身教育的概念，听课都不是终身教育，阅读才是。中国是5000年文明古国，但中国人均每年读书连两本都不到。根据出版书籍数量统计每人每年读5本书，还包含了中小学教辅在内。

《慧见》：你的阅读量大吗？

俞敏洪：我自己一年阅读6、70本书。

《慧见》：你当年是凭借高考成功改写命运的寒门学子，如何看现在教育越发精英化的趋势？

俞敏洪：从国家层面看，政策和教育结构需要改变，从个人层面看，我现在每年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农村教育，在尝试借助现代科技和网络做出新的教育模型，至少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缩小教育鸿沟。现在一个优秀老师能覆盖农村地区1000个班的需求。

《慧见》：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想请教你是如何教育一双儿女的？

俞敏洪：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比如说我每次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去旅游，孩子们总看到爸爸抱着一本书看，他们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高质量的陪伴也很重要。每年我至少有一个月是专门陪孩子的，比如说我两个孩子比较喜欢历史，因为从小我就带着他们去考察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给他们讲历史故事。如果孩子在北京，我一个礼拜至少两三天都要回家吃晚饭，到现在为止，我两个孩子还有晚上和我一起散步的习惯，我们边散步边聊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事情。

《慧见》：能否谈一下家庭生活？

俞敏洪：现在两个孩子都长大了，最小的都上大学了，对我来说家庭生活就很宁静了。晚上没有应酬都回家吃晚饭，锻炼身体、遛狗、听音乐，有时还会唱卡拉ok。

《慧见》：在留学教父、青年导师、新东方创始人、投资人之间，更钟意哪个身份？如果在未来的墓碑上只能刻一个标签，会选哪一个？

俞敏洪：都不选，只刻一句话，俞敏洪是一个人。做成人就很不容易了，人有人的标准，我的一生自己感觉没白过，活得充实快乐，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或多或少做了点贡献，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就是个真正的人。

《慧见》：你最不喜欢被定义成什么，你觉得外界对你个人和新东方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俞敏洪：我其实无所谓外界的定义，你就活的是你自己，社会上给定义成什么，不影响你想要做什么。

《慧见》：现在主要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俞敏洪：新东方如何变革，战略方向往哪走，业务怎么做更有意义等战略性的思考。

《慧见》：你的书名中充斥着“痛苦”、“崩溃”、“绝望”、“孤独、失败与屈辱”等负面倾向严重的词语，最为平和是《行走的一生》，你的痛苦都来源于什么？

俞敏洪：人人都生而痛苦，痛苦是人生的底色，你难道不痛苦？

《慧见》：我当然有痛苦，所以今天专门带了名字有痛苦的书来。但我们普通人大部分都是被痛苦压垮的，很少人能像你，你如何把痛苦转化成能量？

俞敏洪：感受痛苦是人很重要的能力，是人创造力的源泉，我从来不试图去摆脱痛苦。但痛苦也好，绝望也好，不能被这些占据你所有精力和时间，把你的精神给打败了。最重要的是在痛苦土壤中播下生命的种子，让它以痛苦为养料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俞敏洪与冯仑等企业家的探讨中频繁出现“死亡”“衰老”“使命”和“理想”等关键词，这也是他近30年创业历程中最经常思考的问题。

《慧见》：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访谈录《酌见》，从一个善于思考的写作者到暴露于聚光灯下的对谈者还适应吗？

俞敏洪：这些企业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再不记录很多人都老了。我刚好是善于访谈的人，我考虑的是让更多人理解中国企业家，他们从零开始辛苦奋斗到现在，他们的人生态度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可以消除老百姓对企业家的对抗情绪，让双方达到谅解。我和每个人都聊8个小时以上，从人生到事业谈的很深，很多都是终极问题，我觉得有价值有意义。

《慧见》：如今短视频更为流行，长视频还有意义吗？

俞敏洪：我觉得引起人深入思考的东西一定是长视频，短视频更多是传播信息和情绪。我马上要开短视频中的长视频，叫“老俞一周回顾”，讲我一周得到的新知识、新想法和好玩的事情。

《慧见》：有人说，这三十年来，启蒙失败了，你作为一个关注很多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启蒙整体上来说是成功的，比如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对科技的认知，对社会发展，全球化的观念，中国人其实做的特别好。但是有两个信息化带来的问题我觉得是迫切要解决的，一是信息茧房，一个人应该学会在丰富多彩的综合信息里去筛选，通过筛选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人以类聚”也是，微信上你不喜欢的人一秒钟就拉黑了，只跟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但人应该跟所有的人打交道。这是信息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不光是中国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文情怀和人文知识极度匮乏，现在很多人没什么耐心去阅读，除了看短视频以外就不想干别的了。

《慧见》：那你还说启蒙是成功的？

俞敏洪：启蒙依然是成功的，你把今天的任何一个人拎出来，跟严复和梁启超比，他们的知识结构都更丰富，当然情怀不一定，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教育重点应该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打破信息茧房，二是提升人文情怀。

《慧见》：财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解决温饱后财富就不太重要了。原来我在北大教书住着一个10平米房间就高兴的不得了，现在我书房都有40多平，是我30年奋斗换来的，但是再多我也没这个需求了。

企业家自己花钱其实有限，这些钱都会用来投入到再生产中去，所有人都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死后钱到底是谁的的问题，那还不如活着时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我每年在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慧见》：对现在创业的“后浪”们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继续浪。只有在浪的过程中，你才能学会经验，学会教训，才能对未来有所感悟。不要给自己预先设定一个路径，我们这些人也是浪出来的。

《慧见》：春节去看电影了吗？

俞敏洪：好电影我从来不落下的，新东方也有部分涉足影视。《你好，李焕英》之所以流行，因为贾玲把东北人的幽默带到电影中间，能体现人间真情，又刚好春节时期大家比较空闲，如果《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春节档，一定会比《你好，李焕英》票房更好。所以人生抓住好时机很重要。

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