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整版聚焦教育焦虑：谁在贩卖？焦虑缘何得以维持？

原标题：光明日报整版聚焦教育焦虑：谁在贩卖？焦虑缘何得以维持？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教育话题成为热点。中国教育报刊社数据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两会期间与教育相关的网络文章共计1059429篇/条，整体热度远高于往年，家长教育焦虑、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卷”等问题，引发持续热议。在这些热点话题中，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首次升至第三位——后疫情时代，校外培训市场在拥抱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出现了焦虑营销、虚假宣传等诸多问题。本版作者从多个角度对教育焦虑的产生与蔓延进行了剖析，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专家视角】

谁在贩卖教育焦虑？

1．焦虑不能停？

家长们大概从未像现在这样焦虑过孩子的教育与前程。未上幼儿园时，就要担心孩子上什么样的幼儿园；幼升小，又要担心上什么样的小学；等上了中学，又要担心上什么样的大学。上了学，还要担心上的学好不好？万一学校教育的内容不够，该怎么办？在学校教育之外，是不是该给孩子上上补习班？又要上几个补习班？总之，不等孩子到达学校教育的终点，焦虑总是不能停。只短短几代人的时间，普通家庭用于抚养孩子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的注意力和投入的金钱就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新时代育儿的基本精神几乎可以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总之，高度重视才是王道，情感上焦虑才是常态。

当然，悖论是，过去几十年间，普通人的受教育机会实际上一直在增加。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在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达51.6%，也就是说，18至22岁的成年人当中，大概有一半以上能够进入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那缘何家长总是前所未有的焦虑呢？想想二十年前，关于教育，父母要做的一般努力，大约就是“将孩子送进学校”。

学校文凭的贬值自然是焦虑的源头之一。在《文凭社会》一书中，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柯林斯曾问，现今普通人对教育投资的增加，难道就真是工作变得复杂，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不断提升的结果吗？未必是。文凭主义的泛滥不过是社会排斥需要的结果。也就是，优势社会群体需要诉诸一定的手段才能维持自身的社会地位不变，而文凭则提供了在各类职业中划分出了掌握知识的权威以及低等级的人员的可能性。

与文凭贬值交织在一起、构成焦虑的另一源头则在于不断固化的社会分层现象，家长们一要担心孩子能否保持自身的社会地位，不至于落入底层，二要探索孩子持续的社会流动、实现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对于普通城市家庭，这两重考虑可能尤其如此。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埃伦瑞奇在分析该国中产阶层的世界观转向时，曾提及他们“担心失败”（the fear of falling）的心态，并将其视作理解当代中产背景家庭重视教育并不断增加教育投资的观念根源。埃伦瑞奇认为中产的立身之本在于他们自身的专业化工作。但专业知识本身又不同于拥有金钱和资产。后两者是上层人士较为有效的社会排斥手段——难以为其他社会群体的人轻易获得，这就意味着在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设置了一道有效的藩篱。但中产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本身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对于中产和他们的子女而言，专业知识堆砌起来的壁垒并不坚固，除了投资教育，不断给孩子压力，让他们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以外，似乎别无他途。

2．贩卖“焦虑”——商业机构销售教育的核心技巧

我要强调的是，在当代社会，家长焦虑的另一源头是商业机构——既包括教育公司、商业化的教育机构，也包括商业传媒。它们不断渗透进学校教育系统，贩卖“焦虑”是他们核心的销售技巧。

所谓贩卖焦虑，核心是制造“欠缺感”，兜售需求。欠缺感，就是一种“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感觉。例如，通常育儿机构营造的意象就是你还缺乏足够的育儿常识，或者说和别人比较起来，你的知识还不够，而这一点可能导致“你的子女输在起跑线”，那么就把孩子交给“专业人员”，要不就买几本“育儿常识”“学习学习”。近年兴起的“家长教育培训课程”，其销售前提也是告诉你：教育孩子，仅凭一份热情还不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巧，便无法成为“有效的家长”。商业机构制造欠缺感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告诉你，“别人都在做，而你却不在做”。看到无孔不入的商业广告上，别人家的孩子都手拿学习机、结合当今最流行的教育技术学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心虚呢？看到报道上，补习机构里满眼都是孩子在补习功课的时候，你还能不如坐针毡吗？当受众最广的传播平台都在一遍遍刷屏校外线上培训机构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然觉得这个世界只剩自己的孩子没有上培训班了？最让人揪心的商业运作，则是告诉你，在面对教育时，不同的社会阶层面临不同的选择。来自底层的孩子在放弃，来自中层的孩子在应试，而来自上层的孩子在享受教育，而你则要选择哪一种道路？

贩卖焦虑的第二方面是销售所谓“正确”的教育方式。商业公司本身往往会迎合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教育理念，声称教育方式有着多样化的选择。问题是“多样性”本身往往难以捉摸，普通家庭的教育实践也往往难以透过大型媒体广泛传播。商业公司则往往占有独特的优势，借助自身的话语权——对影响力稍大的媒体的占有——定义何为“专业”与“合理”，“科学”与“正确”。被包装上市的“虎妈”和“狼爸”的育儿故事，尽管本身揭示了家庭教育的多样性，却无一例外地被媒体展示为：有一条可被学习和复制的家庭教育范式。成功者故事的兜售，是商业利益使然，所谓“正确”，则是故事销售的保障。你是否会“正面管教”？又是否掌握了“培养孩子专注力的60种方法”？在全民鸡娃战中，你如何做到“务实”？“慢慢来”是不是更加“正确的姿势”？网络神曲“我们不一样”大概是对差异的有感而发。但在育儿这件事情上，父母不能容忍“我们不一样”，不一样的只能是资源（那在父母的控制之外），观念上绝不能犯错。因为孩子的生活是由他们能得到的养育质量决定的。无处不在的商业营销好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怎么养育孩子将对他/她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贩卖焦虑的第三方面则是鼓吹竞争的意象。当代研究人员针对社会分层与教育间关系的研究，最起劲的鼓手，应该是商业性的以售卖教育产品为己任的公司。目前，研究人员能够证明教育或能影响个人流动的机会，但决定一个人生命际遇的，的确并不完全在教育。然而，在商业公司那里，教育却成为维系着一个人一生幸福与际遇的唯一，是个人获得竞争力的基础。而当代社会全部的社会关系，可以全部地抽象化为竞争二字。父母的教育使命，则在于培养出适应社会竞争的孩子。所有教育的行为，不过在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教会孩子领先其他孩子的技能。在我们这个年代，“高强度育儿”已是主导的育儿模式。在高强度育儿的话语体系之下，父母的幸福和子女的一切取决于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和竞争意向一起被鼓吹的是“父母决定论”——孩子发展的好与不好和父母是否职称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对父母养育行为也有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快，要力争做全能父母，要为孩子创造美好的童年，因为他们需要为一个竞争的年代做好充足的准备。

3．“焦虑”缘何得以维持？

资本对教育系统的强力渗透，一方面缘于近代教育治理理念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市场被看作是更加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手段，放松管制、教育供给的公私合作都成为可能，自然也为资本进入教育系统打开一扇窗。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商业公司自身强大的影响力。

但商业公司所兜售的“焦虑”是否能够扩散并持久地保持下来则被如下几个因素影响。第一是焦虑情绪本身是否迎合了人的本性，第二是它是否能够与当下独特的社会生态、经济条件挂钩，第三是这种情绪本身是否能够借助技术得以广泛传播。不幸的是，担心匮乏，因为“欠缺”而产生焦虑正是人性的基本特征。而当下持续的社会转型与地位分层则提供给了商业公司编织教育与个体竞争力之间决定性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则增加了家庭投资的“风险意识”，是否能够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或者成功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败似乎在“教育”一举。媒体的扁平化使得群体性的情绪更易获得传播，加上群居本性，稍不留神，个体就能变成群居性感受的接收者，成为“焦虑”这一特定社会心态的建构者、参与人。

孩子从来都在父母手里，但教育未必。父母为子女所构建的伟大教育工程，说不定正在资本的手中！

（作者：谢爱磊，系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教育随想】

陪伴和交流对孩子最好

梓帆现在是一个开朗阳光的大男孩，但小时候却是一个内向、寡言的人。他说话晚，说话时也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曾一度担心他有自闭倾向。也因为此，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陪着他玩，教他说话。虽然有一定成效，但他依然很木讷、迟钝，更不会主动表达感情，一直到上小学时都是如此。直到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厦门旅游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欣慰的事。那天他在海边玩沙子时，突然拉着我指着沙滩上他画的东西给我看。只见沙滩上画着一颗心的形状，里面歪歪扭扭写着：爸爸我爱你。我顿时感动得流下泪来。尽管他没有直接对我说出这句话，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主动用语言表达对父亲的爱。这也让我们强烈意识到，陪伴和交流可能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

陪伴和交流其实并不简单，需要持久的感情交流和思想互动。从小学到初中，我们家养成了一个习惯，“十分钟分享会”，就是晚上找十分钟时间，各自分享一个当天发生的趣事或设计一个话题交流彼此的看法。孩子也乐意把他感兴趣的事，或者烦恼的事说出来，我们则跟他分享我们的看法，或者给他提一些建议。我们还经常做的一件事是“角色互换”。他会扮演父亲的角色，而我则扮演孩子的角色，我们会就家庭关系、作业、业余爱好等话题展开对话。这样的换位思考，对大人孩子的相互了解，提高共情能力很有好处。“讲故事”可能是孩子最喜欢的分享活动。有一年假期我答应给他讲50个自编的故事。后来我去外地学习，故事并没有中断，其间我通过电话中给他讲。这些故事大多是讲在战争年代儿子在父亲和朋友的帮助下，克服胆怯，变得勇敢，战胜困难，帮助别人，勇于担当的成长故事。这些故事会让他认识到亲情、友谊的可贵，也对他思想的启蒙和品德的养成有一定影响。

父母的耐心和鼓励对孩子的成长也至关重要。孩子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往往一下子改变不了，需要父母不断提醒，耐心帮助。包容孩子的缺点或错误，鼓励他们的点滴进步，这尤其适合缺乏自信的孩子。有一次带梓帆到医院检查视力，他害怕到仪器上测眼压。我没有嘲笑他胆小，也没有和其他孩子做比较，而是花了很长时间跟他耐心沟通，鼓励他试一试。孩子不断问我，我行吗？我告诉他，一定行。经过几次尝试后终于成功了，他也从此战胜了自己的胆怯，再也不害怕测眼压了。那名不怕麻烦，耐心引导的大夫，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梓帆的汉字一直书写得不工整。尽管他也坚持练过一段时间字，但书写还是不尽如人意。有一次我看到他作业本上的字写得很潦草，就批评了他一顿。他拿出之前写的作业本给我看，慢慢说道，我的字虽然不好看，但总比以前写得好。我看了后发现果然如此。大人往往从自身的要求考虑，容易放大孩子的缺点，而对他们的进步视而不见。而很多时候，只有持续的耐心和鼓励才能帮助孩子改正缺点，体验成长中的进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家庭教育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培养孩子的关爱和感恩之心。教育不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徒有知识和文化的“空心人”，而是成为一个心中有爱，懂得感恩，勇于担当的人。要让孩子学会感恩，学会感谢别人的帮助和付出。父母的言行往往会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初三的时候，他的学业压力很大，每次我利用送他上学的时间，给他讲笑话，讲听到的一些趣闻，也跟他一起玩故事接龙，以缓解他的压力。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和学习任务很重，向他吐槽后，他也学会了关心我：给我推荐了几首他喜欢的励志歌曲，还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走过来，跟我碰碰头，鼓励我不要气馁。从那以后，每逢遇到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就相互碰碰头，给予对方勇气和力量。他也在生活的细节中学会了感谢和感恩。每次吃饭前，他总是向我们说声谢谢，感谢家人给他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每次出门，不管是坐出租车、取快递、在餐馆吃饭，还是买东西，他总是会在临走时微笑着说声谢谢。每年教师节，他也总会记得给曾经教过他的一些老师发送信息表示问候和感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很多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救治患者，他们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我写了一首歌《逆行者》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敬意。热爱音乐的他不仅帮我反复推敲词曲，而且更加坚定了将来当科学家，为社会作贡献的理想。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需要父母去发掘、探究并采取正确的打开方式。陪伴和交流，耐心和鼓励，关爱和感恩，就是打开孩子世界、开启成长之门的一串钥匙。有了父母的陪伴和交流，孩子就不会孤独；有了耐心和鼓励，孩子就不会焦虑；学会关爱和感恩，孩子就会懂得与外面的世界友好相处。孩子需要温暖，也要成为光。教育就是要点燃孩子心中的柔光，让它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作者：王辉，系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教授）

【小议】

焦虑的根源在教育之外

有媒体和学者表示，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前教育的现状，那就是焦虑，学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校长焦虑，全社会焦虑。我们为教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可社会对教育的焦虑程度越发严重。原因何在？困境怎么破？除了人们通常所归因的考试制度，独生子女，文化传统，就业市场等因素外，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说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951年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他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研究了投票选举方式，也就是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人们能否将社会每个个体的偏好次序综合成整个社会的偏好次序。他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顺序。阿罗这个结论的含义是：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方案。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和挑战，于是阿罗定律似乎成为公共选择研究领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怎样综合社会个体的偏好，怎样在理论上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不同社会变革方案的方法，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阿罗定理对我们回答教育焦虑问题有什么启发呢？

首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中人民这个概念，应该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其次，不同利益群体对教育的偏好和期望是不同的，非常复杂；

再次，阿罗定理说，当有超过三种偏好和超过两个利益群体的时候，不可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找出让大家都心悦诚服的合意的方案。

以上我们用阿罗定理，得出了不存在人人都满意的教育，从而得出人们对教育有焦虑有一定的必然。那么如何来解释为什么我国社会的教育焦虑会与日俱增，越来越严重？

阿罗定理告诉我们：随着利益群体和可选择方案的增加，“程序民主”有可能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机会、教育类型日趋多样化，而且社会的利益群体可以更加被细分，比如改革开放早期，人们的高等教育机会基本是有和无的问题，但后来不仅是能不能上大学了，而是上什么类型什么层级的大学。此外早期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扩充，所以无论是利益群体还是教育方案都变得更加多元，这就使决定出社会普遍认同的合意的方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而导致人们的不满意程度越来越强，对教育的焦虑越来越大。

那么，我国社会怎样才能跳出在教育焦虑陷阱中越陷越深的困境？

我认为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并不源自教育系统本身，而是教育系统外部的因素通过教育系统传递给与系统相关的人。一个人有了炎症，表象可能是身体发热，如果我们盲目地给身体降温，把身体放进冰水里，炎症是除不去的，还会加剧身体的疾病。现在我国的教育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教育焦虑的最本质原因是在社会的评价机制、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

那么教育系统本身对于抑制教育焦虑是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的。通过前面的分析，至少有一点需要做到的是，我们要允许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相应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一定要目标定位非常清晰，切忌一刀切，切忌把自己的价值偏好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如果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都能在教育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就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系统。当然，即便有这样的系统，可能也无法根除人们的教育焦虑，因为根源还是在教育系统外。

（作者：丁小浩，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