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自由与婚姻包办,殊途同归,还是背道而驰?
来源:Neugeist ,作者Jankowiak&Nelson
爱情与婚姻并不同:爱情是一种感觉,而婚姻是社会契约。但各时各地,二者都以迷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且并不总是浪漫先行。
通过某种类似婚姻的安排而结成伴侣,在人类社会中很普遍。但浪漫爱情并不总是这种伴侣关系的前提。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家庭单位很可能是围绕着繁衍和社会生存而组织的,而这并不总是鼓励夫妻温情或者一夫一妻制。
一些部落社会的人种学研究表明,在历史某些时期,他们的配偶是陌生人,甚至敌人,其结合主要是为了生育。在这些群体中,浪漫爱情很少被承认或期待,至少公开是如此。
虽然婚姻的深层历史模糊不清,但在农业发展之后(一些地区大约在1.5万至1万年前),包办婚姻成为有组织的国家社会的标准。家庭成员和媒人开始根据经济、社会地位、声望和传承香火等因素安排谁与谁结为伴侣。
婚姻需基于长期伴侣关系,或称“永恒之爱”这一观点在很久,很久之后才开始出现在文字中:学界认为其分别出现于13或14世纪的英格兰、18或19世纪的俄罗斯、20世纪的中国。在各文化中,“永恒之爱”概念的出现,似乎与推动子女在恋爱中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同步发生。
结果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爱情和婚姻以新的、复杂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研究,以及其它人类学研究,挑战了一个通常的印象:围绕包办婚姻组织的社会与围绕恋爱婚姻的大相径庭。在大多数社会中,性欲、爱恋和物质利益的交织比文化上认为的更深。
如今,包办婚姻在印度和多数中东地区还很强势,但近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大幅衰退,尤其是在更城市化的社会中。虽然很难确定确切数字,但据报道,印度如今有95%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而日本则有6%。
然而,统计数字往往掩盖了不同文化间做法的巨大差异。包办婚姻并不总是看上去那样。
以人类学家维克多·德芒克(Victor De Munck)研究中,斯里兰卡的一个达罗毗荼穆斯林社区为例。包办婚姻在那里是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恋爱择偶。现今,社会地位相近、亲属关系合适的青年可以定期见面,这为感情发展提供了机会。德芒克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采访的新婚夫妻中,超四分之三表示他们在正式婚姻安排前就已经对配偶产生了爱情。
这种安排并不少见。多个社会采用了相似的手段,允许子女通过恋爱选择配偶,但同时又保证了这在理想的家长制掌控下。
在南亚,这种由恋爱而成的包办婚姻(love-turned-arranged marriage)策略似乎越来越流行:爱情的结合或是私奔常常作为一种现代的、道德的行为而获得公众同情。比如风行的宝莱坞电影和爱情歌曲就开始将长期的包办婚姻与爱情中心的话语权相融合。
各文化对包办婚姻习俗中的个人选择容忍度不同,且有时是危险的。在印度新德里,人类学家佩尔韦兹·莫迪(Perveez Mody)和莎莉尼·格鲁弗(Shalini Grover)在他们本世纪初的研究中发现,恋爱而成的包办婚姻在那里的年轻人中愈发理想化,且自由婚姻受到印度政策和法律的官方支持。但是,一些恋人面临父母和社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在社会阶层、种姓或宗教信仰差异过大的情况下。这有时会导致绑架或暴力,特别是在中上层阶级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种包办婚姻文化中,父母对子女自由恋爱择偶的容忍度其实相当宽泛——只要它被转化为承认父母对子女择偶拥有决定权的公开表现。
另一模糊恋爱与包办婚姻界限的现象是先婚后爱的趋势。
作者之一,威廉·扬科维亚克(William Jankowiak)的研究表明这一现象在80年代的中国就很盛行。当时,所谓的自由婚恋需要靠朋友、老师或同事先介绍,两人再私下简单见个三四面。接下来,两人要么停止见面,要么同意闪婚。他采访了约50人,发现这一过程中人们一般保持怀疑和疏离的态度,冷静地计算能从这段潜在婚姻中获得的相对社会价值。然而一旦同意结婚,两人通常会突然表现出激情的交流、喜悦的声明,并开始共同畅想未来。这种行为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分清是致力于包办婚姻的中国城市夫妻,还是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国青少年能感受到更深、更热烈的爱情。
人类学家莫迪在新德里的年轻人中发现了相似的模式:被采访的情侣们也是在同意包办婚姻后开始产生爱情。
当然,家长或媒人配对的情侣有时也可能在婚后对对方陷入深爱:共同生活,拥有相似背景或兴趣,也可能培养出激情或爱意。例如,印尼的望加锡市就将婚后爱情的理念理想化。一项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包办与恋爱婚姻的比较发现,二者带来的长期爱情感和婚姻满意度差别不大。
人类学家玛西亚·英霍恩(Marcia Inhorn)专门研究了包办婚姻盛行的埃及和黎巴嫩的夫妻。她发现许多对夫妻都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即使是那些有一方不孕不育的夫妻,也不会在宗教和文化的鼓励下离婚并另寻他人结婚生子。
将浪漫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并未抹除物质因素对幸福结合的重要性。当众多青年从传统的包办婚姻转向自由恋爱时,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帮助促成物质方面匹配的中介,也使世界各地的求爱人士从中获益。
例如,亚历克斯·尼尔森(Alex Nelson)对韩国相亲现象的研究发现,如今朋友、同事或亲戚安排的非盲目约会(not-so-blind date )是相亲的主流。这种方式可能先从评估潜在伴侣的照片和询问其年龄、工作、教育、家庭背景等条件开始,再进行初次约会。人类学访谈揭示了,这些年轻人出于保险的考虑,更倾向于被介绍给一个已被可信来源筛选出来的配适对象。
最新的全球红娘当然是电脑算法。韩国的相亲服务,例如Duo,收费高达数千美元,为会员介绍种族背景、宗教信仰、物质资产相匹配的潜在伴侣。
全世界升温的在线约会热能够帮助人们在见面擦出火花前审核潜在伴侣拥有的重要特质:从外貌到财富、教育、性格和爱好。
婚姻种类、动机和其中融入的感情界限并不分明。当一些人相信自己进入了一段基于感情或纯爱的婚姻,而另一方却将其视为钱色交易时,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误解。众多研究都评论过这种误解在跨国婚姻中发生的频率,即一方投入感情,而另一方仅仅是为保证经济地位而“演出”爱情。
家长包办婚姻的原因之一是保证二人的匹配度,以防止短期性吸引力压倒对适配程度的考虑。可以说,自由婚恋与此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寻找社会经济地位和优先级相近的对象。
也许,常言中作为爱情之基础的暧昧“化学反应”,也不过是一种与价值观、态度、品味和生活目标相近之人交往时的共鸣体验。
不论婚姻与爱情孰前孰后,重要的是意识到,在所有文化中,物质基础和匹配度往往是人们坠入爱河的基础。通往婚姻的各种路径或许并未分岔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