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2035年远景目标难度与改革发展对策

2035年远景目标难度与改革发展对策

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许文立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十四五规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未来年均增长速度要求，但确定了到2035年实现经济翻一番的发展目标。以此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4.73%。我们就中国未来2021—2035年各种条件场景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长期、动态、大型和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年均经济增长实现这一速度难度相当大。同时就能够获得的新增长动力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反复模拟，发现还有一些国内需求空间和增长潜能可以通过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安排予以挖掘和激活，在2035年可以实现GDP或者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一、经济自然增长状态下年均速度不可能达到4.73%

未来经济低速增长源于要素投入收缩、市场需求能力不足和债务货币体系发生大的问题。

（一）生产方面缺乏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由市场自动调节创新能力而实现，体制转轨国家则需要安排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增长动能。实验室从投入产出、均衡增长和经济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其分解如下：

1． 中国未来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人口和劳动力迭代收缩的发展阶段，劳动力投入的收缩是一个未来15年基本能够确定的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将从76521万人下降到65665万人，投入量年均负增长1.08%，导致GDP年均负增长0.54%。

2． 资本投入变量决定于未来人口消费市场需求和出口竞争力变量的变动，未来资本要素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投入，其对GDP增速贡献部分年均分别是2.85%、2.35%和1.84%。从近几年投资增长低迷和负增长来推断，未来较为乐观的7.16—4.08%增长趋势，需要很大努力才可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落入6.16—3.08%增长状态的概率较大；而悲观5.08—2.08%趋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即使从美欧日创新型第一梯队国家过去长期的增长经验，广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历史数据并不如国内期望的那样强劲，没有大的措施，就中国未来看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未来15年TFP平均分别增长1%、0.7%和0.5%。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化、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有爆发式动能，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TFP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而且TFP没有“J”型指数式增长，是一条接近平行的平缓曲线。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TFP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来实现的。

（二）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扭曲机制

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交易收入，资本产出性收入也很少，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过重，这对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拉动力形成挤压和挤出。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占到了财政全额收入的1/4），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使农民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2020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约6.58万亿元。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量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1.65倍和19.22倍。

实验室对各类收入、支出和消费流的模拟进行分类和观察，如果这一国民经济畸形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扭曲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容量。

（三）未来经济增长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

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于债务及相关的货币供应，土地房屋资产为其信用和币值基础，是一个必然的保证机制。从全球看各国经济发展正在向GDP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中国全部非金融债务占GDP比率从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债务存量质量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和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较大；M2供应占GDP比率从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经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债务与货币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地会继续攀升。

从投入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要素看，劳动力不能成为未来债务型经济的信用保证物，除固定资产外的资本抵押债务容易增加更多的泡沫，稳定债务链和货币币值最好的基础是土地等不动产。然而，中国目前除了350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农村500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300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城乡大规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为稳定高债务和多货币经济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

实验室模拟土地绝对不资产化、土地少部分资产化、土地一半资产化和土地全部资产化四种不同条件下国民经济债务深化的情景，金融和经济体系最早崩盘是第一种条件下的场景；其次崩盘是第二种条件下的场景；第三种条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债务变量持续过度增大下去最终还是要崩盘。第四种条件下，在《（GDP+资产）乘以各自价格=货币乘以周转速度=债务规模乘以其周转速度》动态宏观债务型经济模型下保持对应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形成一个债务、货币、GDP、资产、价格、汇率间长期比较平衡和稳定的增长场景。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和不放开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将会因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而致使未来债务链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成果不断发生一些国家经历过的“断崖式”萎缩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以上要素投入潜力、国内需求不足和债务货币安全方面诸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是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

二、稳定安全中高速增长来自大力度改革及发展举措

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启动实现的。从投入产出方面看，如果要想获得更多一些新的增长动能，必须要有精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

（一）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是要素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

由于要素配置二元体制的扭曲，特别是其中许多要素配置扭曲不可由竞争性经济主体加以纠正，中国存在着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闲置和低利用，即要素的体制性剩余。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潜能的来源，最重要部位是通过改革将这些无效率的剩余要素激活。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没有要素化、资产化和市场化，剩余土地部分的增长潜能无法以“广义技术进步余值、劳动力和资本”三结构的增长模型计算，需要新增长模型向古典增长模型调整，加入土地要素投入变量。

保守估算2020年的状况是：（1）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要素规模为827010亿元，占全社会总资本的16.95%；（2）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农村16000万人，国有行政企事业1500万人，共计17500万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2.86%；（3）全国体制性城乡剩余建设用地15189万亩，占城乡全部建设用地的25.11%。

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二）新增长潜能来源与大力度改革与发展举措安排

未来15年，从大力度改革看，要素和资源方面，是各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从城镇和乡村来看，前者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后者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货币和财富化；就改革周期的布局看，可以选前十年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前7年重点为农村体制改革，后8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

1．要素市场化与生产和生活资料性土地宅院资产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在2%左右。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放开城乡人口、劳动力、资金、土地和住宅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以淡马锡方式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这项改革的价值增值、融资便利、财富积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强等等，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

2．重大的发展战略性举措是，形成南水北调网，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5亿亩建设用地、5000万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增加土地要素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土地开发程度不高的国家，南方水多人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特别是西北国土人口密度稀疏；中国总体上是世界上人最多和可利用土地人均水平很低的国家，在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中，土地是投入短板，未来对其他要素增长动能放慢的替代弥补性较强；城市、制造业和农业等经济带依赖水的供给而形成，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抑制北方衰落和防止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3．大力度改革研究发明、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等体制机制，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创新增长潜能。未来15年，我们横向比较和研究估算，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不可能会因爆发式创新动能而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最乐观看，加大创新体制的改革力度，有可能带来年均平稳和平行的广义技术进步TFP1.5%增长；如果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体制改革缓慢，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多平稳地保持在1%左右。

4． 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2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25%或3.8%；（2）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二）推进土地宅院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均衡增长

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很弱。但从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工业社会住宅看，农民享受和满足水平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总体上消费和居住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许多品种在2的水平上，汽车大于2；而市民的水平则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许多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甚至0.5，只有汽车还大于1。未来平抑产能过剩，延长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其主要国内消费需求来自于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向富裕迈进。

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从农村的各类收入变动看，未来15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允许农村土地类资产交易，每年有1.5%的土地资产交易，即使政府收取30%的税收，按照现值，即可给农民形成年均4.5万亿元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允许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利用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20%从事第一二产业，即使5%的土地收益，也会有年均5万亿元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这样即使其收入消费率降低到70%，年均也会有6.65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降低相对或者绝对房价而释放城镇居民消费。允许宅地市场化交易，城乡人口、劳动力和宅地房屋双向置换，加上城市放开合作建房和加大公租房的供给，逐步地降低房价收入比从9.3左右向6下降，从而逐步恢复城镇居民可能被高房价和按揭贷款还本付息所挤压年均3万亿元到4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能力。

实验室对有关流量进行模拟，上述市场化改革纠正的“收入—支出—消费”流向和流量，可以给工业生产提供年均1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容纳量，有力地平抑产能过剩，稳定和做强中国的制造业，在需求方面保证中国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三）土地宅院资产化改革是保证债务货币安全的关键

实验室模拟，如果仅凭GDP流量作为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考虑债务存量质量差和老龄化的收支缺口，发生债务断裂和币值大幅度波动的概率越来越大。1996到2020年间，GDP、债务和M2供应年均增长8.66%、14.8%和15.51%。如果未来GDP乐观地估计年均增长6.1%，而债务余额和货币供应保守地估计年均分别增长10%和8%，则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别为6.8万亿元、57.6万亿元和31.7万亿元；到2035年时，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上升到465%，M2与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27%。

如果土地宅院和调水扩土资产化改革，未来中国有800万亿元规模的资产可作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中国未来进入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土地房屋等资产保证债务信用和货币币值安全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不可缺少。目前，农村各类和城镇工矿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价格计算资产规模分别为500万亿元左右和150万亿元左右。如果未来国家进行南水北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并使其可交易和可抵押，还会增加145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目前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6.7%的比率进行资产化释放，加上调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资产，未来年均有53.3万亿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资产，加上年均6.8万亿元的新增GDP，完全可作为债务扩大和货币供应的信用保证及币值安全之锚。

三、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对策

（一）坚决推进城乡土地和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

1．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只有交易才能形成价格，才能给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定价，才能使土地成为资产和财富；只要符合土地规划和用途规定，城乡同地同宅同权同价全面放开其使用财产权市场化交易。

2． 推进农村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农村农民生产生活资料性的宅地和承包地，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市场化配置，使其转变为资产，子女等亲属有法定继承权。只有土地宅院为可交易资产，才能抵押进行信贷等债务融资，才能够吸收投资与土地组合，才能使资金流向农村农业。

3． 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全部股份化分配。村内全部土地折股给村民，股权可以优先在土地股份合作社内部转让，也可以出售给村外投资者；迁往村外的股权所有者，可以委托他人和机构代为管理，子女等有继承权。

4． 允许和放开城镇居民和投资者到农村购买、租赁宅院和土地，建造住宅、兴办农场、创办经营中小加工厂和服务业企业。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真正使城镇的人口、资金和技术要素向农村流动，也使农村的人口和劳动力有经济能力向城镇迁移。

5． 政策向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相组合倾斜。鼓励农村人口向大村庄、集镇、建制镇、县城、城市郊区集中和流动，改革村镇郊集体土地计划、规划和用途管理体制，出台有利于市场化配置的土地政策，鼓励个体、家庭、合作、私营等多种经济主体，通过创业经营，使农村土地要素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乡镇郊新的经济增长点。

6． 同步改革国有企业，或者延后进行两段式改革。为了避免国有企业低效率对银行贷款、民众存款、划拨土地等资源的消耗，应当尽快以淡马锡模式和混合所有制方式彻底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并与农村土地、户籍等体制改革同步协同，减少体制摩擦，形成增长的合力。

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理想，推进很慢，建议分类将一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延迟到2027年左右。国企在彻底改革之前，划拨土地的用途管制可以适当放宽，但不能定价计入资产，二级交易也坚决不能放开，以避免国有企业低效率将土地资产消耗殆尽。

（二）实施调水改扩土战略和土地财政货币政策调控

1． 中央政府调水开发和储备土地资产。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大南水北调投资力度，与改造未利用土地相结合，扩大可利用耕地5亿亩、园地5000万亩和建设用地1.5亿亩，并成为中央政府的土地资产及其储备。

2． 以地为基础增强中央扩大债务投资和货币供应能力，并增加中央财政土地收入和调水改土和振兴“三农”支出能力。将储备土地资产化，以其作为抵押，发行国债和获得贷款，进行调水投资和土地开发；央行以国有土地资产作为稳定币值的基础，扩大货币供应量。中央政府建立实物土地和土地指标的交易市场，对其进行拍卖，交易收入归于中央财政，专门用于调水改土、振兴农村和巩固扶贫脱贫。

3． 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停止给地方下达用作建设用地的指标，停废地方整治村庄、增减挂钩、占补平衡、低补偿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体制，将集体土地权利更多地留给农村农民。用未来的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交易税、房产税逐步替代地方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财政。

4． 中央政府计划管理和市场交易配置实物土地和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得减少耕地和其他农业用地数量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大型企业、产业园区每年可向中央政府购买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地方占用农地、林地等用于建设与购买中央异地开发农林用地，进行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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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