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皖平：中国的种业问题 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

原标题：专访赵皖平：中国的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

在《种子法》施行20年之际，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中国种业时间短、起步晚，以致于在有些品种、有些领域和有些环节，跟国外的差距较大。日前，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表示，中国的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农作物育种相对领先，蔬菜种业也有进口，但畜牧业育种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而要打好种业翻身仗，赵皖平认为，既要立足国情，又要借鉴国外经验，打造成熟的育种体系，多方共同发力，努力寻求种业“卡脖子”的破局之道。

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第一财经：中央提出的“打好种业翻身仗”战略，行业内是如何理解的？

赵皖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占据着整个农业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中央提出这一战略，既有对粮食安全的考量，也有对复杂严峻国际环境的评估。我们在国际交流时发现，早在多年前，国外同行就非常重视种业，收集种质资源的意识都非常强。

行业内一直在呼吁重视种业，现在也到了破题的时候。这一战略的提出，意味着种业重新迎来了春天。尽管与国外差距明显，但如果现在不重视，今后可能会更加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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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中国种业的现状如何？

赵皖平：农业分为种植业和畜牧业，种植业又包括主粮作物、果蔬、花卉等。农业种类较多，我们对于种业，也要有一个清醒认识，那就是当下所谈的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具体表现为：农作物育种相对领先，蔬菜种业也有进口，但畜牧业育种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农作物的种子，中国能够做到基本自给，尤其是口粮作物。跟国外的差距在于国内尚未推广应用合法的转基因品种，因此单产水平不及国外。至于果蔬、花卉种子，一方面进口占比不大，另一方面蔬菜种类众多，没必要每一种种子都完全自给。

目前来看，中国真正滞后的，是畜禽种业。虽然中国的猪肉、鸡肉、禽蛋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不是畜牧种业强国。支撑国内肉蛋奶的核心种源，很大程度上一直依赖进口，进口国多为美国等发达国家。

之所以出现当前的局面，既有中国自古以来偏重种植业的历史原因，又有农作物育种周期短，还可以南繁加代，而畜禽育种周期相对较长的现实原因。今后，中国要想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需要重视畜禽种质资源，加大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第一财经：中国畜禽缺乏原创型种业，种质资源掌握在别人手中，作何理解？

赵皖平：畜禽种业分为祖代、父母代、商品代。优良的肉牛、奶牛、生猪等种源，都来自于国外，比如，肉牛种源主要是西门塔尔、利木赞和夏洛莱，奶牛则为荷斯坦，生猪为杜洛克、长白、大白。最好的祖代畜禽，都是经过长期选育所形成，国外是不会轻易转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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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卡脖子”，最为重要的是，国外掌握了优质的生物材料，让中国无法继续进行科研创新，这就相当于被别人卡了脖子。

尽管中国有着丰富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但从生产效能来看，这些地方品种普遍缺乏竞争优势。畜禽业培育新品种是一项时间长、见效慢、投入高、风险大的工作。一些企业出于经济效益考虑，育种动力不足，部分畜种仍未走出“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怪圈。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还是要想方设法加大国外种源的引进，并利用其优势来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多方发力实现种业最终破局

第一财经：中国种业如今的局面，客观现实是种业发展确实时间尚短，另一方面也跟研发体制有关。作为业内人士，如何看待这一客观现实？

赵皖平：跟国外种业巨头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中国种业发展时间短的现实是无法回避的。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种业处于“四自一辅”阶段，就是通过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对良种采用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少量的串换。随后，中国种业发展史经历了三次革命。

从1979年开始至2000年《种子法》出台前，是“四化一供”阶段，就是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实行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品种布局区域化，被称为第一次革命。从《种子法》出台至2011年，进入种子市场化阶段，中国打破行政区划垄断经营种子，鼓励科研单位建立种子公司，将竞争性机制引进种子行业，被称为第二次革命。从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出台至今，进入现代种子产业阶段，建立以产业为导向，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被称为第三次革命。

客观来讲，中国种业确实面临起步晚、发展时间短的现实。从种业研发体制来看，又跟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国情密不可分。

以2000年中国种子进入市场化阶段为标志，国家科研院校所培育的品种，才正式从“无偿交企业经营”向“有偿转让企业经营”。2011年之后，种业企业才参与到育种行业，逐渐形成科研单位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科企合作，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育种新格局。2000年以前，育种成果都来自于国有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到2001年后，尤其是2011年后，企业才逐步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

中国种业实质性的发展，最多也才20年的时间。如今，中央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会出现一些波折，就是在市场机制、知识产权配套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出现假冒、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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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面对现状，中国该如何破解种业“卡脖子”的局面？

赵皖平：当前的种业竞争，本质是科技之争，焦点是资源之争。谁占有了更多种质资源，谁就掌握了选育品种的优势，谁就具备了种业竞争的主动权。没有自主的资源，就没有自主的品种。由于长期以来单纯追求畜产品产量增长，缺乏对畜禽种质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普遍存在“重引进、轻培育，重杂交、轻保护”的现象，造成品种混杂、部分地方畜禽种质资源流失严重。

虽然中国是种质资源大国，但还不是种质资源强国，许多种源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重要原因就是优异种质资源储备不足、精准鉴定挖掘不够。最近，农业农村部正式印发方案，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作物、畜禽、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此次普查，摸清资源家底，有效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资源，实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这实际上是破解种业“卡脖子”局面的重要方式。

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种源自主可控，必须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展资源普查，摸清资源家底。如果中国掌握了足够多的种质资源，就会有话语权，为下一步中国跟国际交流合作提供筹码，这可以称之为破局之举。

打好种业翻身仗要依靠社会合力

第一财经：借鉴国外经验，成熟的育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赵皖平：就像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样，要打好种业翻身仗，也要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政学研企扮演不同的角色，形成社会合力，才能向前推进。

一个成熟的育种体系，从宏观政策来讲，要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保护知识产权创造一个软环境。

从科研政策来讲，基础性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而科研院所、高校能申请到的课题，可能只持续三五年就结题了，要尽量体现科研经费支持的稳定性。

从考核机制来讲，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就要在考核体系上精准指导，体现差异化。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可能这代人的研发只是为下一代人的突破进行铺垫，对他们的付出要予以肯定，并能够区别对待。

从创新主体分工来讲，科研院所要注重基础研究，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在育种中发挥作用，二者形成互补。

同时，在种业交流方面，要跟国际同行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引进种业资源进行合作，为国内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在种业企业兼并重组方面，通过企业并购，获得知识产权，比如央企收购先正达。

总之，要多方共同发力，才能最终破局。

第一财经：在国际上，排名靠前的种业巨头比如拜耳、先正达，都走过了一条先完成农化产业积累，再向上游种业进军的道路，中国是否也要走这样的路径？

赵皖平：的确，纵观德国、美国种业巨头的成长壮大史，或是先以化工产品起家，而后在发展农化产品的基础上，开发相应的种子产品；或是在新植物品种专利权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极大激发了私营公司进入种子市场的热情，开启了种业公司的大兼并时代。

中国种业的国情和制度，跟西方国家存在较大不同，无法完全像国外一样，由公司主导，形成垄断性的世界巨头。当然，不排除会出现央企跟国外种业巨头跨国联姻，通过并购获得知识产权，形成种业航空母舰的情况，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中小型种业企业唱主角。

中国的地理多样性很强，要搞种业研发，一刀切的某种模式可能不太行得通。跟脱贫攻坚一样，一定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中国有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业品种中，要将之作为国家战略，由国家队积极参与，其它品种要借助市场的力量。

中国种业要追赶国际水平，未来还有还长的一段路要走，最重要的是眼光要放长远，要有历史维度。

责任编辑：薛永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