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引进退化”死循环 畜禽种业如何“出圈”

原标题：逃出“引进退化”死循环 畜禽种业如何“出圈”

按照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我国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超75%，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待加强。

在农业育种领域，越高级的生物，育种所要花费的时间越长。比起农作物可以通过南繁育种缩短育种年限而言，畜禽育种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而且长期以来，由于引进种源质量不高，加上重引进而轻选育，畜禽种源培育面临过“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怪圈。如何“出圈”？畜禽“卡脖子”的环节有哪些？新京报记者分别与陪伴这个行业共同成长了10年、20年、30年的专家们聊了聊。

生猪育种：重引进轻选育局面必须转变

人们很少像当下这样关注猪肉，猛涨猛跌，新闻总是不断。事实上，价格仅能反映供求关系，育种才能决定产业的真正命运。

曾有媒体报道我国种猪严重依赖进口，被“猪芯片”卡了脖子。上个月末，农业农村部在就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也针对这些问题做过回应，指出生猪品种没有技术壁垒，近十年来，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群更新比例不足10%。

{image=1}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认为，人们对于种猪‘卡脖子’的理解其实存在偏差。“我们肉猪种业竞争力虽然确实和国外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进口国外的种猪，国内就会没有猪肉吃。”

我国的生猪育种领域，更多的问题集中在生猪品种国产化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育种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引进之后，基于产业需求再加强遗传选育提升种猪性能的过程。”朱增勇谈到，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育种体系，只是在生产效率上，仍低于欧美品种。朱增勇以“每头母猪提供的商品猪数量”这一参数举例，“在2017年的丹麦，这个数字已经可以达到33头了、德国达到了28头以上，而国内的平均水平则在17-18头之间。”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我国生猪育种起步相对较晚、原创性研究不足以外，朱增勇认为，我国生猪企业不愿自主培育，企业间信任度不够，同样羁绊住了国内生猪育种的发展。“育种需要持续研发投入，部分企业急于抓住市场红利，会在猪价较高的时候，增加引进国外品种的频率，但他们往往只会简单地通过引进品种扩繁，并没把精力放在品种选育上面，持续长久地做下去。另一方面，生猪种业是技术集成度最高的环节，横跨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领域，我国目前在动物遗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重大关键育种技术创新方面落后于种业强国。”

白羽肉鸡：唯一完全依赖进口的品种

上周，2021首届国际畜禽种业科技创新峰会在南昌举办，会议上提到要力争实现白羽肉鸡品种“从0到1”的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赵桂苹当时就在场，而会议强调的内容，正是赵桂苹最主要的工作。

畜禽种业已经陪伴了赵桂苹近30年。1992年，大学毕业的赵桂苹，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国家的育种企业中饲养进口白羽肉鸡。那时，距离白羽肉鸡本土育种的时间刚刚过去五年。这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引入中国的块大型肉鸡，与我国传统的黄羽肉鸡相比，料肉比高，生长速度快，42天出栏上市，更适合工业化生产。引进后的三十余年间，一直是我国市场上最主要的肉鸡品种。研究生毕业后，赵桂苹在农科院畜牧研究所育种团队工作至今，和白羽肉鸡打了太多年交道。

{image=2}

同为畜禽育种，生猪改良国内核心品种，只需引进10%种源，然后做杂交改良。“肉鸡不是这样的，白羽肉鸡无法靠少量引进去改良，引进不了纯系的种源，目前国内引进的是白羽肉鸡的生产群，这种祖代鸡引进回来后，是用于生产的，无法进行育化。对于生猪来说，每年买10%就可以更新核心群，而肉鸡是需要100%地引进，而且量极大。”赵桂苹说。

白羽肉鸡，目前是中国畜禽领域唯一全部依赖进口的品种。赵桂苹说，白羽肉鸡在国内没有种源，多年以来，我国都是以引进的祖代，来完成制种、繁种以及商品代肉鸡的市场供给。赵桂苹提到，长期以来引进国外种源，使得国内白羽肉鸡的供给受制于人，对于产业下游的生产影响非常大。由于完全依赖进口，白羽肉鸡的定价权也完全被国外垄断，同时，种源的安全性也无法绝对保障。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我国在这个领域中长期处于被动，在赵桂苹看来，白羽肉鸡的种源问题是真正“被卡住了脖子”。

肉牛育种：20年育种史只算刚刚起步

与生猪和肉鸡相比，我国肉牛产业起步更晚。直到清末，我国民间尚没吃牛肉的习惯，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吃牛肉通常要被定罪受罚。我国目前拥有肉牛品种约70个，其中地方黄牛品种占得绝大多数的席位，而黄牛在过去多作为役用，虽然肉质风味也还不错，但与国际肉牛的性能要求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肉牛产业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终于起步，由于没有建立自己的肉牛品种，为满足市场需求，所用的还是存栏的役用牛。中国农科院牧医所牛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李俊雅介绍，我国肉牛育种的历史，至今也才20来年，育种数据远远比不上国外上百年的积累。

时光倒退20年，那是2000年初，山东人张青云在中国农科院工作了7年，最终选择回到家乡以畜牧业为方向创业。与以上提及的所有行业内的专家相比，张青云来自草根。他今年65岁，当过兵，学过医，在种业领域，没有任何科班经历，但在全国牛肉产量位居前列的山东，他所创立的山东科龙畜牧产业有限公司，却是农业部在2008年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保种场。

{image=3}

秦川牛、晋南牛、南阳牛、鲁西牛、延边牛被称作中国五大良种黄牛品种。位于山东济宁梁山县的这个国家级保种场，保育的正是鲁西牛。张青云说，这个品种以遗传性能稳定大、役肉兼用、肉质鲜嫩为特征，但同时，传统的鲁西黄牛也有增长缓慢、增重不多等弱点。

我国牛肉总量中，绝大多数的占比都来自于黄牛与国外肉牛品种的杂交牛。张青云的公司里，也有来自国外的品种，但引进的品种并不会被用于杂交育种。“我们只是会参照国外品种的情况，改良地方品种。”张青云也谈到了“引进，退化，再引进，在退化”的怪圈，“这是因为国外最好的种质资源是不可能给咱们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明白育种这件事的前景很好，可做大做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非常艰难，因为育种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实在太大。”

时间积累只是育种的必要条件之一

事实上，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并没参与育种工作，农业经济才是他的原本专业。11年前，朱增勇开始从事畜牧产业经济研究时，最开始对种业一窍不通，甚至搞不清包括曾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等畜禽原种的级别，面对采集数据中的“商品代蛋雏鸡”，他讲起最初还因为不会断句而闹出过笑话。

多年以后，从事畜牧产业经济和市场预警研究的朱增勇，也更像是国内畜禽种业发展的旁观者。“育种本身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耗时耗力，得耐得住寂寞。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承受住了艰苦，耐住了寂寞，培育出了新的品种，就算是成功了，因为新品种最终还需要接受市场的选择。”

对于农业领域的科学家来说，最好的办公室永远在乡野田间。以肉鸡育种为例，培育一个新的品种，最初的一两年间就像住进了鸡厂，对比其他畜禽品种，肉鸡的成长速度飞快，在这个阶段赵桂苹和团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大量的筛选，并完成肉料比、发病率等生产性能相关数据的测定。这些数据要记录至第60周，完整地测定肉鸡的一生。国家品种审定要经过4级配套系审定，对于肉鸡来说，这是四个世代的更迭，对于育种团队而言，这就是5年时光的积累和付出。

残酷的是，时间的积累、大量数据的记录只是育种的必要条件，多数时候并不意味着成功。科研过程中的瓶颈总会令人倍感懊恼。

赵桂苹讲述，这些瓶颈有的是因为技术上难以攻克，“比如我们之前培育的一个品种，料肉比一直降不下来，与国外差0.2、0.3的样子，但你要知道，对于一个你寄希望于广泛用于生产的品种来说，差一丁点，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

有的瓶颈是因为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比如为了改善育种条件，增强防疫措施，有的企业会重新投资选址新建育种场，这一个厂建起来，就是2.4个亿，但对于育种来说，投入这么多资金，其实只是个开始。”

还有的瓶颈，则源于国外施加的压力和壁垒。赵桂苹提到，国内知名的企业曾在宣布自主育种之后，便被国外企业种源企业切断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国外不再卖给这个企业任何产品了，企业必须自己去完成品种的研发，才能维持生产。”

育种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可能百般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下一个难题又接踵而至。

育种攻坚产学研和科企合作待提升

谈及育种过程中最需突破的方面，专家们都提到了设备和研发投入的不足。

张青云一直觉得挖掘和保护地方物种，发挥良种优势，是突破国内肉牛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问题出在落后的技术、应用和投入，而并非在于本土品种的先天劣势。

朱增勇谈及我国生猪育种体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型养殖企业的育种体系，即大的企业为了保障供给也会开展种猪育种工作，而另一种则是专门培育种猪的公司。“但相对于国外的话，公司相应的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和国外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而大企业的育种板块，却多是依附于企业养殖服务，地位很边缘。”

技术方面，赵桂苹提出国内对于技术的接受程度非常有待提高。她以国内用于肉鸡育种的基因组育种技术举例，“国内用这项技术的公司是数得过来的，多数企业接受程度很低，也就导致我们的育种效率普遍不高。同时，很多企业也缺乏特定设备，测定工具原始。”

“大量的研究人员在高校研究技术，但大量的育种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应用程度非常低，这也是一直没有破解的问题。”赵桂苹和朱增勇都谈到，在产学研方面，包括科企的合作机制方面，仍有非常大的值得改善的空间。

一件功在千秋的事业

专家们说，孕育一个畜禽品种，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如果能赶上突破性进展，“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范本，当然，也有可能即便育种成功，也没有被市场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品种的培育没有意义，朱增勇说，“无论成功和失败，至少它都会给后面的育种者提供经验和案例。所以这项事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得有奉献精神。”作为产业中科技含量最高的环节，育种对于生产效率的贡献率超过40%，在他看来，农业的育种工作绝对是一件“立足当下，功在千秋”的事业。

而与真正的育种专家而言，对这份职业的理解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

赵桂苹说，在29年前，从来都不觉得学习农业、畜牧业，去田间、去养鸡，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情。“那时提到自己是养鸡的，就总觉得这个职业，没有那些学金融的、当老师的来得体面。”

“但后来会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些人在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现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有时我会这么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从事畜禽育种的人，肩负着人类肉蛋奶的食物供应。我们是大家吃得好、吃得安全的保证，我们研发的技术，会产生很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职业的自豪感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赵桂苹说。

新京报记者田杰雄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