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未来20年,中美科技竞争关键在人口,中国有更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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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混沌学园(ID:hundun-university)
生育率低至1.3,新出生人口减少到了1200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
曾经以多生为好的普通人,如今却在寄希望于人口减少带来各项生活成本的减少,人口问题成了整个社会的焦虑点。
人口问题可以无穷大,大到一个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人口问题也可以无穷小,小到家庭要付出多少生育出成本,一个普通人成长的每一天。
在本周上线的课程《创新力与人口:我们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中,人口经济学家、携程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将为你带来一些值得探讨的观点:
未来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创新潜力,关键看人口;
在未来20年间,中国上升的势头依然强劲,将继续赶超美国;
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是女性友好型社会;
……
以下内容由梁建章老师讲授。
授课老师 | 梁建章
编辑 | 混沌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 混沌前沿课
人口与经济:人才是创新力
现在的中国已经过了廉价劳动力需求阶段,进入到追求创新性劳动力的阶段,在国际上与发达国家开展竞赛。而未来中国的人均收入能提升到多少,跟创新力是直接相关的。
大约3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Romer)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逻辑是,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从事科研和创新的工作,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将为全社会所用,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想弄清楚中国有多少创新潜力,还需看人口。
有多少人,经济就有多大规模
人口会带来经济当中的规模效应。所谓的规模效应,就是你生产的东西越多,市场越大,那效率就越高,每个东西的成本也就越低,企业的收入就越高。最明显的就是制造业的规模效应,研发、设计一个产品,一旦量产,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而近些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互联网产业,也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比如一款服务类app、电商、网络媒体等。如果是社交网络的话,那大国的优势就更大。如果是人工智能的话,大量的数据则可以训练你的算法。
一个产品需要1000万客户使用才能达到一定规模效应,被打磨得比较成熟,同时也将实现规模化的盈利。当在一个5000万人的小国,需要20%的人使用该产品,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在比如10亿人的大国,只需3%的人口,就可以实现。
在大国这个实验场,可以更早地达到产品的成熟。当产品成熟了以后,也能实现一个好的营收,那企业就有财力去把产品复制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都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一种规模优势。中国也一样,采用这种模式能非常快速地实现商业化,然后复制到其他国家。
可见,大国的优势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得更长远一些,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一个文明之所以先进,就是因为它的科技更加先进,这其实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想成为创新中心,必然要成为交流的中心或者叫“交流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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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地球上降雨量的分布图,红色的部分是降雨量特别丰富的地方,蓝色是降雨量少的地方,绿色的是降雨量适中的地方。
人类的起源是在东非,已经经过了基因科学的认证。那东非有何特别之处?
东非是热带地区唯一一块绿色比较大的地方,降水量适中,而且东非有大片草原,人类方便迁徙,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流。所以,东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人类发源地。
后来人类进一步发展,不光可以生活在热带,也可以适应温带地区了。这样,他就可以从非洲迁到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当时的交流中心,就是在两河流域。
随着人类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可以利用有效的航海工具,在地中海进行航行,枢纽地就再次迁徙到了地中海的中心,所以希腊和罗马地区,成了人类的一个创新中心。
再后来,人类又可以跨洋进行航海了,西方发现了新大陆,这个条件使得人类的交流与迁徙的枢纽又发生了变化。
如果大西洋变成一个高速公路的话,那人类交流的中心就是迁徙到了西欧。这就解释了为何人类后来的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会发生在一些小国,先是荷兰,后来是英国。
而现在,飞机成了主要的跨地区旅行工具,哪个国家最开放,能够跟全世界交流,同时它本国的人口也多,就会成为枢纽中心。
总结人类创新中心的几次迁移,大概如下:
1.东非热带草原
原因:降雨量适中,地形适合迁徙和交流
2.欧亚大陆-两河流域
原因:人类生存能力增强,适应了温带气候
3.地中海中心-罗马希腊
原因:技术发展,出现航海工具
4.西欧-荷兰、英国等
原因: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可以跨洋航行
5.哪个国家最开放,就成为新的枢纽中心
原因:飞机成为跨地区旅行的工具
人凑在一起,才能搞出新东西
想象一下,在硅谷的夜晚,餐馆和咖啡馆里坐满了身穿休闲服装的工程师,他们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
人口能够为创新带来集聚效应。集聚效应,是指如果一个地方集聚了很多人才,它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化学反应和更高的创新力,因为人和人面对面深度交流能够促进创新。
在美国,几乎一半的风险投资都投到了硅谷,那里诞生了许多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思科、惠普、苹果等。而且,这些高科技公司离得也非常近,使得科技人才在不同公司之间的流动变得非常容易。
近年来在互联网和软件技术领域的创新,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人才合作,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大城市的创新优势。
所以即便硅谷的房价要比小城市高很多,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和人才还是愿意去硅谷。同样的道理,即便北京的房价要远高于二线城市,中国的媒体和文化从业者还是会聚集在北京。
现在全球的创新热点是非常不平衡的,就在几个主要的区域,那些地方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有可能会培育出世界级的创新中心。
越是年轻的国家,创业活力就越高
一般来说,创业最好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其实科学家也是,他最具创造力的年龄也是在三四十岁左右。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分析了过去100年中300项最伟大的发明,其中72%是由年龄在30岁到49岁的发明家发明的。在这72%中有42%是由30多岁的人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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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所以在创新创业方面,就会产生人口结构效应。
比如日本,日本现在最好的高科技公司还是二战前后创办的,而美国最好的高科技公司基本上都是新的公司。
在历史上日本企业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它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非常有创造力,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如随身听、数码相机和游戏机控制台。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在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通讯科技等领域完全被美国和中国企业超越,导致日本经济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直停滞不前。
为什么日本缺少这样的高科技创新的公司呢?不仅仅因为日本是小国,不具有前面提到的人口规模效应,还与老龄化带来的阻挡效应有关。
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企业里面会呈现出典型的倒金字塔形结构,老人多、年轻人少,年轻人晋升速度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有大概1/3的经理年龄在30岁以下。到了1990年代老龄化以后,则少有35岁以下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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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晋升得慢了以后,上升的空间会小很多,得到的锻炼也少,掌握的财富资源和人脉资源不如上一辈,所以日本年轻人创业的倾向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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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越是年轻的国家,创业活力就越高;越是年老的国家,创业活力就越低。
人口与国际战略:中美科技竞争关键在人口
中美的科技竞争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同样可以从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来预测一下中美科技竞争未来的状况。从人口角度,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相当确定的答案。
为什么?
我认为经济方面的政策如果没有太大的偏差,那最后根本的竞争要素就是人口。人口有很大的确定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新出生了多少人,这些人在20年以后会有多少人受到高等教育,会有多少人参加到工作当中,这些都是确定的。所以从人口这个角度,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测。
在未来20年间,中国上升的趋势还是非常强的,中国将继续赶超美国。长远来说,在20年以后,要看这两个关键点:
一、中国是否能够生出更多的小孩;
二、美国能否继续吸引移民。
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太乐观的方面。
中国人才很充足
就人才池子来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但如果把美国的移民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中国的人才池子是美国的2倍。在人才数量方面,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
在人才质量方面,中国论文发表的数量正在赶超美国,而研发投入上,中国已经达到美国的2/3。
另有一个指标可以说明中国的人才质量。美国顶尖大学的理工科博士生院吸引了全球最好的人才,一个国家每百万人口里面有多少人被录取,就反映了这个国家总体的人才质量。中国每百万人口里面有4个人被美国顶尖学校的博士生研究院录取了,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从这角度看,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强的。
即使把中国的人口基数考虑进去,中国大学生的质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虽说所谓的人口红利已在下降。但是,如果只看25岁—44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的话,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提升。
整体来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2040年之前会持续超越美国。所以中国的创新力会越来越强,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直到20年后都会是超越美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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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大约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到达顶峰,然后这个优势会逐步被削弱。
因为我们未来的年轻人随着生育率下降会减少,所以会削减中国在人才方面的规模优势。
鼓励生育:如何创造生育友好社会?
七普人口数据解读
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出生的人口是1200万,这比起2019年少了大概18%;比起刚刚开放二孩的2016年少了大概有差不多1/3;比起一代人之前,也就是30年前,少了一半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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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到处不都是超生的孩子吗?然而直觉上的判断会有极大的高估。
假如一半家庭生一胎,一半家庭生三胎,那么每4个孩子中仅有1个是独生子女,其余3个是来自于三胎的家庭,你会觉得超生非常多,误以为人口在膨胀,但这是极大的错觉。因为在这里每个家庭平均也只生了2个孩子,男孩又多于女孩,下一辈的人数其实会减少。
如何鼓励生育?
鼓励生育是世界性的难题,这需要大幅度提高家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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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一下分析,关于生育率与国家鼓励生育补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大约每提升1个点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可以提升0.1,这是有一定效果的。而且把钱投资到人力资本里,我认为会有很高的回报。
补贴的形式可以是一部分现金,一部分所得税和社保的减免,还有一部分可以是购房补贴。
因为生下一个孩子,他对未来的社保和税收的贡献,惠及的不光是生小孩的家庭,也惠及到了所有人,包括不生小孩的家庭,所以把这部分钱预先来奖励他,也是合理的。
房价也是影响生育情况的一个因素。
集聚效应使得中国的房价很高,这主要是相对于收入来说的。按照一个国家主要城市的房价与这个国家的收入比来评估,中国是29,日本在13左右,其他欧洲的国家大约在10左右。美国的房价收入比只有不到4,这也部分解释了美国的生育率为什么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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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价为什么那么高?是因为土地贵。为什么土地贵?主要还是因为存在供需矛盾,大城市的供地太少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北京跟河北的人均住宅供地,北京的人口是河北的1/3,但北京的住房供地在过去几年只有河北的1/10。
一个国家越大,它的大城市更能够凸显出集聚效应,就会有更多的人想去,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口。
但如果控制大城市规模的话,它的房价就会被推高,这既不利于创新,因为削弱了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也不利于消除贫富差距。
所以最好是土地跟着人走,土地跟着孩子走,哪个地方的孩子多,就给那个地方更多的用地指标。
具体来说,我们也可以给多孩家庭提供购房补贴,以减免地价的形式来发放给家庭。
创造女性友好的社会
有人说女性平权跟生孩子可能是矛盾的。
因为在传统社会,女性的地位比较低,生的孩子也比较多,女性主要在家里带孩子。但是到了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实女性的地位、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是可以和生育率同步提升的。
日本女性的地位仍然比较传统,女性往往要做家庭主妇,当她们想有职业生涯的发展,就会造成很大的矛盾。有些女性就会因为职场发展而放弃生育,所以日本的生育率是比较低的。
但在北欧这些国家,女性的地位与参加工作的比例都很高,福利也非常好。这就是因为给女性创造了更多选择的空间,所以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和女性的地位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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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有不少可以参考的建议,比如提供很好的幼托服务、提供男女同有的产假,哺乳期或者孕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增加孩子友好的公共设施等。
关于幼托服务我想讲一下,中国现在幼托服务非常缺,大概只有4%的家庭的孩子可以到托儿所,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差不多有一半。
所以,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可能必须先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
那么,不想结婚的女性怎么办?
中国现在呈现出女强男弱的趋势,女性受教育的比例高,收入也并不比男性差。所以,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女性,比较难找到结婚对象。当然收入最低的那部分男性也很难。
这就更要提高女性的地位,大家应该普遍接受新式家庭,打破传统的分工。家庭里面男性收入比较低,没问题;男性做家务、养孩子,也没问题。
很多人不想结婚,但是并不表明她们不要孩子,很多人还是愿意生养孩子的。所以,单亲家庭的需求我们也要考虑进去,该如何满足他们生儿育女的愿望呢?要鼓励生育还需要保障单亲家庭的福利,做到一视同仁。
在北欧国家,大约有40%到60%的孩子来自于非婚生育家庭,这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而且政府也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使得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这也是北欧国家生育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我想跟大分享一下,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华文明得益于巨大的、相对畅通的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内部交流性非常好,所以中国的人口规模能够发挥出相当多的优势,使得它是一个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
所以,如果从创新角度或者其他的经济角度,以及从维持文明繁衍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应该是为世界做出最多贡献的文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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