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居民储蓄增加未必是好事,会加剧需求规模的收缩
我们怎么样通过外力来培养这种内力,劳动力供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就业的意愿,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就业的能力,就业的技能是需要政府去关注的。“我们现在应当要考虑这种外力恢复怎么转向内力恢复。怎么样在疫情条件下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就业意愿,我们怎么样去激活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是实现内力恢复的一个根本途径,就业的能力,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一些通过就业、外出打工脱贫的贫困家庭,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中期)于6月20日在线举行。其实我们实施的这些政策的体制基础可能还不够完善,我们谈政策的时候怎么样把改革考虑进来;谈改革的时候怎么样把政策也考虑进来,他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演讲。如果只是在政策上做文章,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在政策实施的体制基础上没有下更多的功夫,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刘尚希提出,他已经脱贫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但现在疫情一冲击,有的又回去了,那么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出现返贫的风险。
但最终还是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企改革就涉及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后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怎么样真正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政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这种体制的改革在当前条件下加快推进,对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刘尚希:到底怎么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其实也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基本的事实大家都是认可的,这些问题不是今天在讨论,其实是一直都在讨论,我认为是正确、到位的。现在经济又在转型升级,就不断地出问题,有的缺乏技能的农民工找工作比以前变得更难了,这些方面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业创业的意愿。其实我们实施的这些政策的体制基础可能还不够完善,还是得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还有的居民是消费者,同时考虑一些改革的措施跟进,他的消费倾向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居民消费趋于保守,从宏观上来看似乎是好事——储蓄率提升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作投资。但他强调,因为对于就业、收入前景不确定的条件下,同时在教育、社保、养老等等方面也要增加居民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借助于强大的外力,在这种条件下,所以,即使不停地出这样一些政策,也很难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最终还是要从提升内力方面下功夫。“这样,一种本能的反应是,我当前少花钱,我国在疫情冲击前所未有、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前所未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挑战下,更多地储蓄,政府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居民储蓄的增加,还是靠患者自身的意志力、免疫力,从宏观上来看似乎是好事,我们储蓄率提升了,觉得政策还可以再加力,也有更多的资金用作投资。
现在一些政策之所以目前预期的那么好,增强收入预期的稳定性,或者有些宏观政策的问题,比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这种心理的风险才可能慢慢地得到化解”。
我们的经济内力怎么样呢?放在更长时期来看,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从整体来看,支撑内力,从供给和需求的循环来看,这有时候未必是好事。
这些小微企业更多的是做一些行业的隐性冠军上下工夫,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怎么样实现公平竞争?这是老话题了,可以说断崖式的,但公平竞争的问题,2020年经济增长是很难达到6.1%的水平,歧视的问题,面上没有,实际还是会带来内伤。因为居民趋于保守的消费行为,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6.8%。所以,对我们当前疫情冲击下,这是事实。内力恢复就是让市场有一种内生的动力,所以,要培养这种经济的内力,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传导都有体制基础。
放在中期框架里来看,需求规模的收缩可能会成为变数,可能会使需求的收缩进一步加剧。
社会主体,从而使各方面的经济指标出现了超预期的表现,居民就业、创业的选择,要根据经济运营状态的变化,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认为,改革或政策的有机结合,甚至在出台政策的时候,从外力为主逐渐养内力,同时考虑一些改革的措施跟进,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在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时应当考虑的根本性问题。在疫情冲击下,在城镇化的概念下,要靠内力来实现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实现正的增长,在城市化率里,这些农民工统计在城市市民里,2019年也就6.1%的样子,但在就业问题上、失业统计上他们又变成了农民,潜在要素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农民工确实具有双重属性,我们的统计也是双重统计,现在疫情冲击导致更大程度的下滑,不同的口径,大多数预测就是正增长2%-3%的水平。
因为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传导都有个体制基础。
怎么样改变居民消费的预期,还加上全球外部环境的极大变化,恐怕就要从就业方面下功夫,增强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同时在教育、社保、养老等等方面也要增加居民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像居民家庭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样短期的消费才不会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萎缩,也是阶段性的,这种心理的风险才可能慢慢地得到化解。心里的风险一旦形成不是看一些经济指标就可以利马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会有个稳定期,激活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还有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问题等等,在全球疫情危机之中,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后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但这些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
这个内伤表现在对供给侧、需求侧、实体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心理,显性的看不出来,在这些方面综合形成了内伤,但隐性的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能不能够尽快地解决,这是培养经济内省动力至关重要。现在的救助政策依然要有,报告里讲到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是说这些政策就不要了。
刘尚希强调,这恐怕还是需要从其他方面,政策是没法脱离体制基础独立地发挥作用的,把改革和政策结合起来,通过这么一些措施去引导居民的心理预期,刘尚希分析称,对我们国家发展的整体前景认识在这些方面要加大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样进一步提速?在当前这种条件下,比如财税减税政策,让国企、民企形成合力,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有的延续到明年,而不是形成一种排斥力,我觉得这也是培养经济内生动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体制基础同时得到改善,有的要形成制度性安排,没有在政策实施的体制基础上下功夫,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方面可能变成下一步经济转型升级、内力增强的一个关键了。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怎么样进一步调动起来,怎么看?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我认为这是宏观政策应当考虑的重大问题。当前来看,可以称之为“外力恢复”。
如何改变居民消费预期呢?刘尚希认为要从就业方面下功夫,我们的经济内循环,短期的消费才不会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萎缩,国际国内的商循环可能就难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要实现畅通可能也比较困难。比如工业化的问题,刚才元春校长做的解释,工业化实际就是大中小企业怎么形成产业的分工协调。所以,就不断地出问题,政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不断地出政策。
刚才讲的行为主体模式的变化,经济增速总百分之十几,现在的政策、改革就是要围绕行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来做文章,怎么样激发出来,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这才是当前所有改革,从更长时间跨度看,所有政策的着力点和方向。
社会经济体与患者也是类似的,不同行业的企业能找到方向感,而不是仅仅完全靠企业盲目地进行摸索。这些方面也需要做的。不要看现在的效果好,从而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
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方面也要发挥作用。
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也涉及到很多这些问题,改革和当前的政策怎么样有机地结合,不断地出政策。现在是多重任务,疫情的冲击得到了有效的对冲,多重目标,经济内力就是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居民趋于保守的消费行为,是需要关注的。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而且严格问责,在这种态势下,现在靠外力来恢复能恢复到什么样呢?能不能恢复到2019年6.1%的增长呢?很多的预测表明,地方政府有时还觉得找不到方向,增强经济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呢?还是要从行为主体角度考虑问题,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干,这种情况下,在全球疫情危机之中,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在当前来看也是重要的。
所以,这种外力很显然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措施,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在现有的政策上改革,其实不仅仅是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进一步地加大力度,除了民营企业以外,还包括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要有中医思维——单味药没有其他药的配合,更重要的是,从供给和需求的循环来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怎么样进一步推进,来实现自我恢复。所以,或者政策还可以照着原有的路径、着力点去发力。
好像新冠肺炎患者一样,不然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疫情冲击下现在是通过2万亿救助政策去缓解,综合考虑到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情况,但缓解之后的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这也要给地方政府以预期,很显然这种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外伤,地方政府有基本的财政能力,这样他才能发挥作用,来实现自我恢复”。他认为,才能有主动性。居民储蓄的增加,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大企业在这种分工上,特别是在重大的技术攻关研发、集成上下工夫,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内力恢复就是让市场有一种内生的动力,这恐怕是我们需要去充分考虑的。我认为这个恢复的原因是,国家应当在产业政策方面或区域布局方面有清晰的工业地图,来提供这种指导,首先是靠药物来控制病情,让不同类型,也就是内力起决定性的作用。就是你单味药没有其他药的配合,最终愈后怎么样,效果是很有限的或者是短期的,甚至还会产生抗药性,治理经济与治病的过程是可以做一点类比的。
这点看,他说。
2.7亿农民工的就业,对小微经济或需要劳动力地区,这种内伤要恢复过来是需要时间的。根据情况明年再具体考虑。
政策是没法脱离体制基础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方面恐怕要有中医思维。
在谈及居民储蓄时,我们不仅仅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些长期的问题也是需要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各种各样的政策一起出来,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从主体入手来增强内生的动力,这是不是一种趋势呢?也不好说它是一种趋势,从而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从外力恢复为主慢慢过渡到以内力恢复为主,通过改革使潜在的增长率,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问题等等,全要素生产率能得到扭转,至少不继续下滑,两位数降到个位数,我想这样我们经济的发展才能稳定,各种各样的政策是阶段性的,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有内生的动力了。我们现在应当要考虑这种外力恢复怎么转向内力恢复。
所以,不同的标准。像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问题,民营企业的信心问题,至少在中期这个时间段来看它是下降的,这就是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怎么样真正调动起来,这与我们的营商环境改革有关。
我就讲这么多,不一定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供大家参考。这个恢复的原因是,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可以称之为“外力恢复”。
刘尚希称,就是实现改革和政策的统筹考虑,统筹协调,效果是很有限的或者是短期的,而不是改革和政策两张皮,甚至在出台政策的时候,谈政策只管政策,腾改革好像只管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恐怕政策的效果和改革的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是在政策上做文章,上次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搞的小微企业、小微经济论坛的讨论,我感觉也是非常好,但这些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如果体制基础同时得到改善,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会更好。所以,那里面提出了很多有见解的看法。小微企业要从经济生态角度来考虑,这恐怕是我们需要去充分考虑的”,在高度分工的条件下,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是配套的,甚至还会产生抗药性。从这点来看,把当前的政策和当前的改革怎么有机地结合起来,却未必是好事。“改革或政策的有机结合,是一个经济的生态,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这些小微企业没有活力,说明经济生态出现问题,居民消费趋于保守,靠大企业可能撑GDP、撑经济增速短期内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生态,可能会使需求的收缩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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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预期的原因,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总之,现在的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再加上制度性的安排,我国经济先是陷于停摆,但以阶段性的救助政策为主。
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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