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战略稳定”的冷战意味

原标题：美俄“战略稳定”的冷战意味

在政治主导而非事实主导的背景下

这未必意味着真的寻求战略稳定

说不定还是为了新的军备计划

美俄“战略稳定”的冷战意味

本刊记者/曹然

发于2021.6.28总第1001期《中国新闻周刊》

北京时间2021年6月20日，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启程前往华盛顿。但他刚上飞机，就得到了一条和美俄日内瓦峰会上“信号不一致的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透露，美国政府将开启新一轮对俄制裁，并坚持对俄德能源管道项目“北溪二号”的制裁，“我们已经表明了不会手下留情”。

6月17日，安东诺夫刚和沙利文在瑞士日内瓦见面，也共同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首次峰会。安东诺夫重返华盛顿，就是峰会的最直接成果之一。

今年3月，在拜登公开称普京为干预美国大选的“凶手”后，已担任四年驻美大使的安东诺夫被克里姆林宫召回。次月，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也回到华盛顿。随后，美俄互相驱逐了对方10名外交官，成为美俄关系步入冷战以来“最糟糕时刻”的又一个现实佐证。

虽然美俄峰会后就“战略稳定”发表了联合声明，但美国国务院前分管核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德托马斯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联合声明“听起来几乎就是冷战时期的术语”。历史上，美方较多使用狭义的“战略稳定”概念，将之限定在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战争领域，俄方则将其扩展到更广泛的双边关系领域，包括制裁问题。

“战略稳定”的三个层次

和冷战末期成长起来的多数美俄外交高层一样，安东诺夫是“战略稳定”专家。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第一层次的“战略稳定”。6月20日他重返华盛顿时指出“通过制裁的方式无法稳定关系，也无法建立两国合作”，则更加强调第三层次的“战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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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首先提出“战略稳定”概念。198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会晤，美苏、美俄随后围绕“战略稳定”签署了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美方代表爱德华·华纳将“战略稳定”的概念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即双方不寻求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寻求扩大自己的核武库；第二层次是保证两个核大国之间不存在武装冲突；第三层次指一种国际或地区安全格局，使相关各方可以稳定维持和平关系。

曾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国防部助理部长的傅立民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战略稳定”理论源于物理学。物理学认为，平衡力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稳定的平衡力，可以在波动后恢复平衡；另一种是不稳定的平衡力，会在受到冲击后瓦解崩溃。“战略稳定”本质上就是追求在双边关系中构建前一种平衡力。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核军力上都不存在绝对优势，双方都意识到，首先使用核武器或扩大核军备不符合己方利益，第一层次的“战略稳定”由此形成。如今，双方各自日常保有的核弹头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2000枚下降到1500枚左右。

在两极格局被打破后，最低层次的“战略稳定”也濒临崩溃。虽然美俄仍然控制着世界上90%的核武库，但军控条约却纷纷被废弃。2002年，小布什政府首先退出被俄方称为“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2019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2020年，因为不可能达成新协议，美俄同意将2021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五年，这成为双边核军控协议唯一有效的遗产。

安东诺夫试图保护更多的“遗产”。2018年到2019年，他多次强调“《中导条约》的全部潜力尚未用尽，还可以为俄罗斯和美国的安全利益服务。”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指出，美方主动打破“战略稳定”，有自己的战略考量。

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方认为俄罗斯不再是自己的平等对手，互相限制军备发展不符合美方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和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判断也发生变化，认为俄方在力量不对等的前提下更有可能在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因而，美方更倾向于独立发展更有效的反导系统。

但实际对话中，美国使用的“战略稳定”概念限于第一层次，狭义但精确；俄罗斯的说法更接近第二、第三层次，但也更模糊。有分析人士指出，以往美俄双方每达成新的“战略稳定”协议后都会立刻开始下一轮磋商，但随着双方观点、实力分歧加剧，2011年后再未进行过类似的新磋商。半年期的常规战略稳定对话，自2020年1月后也没有再举行。

拜登和普京在日内瓦达成的联合声明，也依然限于第一层次的“战略稳定”。两国领导人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并就紧张局势中实现可预期的战略稳定、避免武装冲突达成共识。双方并未直接承诺重返任何此前被废止的条约，但确认将进行“双边战略稳定对话”。

拜登透露，两国外交、军事部门将共同探索建立一种新的机制，以在新的安全危机出现时能够减少反应时间，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普京则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会先就“核安全的未来”进行工作级别磋商。此外，虽然拜登称自己不准备像奥巴马那样“重启”美俄关系，但拜登和普京特别提到将由专业人士参与谈判，被外界视为“至少是回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之前”。

原核军控谈判俄方代表、俄罗斯国防部退役少将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回忆，2019年美俄相继退出《中导条约》前，相互指责对方不履约，该争端本应由条约规定的联合核查委员会专家解决，但事实上政治行动代替了专家，展现出特朗普政府时期“双方的相互信任已经完全崩溃了”。

傅立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本次峰会总体上意味着美俄将恢复讨论核军控问题，但因为此前的条约框架已被逐步瓦解，“（新讨论）能否取得成果，现在说还言之过早。” 他还强调，“战略稳定”是美苏/美俄之间的特色概念，“因为中美的核力量不对等，所以‘战略稳定’这种方式不适合中美之间，未来中美还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减少不必要的战争风险。”

拜登没有邀请普京访问白宫

近年来，俄罗斯一直强调新的核军控机制不应限于美俄双方，应与其他有核国家共同达成。但德沃尔金指出，仅《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涉及每年18次实地考察和42次信息交换，这样的透明度在美国与北约有核盟友间尚不存在，很难期待多边谈判能够突破。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美俄关系的困局，缘于国内政治掣肘，长期缺乏深入对话，在关键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等原因。但最严峻的问题，还是美俄最高层的信任危机，以及不愿重启双边关系的消极意愿。

美国国务院前分管核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托马斯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从拜登设置的峰会目标及议程看，其对俄基本政策“不是去建立真正的信任，而是认为普京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伙伴，只是希望其决策行为可预测，从而避免危及美国”。

峰会后，拜登对记者强调，自己并没有信心认为普京会改变；而普京则表示，与俄美关系恶化有关的一切“都不是由我们而是由美国发起的”。至于此次峰会是否开启了美俄关系“新阶段的大门”，普京表示目前还很难说，拜登也没有邀请他访问白宫。

拜登还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正受到中国的“挤压”，努力想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而这正是美俄得以持续合作的基础。不过，拜登并未提及普京如何回应。6月14日，普京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处在历史最高水平，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保持高度信任和合作。普京强调，“我们不认为中国对于我们是威胁，它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它不像美国那样宣布我们为敌人。”

有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在对俄政策上强调“战略稳定”，在对中国政策上则强调“综合威慑”，并不意味着拜登缓和对俄政策，而是显示出白宫进一步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和对华政策上。

德托马斯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当前美方将中国和俄罗斯放在不同的范畴里考虑，中国是一个在任何领域都能和美国竞争的国家，而俄罗斯“是一个有问题的国家，但也是一个不能在所有领域都和美国竞争的国家”。美方不在对俄政策上强调“战略威慑”，则是因为北约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战略威慑体系。

他还指出，美俄之间的“合作”意愿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困局。如今，“战略稳定”应当是双方需要确认和遵守一系列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避免任何一方做出过于冒险的行动。从美国的角度说，涉及网络攻击、干涉政治选举、乌克兰地区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而从俄罗斯的立场看，则涉及解除制裁等问题。“不将对方视为伙伴，无法完成更广泛的合作”。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维尔·波多维戈指出，美俄围绕“战略稳定”的一系列举措、言行都反映出“这一概念极具可塑性和政治色彩”，任何战略力量的配置都可以被宣布为稳定或不稳定，任何可以想象的威胁都可以被关注或被忽略。“在政治主导而非事实主导的背景下，这未必意味着真的寻求战略稳定，说不定还是为了新的军备计划。” 波多维戈说。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