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慎用“黄种人”的自称

原标题：王明远：慎用“黄种人”的自称

文丨王明远

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往往会激发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热情。比如，这次苏炳添在小组赛中创造了9.83秒的奇迹，一些媒体称之为“黄种人的骄傲”或“黄种人之光”，对于这些说法，朋友圈也不少转发点赞。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黄色是一种高贵颜色，与皇权相关，黄土地、黄河这些也被视为文明的象征，那么我国人民是“黄种人”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经常为大家所忽视的是，“黄种人”本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发明的一个歧视性很强的概念，是对东亚人群的污蔑性称谓。

在人类社会中，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比如，藏传佛教典籍中以五色形容自己和四方文明；在传统的欧洲，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中国人被称为“黄种人”，显然是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是劣等民族，与之相关的还有“黄祸”等词汇。

“黄种人”作为西方歧视性概念的另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在欧洲历史上，中国人也曾长期被尊称为“白种人”，只不过近代之后才被降级为“黄种人”。16世纪初，葡萄牙人塞格莱接受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前往东方探险，他在马六甲遇到了在那里定居的华侨，通过近距离观察他们，他记录道：“中国居民是白种人。他们的身体素质不错、眼睛很细，而且服饰宽松，还有戴网巾的习俗”。

几乎同时代，1515年前后，葡萄牙国王派驻东方的使节托梅·皮雷斯（Tomei Pires）在其《东方概要》也是把中国人称为“白人”，并且与欧洲各国人进行类比：“中国人是白人，和我们的皮肤颜色一样。大部分人穿黑棉布做的袍子，跟我们的差不多，只是很长……有些人穿羊羔皮，戴丝织圆发网，像我们葡萄牙的黑色网套。他们有点像德国人，下巴上有三四十根长须，穿做工精细的法国方头鞋。而中国的妇女长得像卡斯蒂利亚人，穿着打褶的裙子，系着裙带”。相类似的观察也出现在17世纪利玛窦的记录中：“中国人的皮肤是白色的；但在南方各省，因为是在或靠近热带，有的人比较黑”。

那么中国人的肤色什么时候开始在欧洲人的笔下变黄了呢？这始于17世纪晚期，促使发生变化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经济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中国，对中国的仰视感消失；第二是，满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以及对基督教的打击，让欧洲殖民者非常忌恨。

到18世纪以后，西方游历者们对中国人的溢美之词荡然无存，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也逐渐被开除出“白种人”的群体，开始以负面形象出现在欧洲文字作品中。“白种人”到“黄种人”的转变，实质是欧洲人对中华文明评价的降级，他们不把中国人当做“白种人”言外之意，就是不认可中国与他们一样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只能是次一级的落后文明，就好比中华视野中的由“夏”变“夷”。

而彻底从学术上给中国人贴上黄种人标签的，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也是人种分类学的创始人之一。1735年，他在著作《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亚洲棕种人（拉丁词fuscus）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这种分类方法被广为流传，甚至上世纪末中国小学地理课本中的人种红白黄棕的四分法，也是源自与此。林奈后来在1759年再版这本书的时候，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这词汇在植物学上是“枯萎、病态、死一般”的意思，林奈这样评价亚洲人显然是充满了歧视。

由此，中国人是黄种人的概念广泛在西方流行开来，并且中国人的“黄种人”形象逐渐被各种文学作品丰富起来，中国人的肤色、习俗、言行往往成为嘲笑对象，以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笔下的“傅满洲”最为著名。就是时至今日，不少好莱坞电影也难摆脱刻板印象的窠臼。

另一个描述概括中国人的概念“蒙古人种”，其实也有很强的种族歧视含义。18世纪后期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以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这种分类方法已经被认为是很不科学的，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的称谓基本被抛弃，但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仍频繁出现在有关中国的各种著作中。

由于蒙古骑兵曾经对欧洲进行过血腥侵略，因此，“蒙古”一词在西方语境中是负面的，意味着野蛮、落后。“蒙古人种”这个群体也被各种种族论者赋予各种负面含义，一些欧洲解剖学家认为，蒙古人种大脑容量下，肤色浅黄，与他们生性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很多疾病也被欧洲科学家冠上“蒙古”的名字，比如欧洲人认为眼内眦赘皮是丑陋的，于是称之为“蒙古褶”；骶部色素斑被命名为“蒙古斑”，认为这是人类没有进化好的表现；最荒唐的是唐氏综合征发现者约翰·唐（John L.Down）一开始把这种病命名为“蒙古人病”，因为患者普遍面容较宽，眼睛细小上挑，欧洲人认为这是患者发生了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由“高级”的高加索人种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

二战结束以后，遭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带来的战争劫难的西方，开始有意识清除意识形态中具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东西。“黄种人”的叫法开始为西方主流所抛弃，如果一个严肃的媒体或者学术著作采用这样的词汇，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代之而起的是“东亚人”或“亚洲人”（往往也是指东亚人和东南亚人）这种中性的、而又含有明显外部特征分类的词汇，目前欧美政府的族裔分类法都是采用这种称谓。

反而由于黄色在我国文化中是正面意义的，又加上1980年代港台歌曲、电影对这个概念的强化，使得我们忽视了西方人创造的“黄种人”概念所隐含的负面意义。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对“黄种人”的概念进行正本清源，最为著名的是台湾大学美籍教授Michael Keevak的著作《成为黄种人》（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该书详细揭示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东亚人观念史变迁，以及“黄种人”这个概念起源和内涵界定过程。即便是同样文化背景和族群特征的韩国人、日本人也从近代以来一贯抗拒“黄种人”的称谓，笔者认为，对于这个概念，我们也是慎用为好。

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