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亿天价罚款，能否吓阻美团技术作恶？

65亿天价罚款，能否吓阻美团技术作恶？

来源：汽车公社 C次元

作者：查攸吟

有些算法不仅需要公开，甚至还需要接受“算法审查”。

责编丨查攸吟

编辑丨任哲

对于美团外卖的反垄断调查案，也许将暂告一段落。

《华尔街日报》上周末（8月6日）爆料称：国家反垄断监管机构准备以“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名义，对外卖巨头美团处以总额约10亿美元的罚款。同时，美团将被要求调整运营，并结束那种被称为“二选一”的做法。

如无意外，具体的处罚结果，将会在未来几周内被公布。

当然，美团的问题，远不止仅仅一个“二选一”。利用算法手段极致压榨外卖送货员，基于大数据对用户进行“杀熟”操作，亦是被声讨的主要原因。其利用技术作恶的勾当，多次惊动央媒对其口诛笔伐。甚至市场监督部门在调查其行业垄断之余，也专门以官方名义表达态度。

7月末，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专门发出《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送餐平台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对外卖配送员的考核要求。

2020年，美团全年营收1148亿元。按照反垄断的处罚标准四个点计算，约为45.92亿元。但按照昨天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华尔街日报》传出的“10亿美元罚款”，折合人民币将近65亿之巨。

若外媒给出的数据大致无误，那么除去垄断问题，其中显然还包含着针对规避劳动法相关规定，甚至是利用技术对送餐员进行极限压榨的处罚。

01

赛博朋克：外卖

去年9月初，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了系统里》的文章引爆全网。赶在波兰著名游戏制作公司CD PROJEKT RED公司的3A大作《赛博朋克2077》之前，预先用一个“赛博朋克”味道十足的故事来热了热场：

“单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

在美团外卖平台各种严格的量化指标推动下，送餐员们必须准时准点，确保将“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压缩在3%的合格范围内。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个“单量”——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自己每月的收入。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在一个被称为“超脑”的配送系统驱使下，开启了一场疯狂的送餐之旅：乱穿马路已经不算什么，必要的时候闯红灯、逆行更是不在话下。和准时送达相比，交通法规甚至自己的生命安全，都可以视之为无物。

然而在最后，送餐员的努力只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很快，系统根据外卖员的准点表现，判断出送餐时间可以进一步压缩……

于是，新一轮的疯狂送餐之旅，重新开启。

美团外卖引以为傲的核心技术，就是便是“超脑”配送系统：基于各大城市道路基础数据、美团外卖十年以来的历史数据，以及架构在服务器内层层叠叠的神经网络，还有搭载于外卖员手机上遍布的传感器所共同罗织而成的“巨网”。

在“超脑”的实际运作中，其算法围绕着名为“预计送达时间”的核心指标——也正是这个基本指标，逼迫外卖小哥不断“上天入地”。

那么，这个逼迫送餐员视交通法规于无物，甚至甘冒生命危险的“预计送达时间”，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在一个完整的外卖订单中，实际的送达时间取决于许多因素，而其中就包含：接/出单时长、上/下楼时长、出餐时长和交付时长等要素。

而“超脑”在其中的工作，是给予送餐员位置、在途订单情况、送餐员能力、商家出餐速度，以及由当日当时天气、路况等综合数据得出的送餐难度，最后考虑未来单量等因素，将订单分配给其认为最合适的骑手。

在派单完成后，通过对上述节点的综合评估、计算，得出的预测时长，就是订餐用户和送餐员最为关心的“预计送达时间”。

这个参数关系到用户体验、骑手考评，以及平台的运营效率，并且直接影响整个配送系统的最终决策。2016年，王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说出“美团外卖平均28分钟内到达”，也进一步体现了平台对该核心参数的重视程度。

于是，正如文章里描述的那样：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只有38分钟，甚至更短——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实际上，若非部委出头发表“意见”，这个配送时间限制恐怕还能继续压缩。毕竟老板王兴在2016年就说了，“平均28分钟内”嘛。对于美团来说，竭尽所能减少“预计送达时间”的算法，根本目的是为了取悦订餐用户。毕竟，最大的竞争对手饿了么还没有倒下，甚至还在全身心推进其线上线下的大融合方案，试图从供应链层面来优化外卖商家的包材、食材等采购问题。想“干掉”对手，那是没有可能的。在APP里塞恶意代码强关同行的APP，早些年还能甩锅“已离职员工”，但搁今天无异于自杀。那么，唯有用尽可能短的配送时间，以绝佳的用户体验，来抢夺市场了。

而站在平台的角度，点餐用户、餐厅以及送餐员三者之中，显然最后那个，才是最好捏的“软柿子”。

02

技术，本该使生活更美好

赛博朋克不仅是科幻概念，更是一套哲学体系，它对技术发展，展现出一个绝对的悲观态度。创造这个体系的欧美科幻爱好者群体，赋予赛博朋克的核心概念是“high tech low life”（高科技，低生活）——科技非但没有让生活更美好，反而成为了渗透每个人生活之中，进行极致剥削和控制的关键。

曾经，我们认为这不过是种带着颓废腔的灰色寓言。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赛博朋克”的灰色寓言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上面提到的送餐员遭受技术霸凌的事情，相信多数人虽然会给予同情，甚至声讨掌握技术方的行径，但却未必会太当回事。既然美团外卖当前的核心指标“预计送达时间”本身就是抱着取悦订餐用户为宗旨的，那么未来的调整无非是放宽点送餐时间。

身为点餐大军，而非外卖小哥中的一员，大可以很大度地表现出宽容态度，至于其他的……与我何干呢？

然而，怀有这种想法只能说“too young， too simple”——都赛博朋克了，你以为自己跑得了？

2020年12月，一张“驴火”外卖页面对比截图曾引发热议，使美团在3个月后重新站到风口浪尖之上。

据发帖者的说明，这家他此前光顾过多次的驴肉火烧老店的配送费，从未超过3元。然而，在其开通VIP会员后，“我于12月9日12点30左右打开美团外卖”，发现配送费竟然翻了倍，达到了6元之多。

大惑不解的同时，这位食客以为是凑上了订餐高峰期，导致的配送费临时加成。于是，这位忍着肚中饥饿，关闭了美团APP，专门等待了四十分钟。

然而等到13点出头，他再次打开手机，却发现配送费依然没有变化。

由于怀疑自己遭遇到了传说中的“大数据杀熟”，出于严谨的态度，发帖者要来自己同事的非会员手机试了一下，而结果让他气歪了鼻子：

同时间（相差仅1分钟）、同送货地点、同一家餐厅、配送价位居然是不一样的。而且可笑的是，自己开了VIP的账号，配送费需要6元，而没有开的同事，只要曲曲2元！

基于特定算法，利用“大数据杀熟”的问题，是从去年年中起网上热议的话题之一。所以这个美团外卖大数据杀熟的勾当遭到“活捉”，而且有图有真相的新闻，很快就上了微博热搜，进而发展成舆情事件。

面对汹汹而来的舆情，美团外卖官方也被迫出面回应：

美团外卖根本不存在“杀熟”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软件定位缓存问题，致使系统定位出现偏差，所以才会出现配送费不同的情况。

然而用户不是傻子。因为类似的事情早非第一次，相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实际上，外卖平台由于其特殊性，大数据杀熟并不那么方便，多半也只能在配送价格、送不送优惠券上搞点猫腻。真正大数据杀熟的重灾区，是酒店住宿、机票预订等方面。而且在这一方面，美团被消费者“活捉”的案例其实可说是不胜枚举。只不过多数时候揭发贴都石沉大海，没有机会发酵成为舆情热点而已。

当然，采取大数据杀熟的企业，其实远不止美团一家。在这个“大数据”已经从市场营销的前沿概念，实际落地成为各家企业核心资源的当下，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堪称宰客于无形之中的利器。

没有多少人能搞明白，自己惨遭曾经信赖的网络平台大数据杀熟时，是因为账号上的哪个标签，其运作原则又是如何的。

无论是极限压榨劳务派遣送餐员，还是利用大数据杀熟，其背后都有着算法的身影。技术虽无罪，但是种种有心之人的过分之举，却很难提防。这正如同阿里巴巴前副总裁涂子沛在其《大数据》一书中所坦言：

自从算法诞生以来，就以竞争性商业机密的理由，一直在黑暗、封闭的空间中生长。

这是大数据时代、智能时代的新问题，一些算法会提供贴身服务，让人如沐春风；一些算法则可能涉及歧视、公平，甚至伤害公共利益、滋生“算法腐败”。这些算法不仅需要公开，甚至还需要接受“算法审查”。

近日，《人民政协报》也刊文批判了美团的“算法霸凌”行为，主张“坚决防止和避免平台经济囤积式垄断、割韭菜式竞争和无休无限地榨取剩余劳动力。”文中还有两句话颇为引人注目：

“把员工不顾命的飞骑奔跑的分分秒秒都与精准计算的元角分挂起钩来，无视员工的基本权益保障和生命安全。”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把人的两条腿当作电动车的两个轮子、把人的两只手搞得像智能机器人一样，显然是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背离的。”

实际上，美团的问题，也堪称互联网时代的“特色”问题。比如说，外卖平台采取的这个“众包”模式，就带来许多时代特有的问题：平台垄断的是数据，但它却没有实际垄断的实体资产。毕竟，无论外卖员的电驴，还是网约车司机的车，很多都是自己买的，从性质上来说，可都是生产资料。

所以乍一看，美团不和外卖小哥签劳动合同、搞“最严算法”，似乎也有那么几分“理由”——

既然我平台没为你提供生产资料，自然也就没有和你形成劳动关系。从性质上来说，外卖小哥和个体户并无本质区别啊。至于我平台么，也就是当了个“牙人”啊。

然而送外卖的真的是个体户吗？怎么可能呢，毕竟外卖订单可全捏在平台手中呢！

因为美团那点事，最近笔者曾和一位朋友起过争执。倒不是因为“二选一”的问题，更不是关于该不该和外卖员签合同上社保。

争议的焦点在于，笃信法制、自由经济的他坚定地认为，“最严算法”虽然过分，但本身并没有违法，外卖员和消费者一样，完全可以“用脚来投票”，并最终使行过分举动的企业损失惨重被迫做出改善。所以他认为，以此为理由来处罚企业，显然是不合适的。

然而笔者并没有说服他的兴趣。因为在我看来衡量善与恶、是和非的标准，并不仅仅依据法律条文。

实际上，被成文法所界定的违法内容，通常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事情的底线。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如果仅仅以“守法”作为行为准则，那么这个人或者这家企业，必然是面目可憎的。

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