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避免运动式减碳，要重视碳税这个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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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以来，不少地区限电停产，部分地区甚至拉闸限电，直接影响民生。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认为，各地拉闸限电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运动式减碳，而其后果是激化减排、减碳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徐晋涛说，回顾历次运动式减排造成的问题，一是手段粗暴，导致大量的企业被强行关闭，大量的产能强行停摆，短期内出现大量的失业。二是，政策效果不具有持续性，运动结束，会出现报复式的反弹。

鉴于此，徐晋涛建议，环境治理要避免运动式减排、减碳，需要建立长效机制，而核心是改善环境执法。在具体举措上，一是，首先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应该加强对经济政策运用。

他认为，经济政策可以降低污染减排和减碳的社会成本，使得减排和减碳的阻力降低。二是经济政策中的税收手段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从而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去加强环境监测和严格执法。“如果不采用经济手段，只把环保与政绩考核挂钩，就很难避免运动式减排和运动式减碳。”徐晋涛强调。

以下是徐晋涛的发言全文，经本人审订。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

“双碳”背景下，结合今年的拉闸限电现象，我从价格管制、运动式减碳和长效机制方面，谈三点看法。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一是要提高电价浮动的幅度；二是要避免和防止运动式减碳。现在看来，各地拉闸限电，一个很重要因素是运动式减碳，因此，国务院要予以遏制或者限制。

首先是电价。

任何价格管制都会带来供需矛盾，过剩或者短缺，以短缺为主要表现。一旦有价格管制，价值低于潜在的市场均衡价格会导致需求量超过供给量，导致短缺。

改革开放至今，在很多领域，价格管制已经取消。但凡是保留价格管制的领域都是特别难啃的骨头，也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目前堡垒还剩三个，电力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这些领域都有价格管制。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存在长期短缺、长期供给不足、不充分的问题，老百姓意见都很大。这次国务院明确，允许一定程度的放开电价，对电力部门的深化改革、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都有特别好的推动作用。

关于电荒的原因。首先，电荒在中国具有周期性，每隔一段就会因各种原因，发生一次电荒。

但像这次大面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多省份发生电荒，一定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电价的问题。煤价已经基本市场化，电价还在管制，所以一定会出现价格倒挂，最后出现供需严重脱节。此次国务院会议明确，允许一定程度放开电价是个特别好的转折点。也许对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都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黄益平老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常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要从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型。奇迹式增长的特点是生产要素价格管制，最终产品价格市场决定。电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环保部门在力推，今后，能源以电气化为主，因此电的需求会逐步增加。但是电价长期管制，用电大户会长期得到隐形补贴。这种生产模式不可持续。所以改革电价，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步走向常规增长，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举措。

第二，运动式减碳的问题。

中国的环境治理历来是运动式的，从1990年代末期的零点行动，到“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2016年开始的环保督察，都是如此。我们用运动式的方法解决问题，说明长效机制是失灵的，后果是激化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从各方信息来看，此次拉闸限电大体上有如下原因，一是价格倒挂，二是西南、西北和东南沿海的省份，因为“能耗双控”目标遇阻，地方政府开始拉闸限电；另一方面，东北限电的原因主要是煤价与电价价格倒挂，不但影响生产用电，甚至影响民生用电。但是有很强的声音试图将这次电荒全部归咎于“双碳”目标。所以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的弊端是在激化减排、减碳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电荒问题不在于“双碳”目标，部分原因在于运动式减排、运动式减碳。

回顾历次运动式减排造成的问题，一是手段粗暴，导致大量的企业被强行关闭，大量的产能强行停摆，短期内出现大量失业。二是，政策效果不具有持续性，运动结束，会出现报复式反弹。

另一方面，现在的运动式减碳与以往也有不同。过去环保部门比较“弱势”，但是从“十一五”以后，中央把环保与地方政府的考评联系在一起，同时仍然保留了运动式减排的手段。在这种政策目标下，地方政府执行减排任务靠拉闸限电和关闭企业，长此以往会激化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使社会对环保信心不足。

同时，运动式减排、减碳的另一个结果是环保部门的行政权力得到加强。因为中央要推动减排和减碳的政策。各级环保部门的行政权力史无前例地加强，但这并不见得有利于各地减排和减碳的目标。

第三，长效机制的建立。

环境治理要避免运动式减排、减碳，需要建立长效机制，而核心是改善环境执法。中国1979年已经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如果环境执法严格，不会有特别大的环保问题。之所以环保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于我们环境执法的环节非常薄弱，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具体而言，地方政府过去主要的考评是经济增长，把环保排在优先序列的后端，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严格执法的长效机制，这方面亟待加强。所以首先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要真正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就应该加强对经济政策运用。首先，经济政策可以降低污染减排和减碳的社会成本，使得减排和减碳的阻力降低。二是经济政策中的税收手段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从而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去加强环境监测和严格执法。如果不采用经济手段，只把环保与政绩考核挂钩，就很难避免运动式减排和运动式减碳。我国在气候行动方面尝试采用的经济政策手段是碳交易。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考虑碳税的现实必要性。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欧美各国即将推出的边境调节机制，可以称为“碳关税”制度，会倒逼产业链上的各国实行碳税机制。如果发达国家市场征收碳关税，我们如果想避免向对方交税，就必须在国内有明确的碳价信号。过去我们讲碳交易的好处是减排量明确。但是在边境调节税环境下，要的是碳价格明确且可以灵活变动，这一点碳税要优于碳交易。

所以从未来全球共同减碳的角度，碳税也是特别重要的政策工具。但也可以考虑混合的机制，比如我们非出口行业，像电力行业仍然搞碳交易。但是对出口产品，比如机电产品的碳足迹可以征收碳税。

责任编辑：李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