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 被遗忘的山西乡村古建

原标题：暴雨过后，被遗忘的山西乡村古建

魁星楼倒了。

曾经它是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闫家庄村最高的建筑，存在了至少百年。

今年10月初，它在山西历史罕见的强降水中，悄无声息地倒塌，甚至连住在旁边的村民都无法说清，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魁星楼是什么时间倒下的。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28027处。暴雨过后，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晋祠、平遥古城和千佛洞石窟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实际上，受灾更严重的是市县级别文物及未定级文物。

据山西省文物局统计，截至10月11日19时，山西各市上报全省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及周边护坡、围墙坍塌等险情。经初步评估，受灾害影响文物中，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1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803处。

这些低保护级别古建散落乡间，数量巨大，长期以来无人看守、无资金修缮、无专业保护。这场大雨给它们带去致命的伤害，也带来了关注。有人“撑伞”，有人捐款，有人奔波于乡野，只为扶它们一把。

“这些低保古建也有独特的价值，它们代表了某个时代、某片地域。“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院长任毅敏表示，文物数量大，经费和人力不足，这是山西文物保护普遍面临的困境。接下来，文物保护工作应向低保古建倾斜，努力做到“应保尽保”。

倒下的魁星楼

新绛县闫家庄村的魁星楼，是在倒下后被关注的。

十月初，连日的强降雨把它冲毁，它的断壁残垣被拍下，上传到网上，引起了关注。国庆后，有四五拨人来拍照、拍小视频。在边上住了30多年的刘秀芬不明白，“楼都塌了，有什么可拍的？”

保护古建的志愿者唐大华看到了照片，决定去新绛县寻找它。山西地势北高南低，位于晋南的新绛县是文物大县，也是此次雨灾的重灾区。10月7日，汾河下游新绛段遭遇近40年来最大洪峰，发生决口。

从新绛县县城去闫家庄要路过汾河。10月16日那天，汾河河道被洪水冲宽，布满黄泥，路边堆着抗洪的沙袋，本该收获的苹果树和梨树已经被水泡得发蔫。闫家庄里，玉米地里还有洪水来过的痕迹，玉米秆被水泡得发黑发霉。各家各户门前都晾着玉米，一片金黄，偶尔能看到一两户塌了的民宅。

寻访古建，唐大华有经验，“山西有很多魁星楼，一般建在比较高的地方。魁星点斗嘛，越高离魁星越近。”若是早来几天，他或许只需抬头看看就能找到。而现在，只能向村民打听，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通往魁星楼的乡间小道。刘秀芬告诉唐大华，“国庆下了几天大雨，雨停了，发现这楼塌了。”

那是一个斜坡，通往一片广阔的玉米地。魁星楼就藏在斜坡边上，周围长满了野草和树木，密得无法下脚。魁星楼的楼阁几乎全部坍塌了，幸存的瓦片耷拉着，倒下的土砾堆成一个小坡，冲倒了旁边的小树，只留下裸露着夯土的台基。

看到又有人来拍魁星楼，刘秀芬从屋里拿出了一本相册。翻来翻去，她终于找到了那张三十多年前拍的老照片，“你看，背景就是这个楼。”照片里，9位男子站成一排，穿着黑外套、红毛衣，背后是有着高大台基、两层木阁楼、砖瓦完整，还有石栏杆的魁星楼。

现年53岁的闫建林也有一张类似的照片，是他27岁时拍的。在山西，年龄若是逢“九”的倍数便算是一个“槛”，相当于“本命年”。闫建林说，每到逢“九”的年龄，村里的同龄人都会在魁星楼前拍一张合影。

“魁星楼以前可好看了，是我们村的标志，大家都喜欢来这拍合照。”闫建林小时候，魁星楼旁边是个学校，男孩子们会在课余时间爬上去，登高远眺。

年过花甲的闫树德小时候也喜欢爬魁星楼，夏天乘凉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大片麦田和芦苇，“还有莲花，这么大，很漂亮！”他用手比画着，黝黑的脸上笑出一排白牙。

闫建林在9岁、18岁、27岁和36岁时，分别在魁星楼前拍下过照片，也是一点一点看着它变得破败。人们不再与魁星楼合照，闫建林45岁那年的照片拍摄地改在了村口。

村民再提起它，只剩下回忆和惋惜。“以前就我们村子的魁星楼最好，每年都有大学生，还有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村里有企业家说过要修，但一直没动静。”闫树德说。

关于魁星楼的历史，后来的人们可能再也无法得知。它不在新绛县文保单位和未定级文保单位名录内，未有记载；此次损毁严重，找不到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或木头；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闫树德听91岁的母亲说过，在她小时候魁星楼就已经存在了。

它最后的画像，或许是在画家连达的笔下——底部台基外层的包砖成片地开裂脱落，里面的夯土被雨水冲刷得沟壑纵横，两层砖木楼阁的右侧屋檐掉了一角，椽子孤零零地往外伸着，整座楼阁严重歪斜变形，木料不堪重负。

连达从1999年开始手绘山西古建筑，至今已经画了约2500幅。2015年，他第一次看到魁星楼时，顾不得吃饭，顶着烈日坐在树丛和杂草中，将它画了下来。“这也许是它最后的画像。我感觉来阵风，它就倒了。”

时隔六年，再看到魁星楼倒塌的照片，连达觉得可惜，但并不意外。“在这样的大雨中，不知道有多少散落于乡村山野的古建筑会最终走向消亡。”

“国保省保都保不过来，其他再等等”

吕梁山脉下的光村，是个历史文化名村。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子有国保唐代的福胜寺、正在申请省保的元辽的玉皇庙，还有3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胜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寺内建筑高低层叠，错落有致，殿内有宋、金、元、明各代彩塑。其中正殿的“南海观音”是宋代彩色悬塑，曾被评为“最美观音”。

9月26日，外面大雨倾盆，大殿顶上有水珠滴落，原本布满灰尘的佛像底座上，雨滴的痕迹清晰可见。守庙人李天保发现后，拿来雨布和塑料袋，盖在佛像上，下面用瓦片压着，然后给文物局打电话汇报。

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李天保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爬不上高处，无法给漏雨的大殿扯一块挡雨布。这些还是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来了之后才做到的，他们找来脚手架，搭到屋顶，扯起一块大的塑料布，一点一点拉扯着，罩住了大部分佛像，光这一项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李天保一直在旁边看着，“我在这死死守着呢，佛像不能坏了。”他今年56岁，已经在福胜寺守了10年，搭档刚刚由一名70多岁的老人，换成了50多岁的“年轻人”。

新绛县的大多数守庙人都和李天保差不多大，他的父亲也是从50多岁开始守庙，一守就是20年。接班之前，李天保也像村里的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父亲生病后，家人劝他留了下来，拿着一个月300块钱的工资，一干就是10年。

平日里，福胜寺并不开放，两把大锁锁住大门。李天保就住在大殿侧后方的房子里。屋里一床一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对面是火灾报警控制器和监控视频，连着围墙上的防盗感应器。李天保不大会用，有一次火警在半夜响起，他急得只穿了一件单衣，便踩着单车转了一圈，所幸是虚惊一场。

福胜寺后面的玉皇庙是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无人看管。根据庙内碑文记载，玉皇庙最早于“元辽时建立殿堂，内无神像”，并于大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08年）补塑神像。

唐大华记得，他九年前看到玉皇庙时，正殿塌了一间，连门窗都没有。这次故地重游，“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甚至更加破败。

大雨那几天，曾经的守庙人荆润管回来查看情况，围墙坍塌，正殿漏雨。之前有裂缝的屋角用铁丝固定住，在这场大雨中也被冲开，塌了下去。

荆润管一家三代都曾住在这里，顺便照看玉皇庙。直到2015年，儿子结婚搬入新居，他们一家才搬走。这次回来，他也只是看完后向村长汇报，然后拴好木门离开。红色的木门上，用白色粉笔写着：谢绝参观。

光村的3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损伤，但鲜有人关注。村民说，也有文物局的人来看过，“他们说，国保和省保都保护不过来，其他的再等等。”村里曾做过预算，修好玉皇庙大概需要500万，仍在等待文物局的拨款。

在唐大华看来，山西很多乡村都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的困境，若只靠村民筹集修缮经费，几乎不可能。

唐大华是个古建筑爱好者，自2012年起，探访了山西1000多处古建筑，并在网上创建了“随手拍救古建”专题。他的初衷只是想为保护古建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求个心安，“看着它们毁掉，不能无动于衷。”

没想到，“随手拍救古建”的话题在微博上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此事。2012年至2015年间，唐大华经常带着媒体记者去山西寻访古建。其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央视《经济半小时》于2015年连续推出4期节目，名为“山西：文物大省为何‘糟蹋’古建”。

数十家媒体的集中报道，也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出台。

2015年3月，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宣布，计划共同筹集15亿元，启动山西古建筑保护工程，抢险维修235处国保、省保木结构古建筑。同时，要求市、县两级政府筹集资金，对全省200多处元代以前的市保、县保古建筑也进行抢险维修，真正实现“全覆盖”。

自那以后，唐大华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一些。2018年，他与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再次回访山西古建，发现大部分国保、省保建筑都得到了保护修缮。

而那些散落在乡间的低保护级别、甚至未定级的古建筑，因数量大、保护经费和人力不足，总是被忽略、不得不“再等等”。

先撑起一把“伞”

另一座玉皇殿，因为一把“伞”在雨中幸存。

临汾市洪洞县贺家庄村，两层蓝色的彩钢瓦罩住了年老的玉皇殿，锃亮的不锈钢柱立在四周。庙前的地板还湿着，金黄的玉米棒子晾了一地；庙后方部分斗拱坍塌，几根柱子摇摇欲坠。

“如果没搭这个彩钢棚，这座庙可能扛不住这次雨灾，就塌了。”贺家庄村支书贺国平介绍，彩钢棚是两年前一位驻村干部组织搭的，他原本是县里的文物工作者。在他的极力争取下，为这座县级保护文物撑起了一把“伞”。

但“撑伞”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玉皇殿内一股霉潮味，顶上的柱子也有雨水侵蚀的痕迹。唐大华介绍，彩钢瓦虽然可以挡住大部分雨水，但也挡住了阳光，殿内变得潮湿。而北方的古建筑，在瓦片之下还会铺一层泥保温，赶上雨水大的时候，殿内的泥瓦木头也会被淋湿。如果不能及时晒干，湿墙变重后，也会加剧建筑坍塌的风险。

贺国平回忆，搭建这个棚子大概花了7万元，当时还请人做了修缮方案。他拿出了两本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工程总造价200万，其中工程费用占82%，设计费占7%，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

万事俱备，只差经费。

后来，那位挂职的村干部走了，玉皇殿的修缮计划也就此搁浅。“我们想修，但是哪里筹得到那么多钱？”这个11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只有一半，还大多是老人，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筹集200万难如登天。

文物数量大，经费和人力不足，这是山西文物保护普遍面临的困境。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院长任毅敏介绍，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低保护级别和未定级的古建筑又占了大多数，若要保护修缮，需要大量经费。“虽然现在省级财政每年拿出1.7亿元，各地市财政也都有投入，但是和保护对象数量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除了财政拨款，山西省也在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

2014年，山西启动《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立法。2017年3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启动低等级文物“认养”新政。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

截至目前，山西文物认领认养项目已经累计238处，但相比于2.8万处古建总数，还是太少了。同时，还面临着“认而不养”、认养后乱改建、使用不当等乱象。

此外，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一起推动了保护古建的“撑伞行动”。最早是长治市“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何艳军发起的，由濒危文物所在村的村干部、村民等发起倡议，通过互联网平台筹款，志愿者和专业撑伞队伍完成施工。如今，已经在山西长治成功“撑伞”20处。

汤敏所在的公益组织“古村之友”也参与了“撑伞行动”，他将这笔钱称为古建的“抢救资金”。“完整修缮需要的资金太多了，但‘撑伞’的花费平均在2万元，几乎每个村子都能筹到。”另一方面，修缮文物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村民自行修缮可能会造成二次破坏，而“撑伞”的难度较低，可以为文物“续命”20年。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塌掉，搭棚子也是无奈之举。”汤敏表示，古建筑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而当地的村民是古建筑保护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好的守护者。“我们在筹集资金的时候，也是在增强村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们参与进来后，文物保护，慢慢变成了文化保育。”

“每处文物都有独特的价值”

也有“幸运”的魁星楼，在大雨前就等到了修缮。

闫家庄村十几公里外，西庄村的魁星楼是一座建于清代的三层三檐砖木建筑，1981年被纳入新绛县县级保护文物保护单位。今年3月，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出资对其进行保护修缮。

唐大华到达西庄村时，魁星楼的修缮工作正干得热火朝天，脚手架搭了十几米高，周围地上堆着沙石材料。据工人们估计，12月才能完工。周围的村民说，县文物局前后来考察了两三年，预计修缮费用近百万。

西庄村的人口是闫家庄的两倍，将近三千人。村民以做石雕生意为生，家家门口摆着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拴马石、佛像等石雕，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10月18日，正逢农历九月十三，是村里举行庙会的日子。

关帝庙前面的街上，人声鼎沸，小摊、小帐篷挤满本不宽敞的村道。彩色的糖果倒在铝盘里，现炸的苦荞片在漏勺里浮沉，铁锅里炖着冒白烟的凉粉，糖炒栗子在不停地翻滚……

这样的热闹庙会，一年也没几次。西庄村的关帝庙，也是一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院子里种着长青的柏树，木门是后来修建的，上面刻着浮雕：一九八六年生三十六岁合捐。细碎的阳光洒进关帝庙，射在门旁的大红灯笼上，正好照出了“保佑”二字。

村民信奉关帝，每逢初一十五，都会来给关老爷上香。84岁的李兰华，银发蓝衣，正在虔诚地上香、磕头，为关老爷供奉油灯。她算是关帝庙的守庙人之一，和村里其他几位老人轮流照应着这里。

太阳移到头顶上方，李兰华站在院门口张望，不停地念叨着：“几点了，几点了，他们要来了吗？”她在等来自新绛县盐湖区的蒲剧团。

在山西，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古庙，庙前通常都有戏台。庙会以此为中心展开，村庙不仅聚集了村民的人气，也是村子的文化中心。

“这戏是唱给神看的，也是唱给人看的。”村民给庙里捐香火钱，这些钱用来请剧团唱戏献给神明，人们也能借光看戏，剧团副团长张广平介绍。他常年下乡演出，有老戏迷跑到后台给他送自家的饼，还有人给他拿了一条烟，退休的老村长也来串场主持，人们总是盼着这样的热闹。

台上是粉衣长辫的王宝钏，台下大多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戏台上，身着绿衣的王母甩袖一唱：“三姑娘，开门来！”台下牛肉面摊的老板应了一句：“来啰！”众人大笑，好戏开场。

唐大华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乡村古建筑的社会价值，更应该得到重视。”西庄关帝庙是清代建筑，按照文物价值，它的修缮理应排在诸多国保、省保之后，但它在1997年重新塑像，2004年新修院墙，都是村民们自发修缮维护的，捐款筹资的石碑还摆在院里。

“有些文物，虽然可能是低保护级别，但它代表了这个地方特别的价值。”任毅敏举例，正如有人长得漂亮，有人长得一般，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群体。每个时代、每个地域的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所在，“我们做文物保护，要保护的是文物的多样性。”

在任毅敏眼中，古建筑不仅仅是一个房子，更承载着历史文化和社会民俗，反映了时代变迁和地域特色，是历史和文化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

从业36年，他把自己比作文物的医生，希望“这些文物能在我们的呵护下，一代一代传承，让它永久地保留下去，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场大雨也给文物工作者提了个醒，“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我们能不能做一些预防性的保护工作？”他希望文物的日常维护和预防性保护能得到更多的重视，“日常的巡护已经做到国保、省保全覆盖，市县保基本上是部分覆盖，我们正努力做到全覆盖，应保尽保。”

唐大华在山西走访了十几天，回到山东后，开始马不停蹄地更新“随手拍救古建”专栏。他看到国保、省保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缮，想让更多人关注到低保护级别的山西古建，“国保省保无忧了，轮也该轮到乡村小庙了吧。”

闫家庄村最近有个好消息。村主任闫益林说，近期有文物局的人来看过倒塌的魁星楼，“答应修了。”

“要是有人来修，我肯定帮忙，力所能及嘛。” 闫树德家的玉米地就在魁星楼附近，他天天骑着三轮车去地里抢收被泡烂的玉米，每当看到有人来拍魁星楼，就会停下来，热心地介绍一番。

闫建林明年就54岁了，又是一个逢“九”的年份。他盼望着，闫家庄的魁星楼能修好，自己和同龄人能再拍一张与魁星楼的合照。

（应采访对象要求，闫建林、闫树德、刘秀芬、李兰华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王志敏 山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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