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一年 第24个GDP万亿城市呼之欲出

原标题：“迟到”一年，第24个GDP万亿城市呼之欲出

每经记者 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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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东莞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

去年，东莞曾“爆冷”错失“万亿俱乐部”城市标签。作为仅剩的GDP在9000亿量级的城市，东莞能否在今年实现跨越自然备受关注——

从前三季度数据看，东莞GDP达7694.62亿元，同比名义增幅为11.6%，总量上超过去年GDP已达万亿的西安与福州。目前来看，东莞大概率将在今年正式成为全国第24个GDP万亿城市。

尽管已“迟到”一年，但实现这一转身仍显来之不易。

各分项数据可透露一二：在已公布数据的万亿城市中，东莞不仅GDP增速相对靠后，且11.1%的规上工业增速、8.5%的固定投资增速，对于制造业大市东莞也难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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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数据显示出，在去年遭遇“失速”后，东莞走出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复苏的步伐仍显缓慢。换个角度看，从“失速”到“加速”，也是东莞在迈上万亿新台阶之前，反思自我的机会。

东莞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量下，面对新一轮城市竞争，是否已然准备就绪？

转身

去年，曾经“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美誉，在疫情影响下突变为东莞的掣肘。

在分析东莞去年经济情况时，一组数据被不少人提及：2020年东莞进出口总额1.3万亿元，下降3.8%；相应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193.09亿元，下降0.9%。两项与东莞“世界工厂”形象直接相关的数据下滑，令东莞GDP最终以9650.19亿元“遗憾”收官。

直到今年，影响余波犹存。今年上半年，东莞进出口两年平均增长率为3.7%，不敌同为外贸大市的深圳（9.0%）、苏州（7.8%）等城市。而到前三季度，东莞进出口两年平均增长进一步恢复到6.7%，与不少已公开数据的万亿俱乐部城市相比，同样慢了半拍。

较高的外贸依存度难免让东莞陷入“大船难掉头”的困局，但这就是全部吗？

不久前，《中国海关》发布“2020年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报告”，与数据相一致的是，东莞在14年来首次跌出“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前五强行列，居于全国城市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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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四个分项排名中，则进一步揭示了东莞外贸的细节：在水平和效益两项竞争力排名仍位于前五的同时，东莞的外贸结构、发展竞争力则在30名开外，显示出明显的不平衡。

根据报告解释，外贸结构竞争力指数衡量城市外贸圈产品出口高度化和市场、产品多元化程度，而发展竞争力则牵涉城市是否充分有效利用外资、带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聚集力。

换句话说，产业问题才是东莞外贸迟迟难以恢复的更深层原因。

在东莞艰难转身的过程中，工业与外贸仿佛一对“难兄难弟”。以前三季度数据为例，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仅3.8%，其中，规上工业五大支柱产业两年平均增长仅3.0%，而作为东莞“名片”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更仅为4.0%。

企业规模总体较小、附加值不够高，使东莞制造业更难以抵御外界冲击。

一个突出的细节是，去年，东莞对外宣布，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突破一万家，超过深圳登顶广东城市。但与之相对的是，2020年，东莞规上工业总产值为2.16万亿元，仅为深圳3.7万亿的58.3%。同时，有机构数据显示，到今年初，东莞在业企业1180470家，其中810399家企业是小微企业，占比68.65%。就行业来看，批发零售和制造业分别占比48.2%、20.58%。

新路

找韧性、找后劲，一直是东莞作为制造业大市的“心病”。

2017年，针对全市工业“繁星满天、月亮寥寥”的局面，东莞以市政府“1号文”的形式发布“倍增计划”。该计划意在通过提供政策、产业、土地、资本和人才五方面普惠性优惠政策，推动试点企业实现规模和效益“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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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维东直言，政府部门已意识到，单纯依靠生产要素做大东莞经济总量的做法，在现有要素被充分开发的背景下，已经不可行，而创新驱动对东莞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促进作用却很明显。

推出“倍增计划”，也是东莞对于迈向“万亿俱乐部”的提前量布局。

从推进上看，“倍增计划”已然成为东莞工业近年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刚公布的三季报就提到，全市412家倍增计划工业企业（含名誉企业）增加值626.72亿元，增长25.2%，增速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9.3个百分点。

但“倍增计划”并未能在更大范围上解决东莞成长的“烦恼”。相反，面对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愈显突出。《南方都市报》撰文提到，尽管有了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但尤其是近两年受外围环境影响，东莞寻求改变的心更加迫切。

在今年的东莞“两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肖亚非再次发出警醒，要是完全走拼空间、拼消耗、拼成本老路，是很难走下去的，“东莞的经济转型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要找一条新路，加强内循环，在他看来，对于东莞将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在资源愈加受限的情况下，东莞筹谋动及根本——从过去“就一根两根”支柱产业的状态，向打造“四梁八柱”的产业结构转型。

今年，东莞推出以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数字经济、新能源、新一代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为核心的七大战略性新兴基地，以摆脱“一业独大”、提升对外界风险的抵御力。而基于松山湖的现有发展水平，东莞进一步推出松山湖科学城战略，该片区被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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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忧

2016年，一篇名为《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引爆网络，令华为与东莞的新一轮合作被更多人看到。文章没有提到，早在2005年开始，东莞就和华为开始合作，并将当时新设立不久的松山湖50万平方米产业用地提供给华为；在2019年华为完成松山湖全面布局后，为东莞带来难以计数的产业和发展红利。

这几乎是为华为和东莞量身打造的故事。任正非曾说，“工业现代化，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而当时的东莞恰有华为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而对于东莞，在深莞融合的缓慢推进下，华为的到来也带动了一阵风。

有报道显示，过去5年，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深圳走向东莞。一个例子是，在长安镇的810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60家从深圳转移，深圳订单占比超过50%的企业有49家。

而在华为的带动下，松山湖成为东莞重要的产业中心。华为机器、华为大学、华为终端、华为研发实验室、华为台湾科技园南部学校、华为人才房等项目，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研发人员汇聚于此，推动松山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千亿规模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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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一个更大的规划，“松山湖模式”能否复制更多？

提笔作答前，东莞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土地资源愈加受限。早在2018年，时任东莞国土资源局局长刘杰就指出，东莞土地开发强度已逼近50%的生态极限，将在全省率先开启减量土地规划。住建部最新发布的《2020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东莞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已达48.5%，甚至超过深圳的48.1%。

为保障工业用地，东莞在2018年就划定30%的工业保护线，向深圳“看齐”；而在更早前，东莞还曾探索对工业用地进行产权分割，以提升城市在工业项目招引上的竞争力。

肖亚非曾提出，要“努力把东莞打造成大湾区中最适合先进制造业生长的城市”。而眼下的深圳，也释放出留住实体产业的积极信号——就在不久前，华为以低价将龙华区一宗工业用地收入囊中。

面对新的情况，东莞眼下的出路，或许仍如肖亚非所说，要“大胆积极与深圳对接交流”，同时，打造优良的综合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并保持好生态优势、成本优势。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