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万宁：双重压力下的“槟榔之乡”

原标题：海南万宁：双重压力下的“槟榔之乡”

10月9日，海南万宁长丰镇，当地人刘进坐在一家台球室门口，翘着二郎腿，左手夹一根烟，嘴里嚼着槟榔。从12岁吃到56岁，张嘴露出一口黑牙，舌头被槟榔和贝壳粉染得通红。

海南万宁，这座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县级市，以吃槟榔、种槟榔、槟榔初加工闻名，早在2011年就被原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槟榔之乡”称号。截至2020年，万宁有242家槟榔初加工企业或合作社，近30万农民从事槟榔种植。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很多人做着与槟榔有关的活计。

每年10月，是万宁槟榔采摘、收购、加工的旺季，今年槟榔鲜果价格又创历史新高。但靠槟榔过活的人们，鲜有收获的喜悦。

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局长刘立云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槟榔黄化病发病面积已达67.1%，槟榔减产约一半。早在今年9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要求自当日起，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

10月本是槟榔加工的旺季，但据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初步统计，截至10月13日，却有约70%的加工厂尚未开工。“最怕过一两年政策更严厉，禁止销售槟榔，五十多万亩槟榔地，不知拿来干什么”，刘立云说。

当地一度提出，“把小青果做成大产业，小槟榔做成大民生”。但在黄化病和政策的双重压力之下，这座以槟榔为农业支柱产业的小城，如今被焦虑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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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小城

十多名槟榔小贩端着塑料盆，围在两块红地毯边上，等待行动的信号。

直到槟榔鲜果从蛇皮袋滚落，在地毯上撞出沉闷的声响，人们迅速蹲下身子挑选槟榔——每晚9点，这一幕都在万宁中央北路的四叔槟榔批发店上演。

这些槟榔，被称为“南调果”，供给本地食客。个把小时前，由“四叔”朱学飞的伙计，从同在海南的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拉回。而质量稍逊的“北调果”，大多将在烘干后运往湖南深加工。

即便每100斤槟榔只有二三十斤佼佼者“现身”朱学飞的红毯，小贩们仍要早早赶来，挑出更拔尖的，在当晚或次日出售。

10月10日晚，朱学飞也蹲在地上，帮老主顾挑选——青色、表面光滑、个头胖且尾部拱进去些的果子，追求耐嚼、脆爽的口感。细腻的上好贝壳粉，至于蒌叶，最好是爱心型、厚实些的。他分享秘籍时，被女儿用方言打断，“哎，你不用讲那么多”。

批发店，像是一条静脉，经由街头小贩这些毛细血管，将槟榔输送到万宁人嘴里。一片槟榔，配上刷有贝壳粉的蒌叶，三者共同作用，咀嚼出的汁水变为红色。万宁的大街小巷，留下残渣的斑斑红迹。槟榔的味道，在老饕们口中变得麻木，他们只记得最开始吃的时候，像喝醉酒那样，还出了身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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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南宋时期，王象之就在《舆地纪胜》中记载：“琼人以槟榔为命”。万宁当地人能说出更生动的案例：八九十岁牙齿掉落的老人，敲碎槟榔，用牙床抿出汁水；早年槟榔短缺时节，咀嚼槟榔树的嫩根，替代槟榔果；槟榔花，被用于煲鸡汤；甚至在牙刷尚未盛行时，用槟榔果刷牙清新口气；如今，婚丧嫁娶的宴席上，仍离不开槟榔。

一年四季都有槟榔供应，成了朱学飞的杀手锏。

乐东县的槟榔能从8月摘到12月底，次年1月到4月从琼中和五指山进货，5月起则进口缅甸和越南的槟榔。“槟榔多的时候，谁都要的到果，槟榔少的时候去哪里要”，朱学飞说，物以稀为贵，去年最贵时，一斤槟榔卖到215元。

10月份，市面上槟榔正多，朱学飞这儿，一斤槟榔批发价在38元左右。他心里门儿清，3个槟榔卖10块钱，街头的槟榔小贩差不多能挣4块，“一天卖几百块，上千块钱的都有”。

53岁的“铁嘴”王爱花，几乎就是这样一位当地槟榔食客人尽皆知的头号人物——卖得早、量大、果子新鲜。甚至有传言称，富商每月给她一万元，在馋槟榔时立马送去鲜果。

同过去40年来一样，10月12日下午，王爱花坐在红专东路边。

一块搁在塑料筐上的木板，摆满了槟榔和蒌叶。日晒雨淋，这样的木板烂了好几块。王爱花左手拿着牙刷，在叶子上刷贝壳粉，把叶片折成三角形，再盖上保湿的毛巾。开车经过的路人，摁下喇叭，朝她比了个“2”。王爱花左手换上了刀，右手掌心上的槟榔被切成三块。20块钱的槟榔连同折好的蒌叶，被塞进红色塑料袋，交易全程不到10秒。

“老顾客现在没那么多了”，她抬起头，露出额头上的几绺白发。王爱花肤色黝黑，身子瘦长，斜挎着黑色小包。家中六姐妹，她13岁起就帮母亲卖槟榔，“那时候很少有人卖的”。

王爱花说，以前生意好，一天能卖400多块钱，现在一天才卖100多，下雨天只有七八十块钱。靠卖槟榔，她养活了两个儿子、老公还有自己，“老公不干活，整天喝酒”。很难再有一份工作，让只念到小学四年级的她，撑起四口之家。

一场台风正逼近海南岛。旁边服装店放着她听不懂的流行歌，货架上的袜子，几次吹落砸在肩上。接起电话，王爱花拎着一袋槟榔，骑上电动车，又赶去送货。

到了夜里，更多年轻的女子散落在万宁街头，做着和王爱花一样的活。凌晨两三点，还能见到她们。“现在钱难赚，工作不好找，很多人都卖槟榔”，卖槟榔的小妹又补上一句，“槟榔也不好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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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已经在空气里了”

一杆秤、一块蓝布、一把簸箕和铲子，是槟榔收购商符传梅的家伙什。

10月9日，连日暴雨停歇。万宁长丰镇农贸市场对过，往来农民比前些日子多。

有农民从电动车后兜取出槟榔，“又是拿小袋子装的”，符传梅苦笑一声，接过袋子过秤。收购槟榔，靠量取胜。她预计，今年收入比去年要少一半多。

这一行，符传梅干了五六年，槟榔一年比一年少。往年最多的一天，她收了1万多斤，而今年每天都不到1000斤——这只是以前一个农民的单日采摘量，“你看看差多少”。槟榔少了，怕磕着碰着，她在地上铺了层蓝布，还有同行去地里帮农民摘槟榔，“割下来就收走了”。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万宁的槟榔树染上了黄化病。

当地农民说，槟榔树先是叶子发黄，收缩变短，随后不开花。从发病到结不出槟榔果，大概三四年时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万宁调查队和万宁市统计局编写的《万宁统计年鉴——2020》，2019年北大镇和长丰镇槟榔种植面积分别为34525亩和30400亩，在万宁12个下辖镇中，位居第二、第三。

但如今，北大镇和长丰镇的大量槟榔树，低垂着泛黄的树叶，有的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杆，甚至树杆也东倒西歪。不会说普通话的摩的师傅，偶尔蹦出一句“全死了”。

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局长刘立云介绍，槟榔黄化病1992年就在万宁出现，最近5年大面积发病，减产特别厉害，“一年比一年严重”。截至2020年，万宁市槟榔种植面积53.4万亩，黄化病发病面积为35.869万亩，占到了67.1%。

10月10日傍晚，长丰镇黄山村附近。56岁的杨亚寿，放火烧掉了生病的槟榔树，地上留着焦黑的树桩。他挥着锄头松土，小土粒飞起来，落在拖鞋上。肩胛上滴着汗，“全部消毒了，把它烧掉”。他蹲在地上，两手一摊，担心下一次又染病，“怎么赚钱啊？”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万宁市槟榔鲜果销售总收入34.4亿元，近30万农民从事槟榔种植，种植人均纯收入约6880元。

杨亚寿的努力，很可能是一场徒劳。

不光是杨亚寿，当地农民想了不少办法：剪掉泛黄的叶子；施化肥，给槟榔打吊针；用无人机打农药；运来新的土壤；开垦一块未种过槟榔的新地……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得出结论：“病毒已经在空气里了”。

“目前解决黄化病问题，还没找到很好的答案”，刘立云说，一亩槟榔地正常产量1000斤，他们请了大量公司和研究单位攻关，都没有达到恢复30%至40%产量的预期，“现在10%都达不到”。他甚至开始担心农民返贫，“很多农村的学生上学，是靠种槟榔供出来的”。

种槟榔，是相对轻松的农活，又有较高收益，是万宁的农业支柱产业。

先在地里挖洞，施农家肥把土养肥，挑八九月份的下雨天，槟榔苗长到25厘米就能移栽到洞里。种下后浇水、施肥，杂草比槟榔高了就锄草，“不用怎么管”。当地农民祈甫雄，1995年在山头种下5000株槟榔。即使当时1斤槟榔果才卖1块5左右，7月至次年1月的丰收季隔上半个月就能摘一次，每次能卖五六千块钱。

2008年，同村里不少槟榔种植户一样，祈甫雄花20来万在长丰镇盖了两层房。今年每斤槟榔鲜果收购价涨到了23元左右，但他5000株槟榔一株存活的都没有。靠种茶叶和割橡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饭吃，但少有钱买鱼买肉”。

“农民搞生产，什么都不赚钱，种槟榔最挣钱”，祈甫雄说，“但现在种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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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北大镇东兴农场附近的槟榔树，叶子泛黄低垂，患上了黄化病。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加工厂停产七成

和农民同样发愁的，还有万宁市槟榔初加工企业。

截至2020年，当地有242家槟榔初加工企业或合作社。10月原本是槟榔加工旺季，往年工厂里彻夜灯火通明，货车来来往往。但今年分外冷清。刘立云说，约70%的加工厂处于停产状态。

10月10日，在槟榔加工重镇长丰镇，加工厂老板郭敬武眉头紧锁。

往年9月，他的厂子就开始生产加工，加工好的槟榔干果堆成小山。但今年厂房空空荡荡，没有工人，只有暴雨倾注在棚顶的声响。

郭敬武撂下电话，“问我要不要进槟榔鲜果，哪里敢要？”他起身蹲在椅子上，在计算器上按下一串数字，算了笔账。卖给他的鲜果最便宜也要26.3一斤，4斤鲜果才加工出1斤干果，筛掉质量不达标的只剩9两。再加上煤电等生产成本，1斤干果成本在115元左右，但当时1斤干果最多卖到107元。

这意味着，按1袋干果70斤的包装，每加工1袋，就要亏近600元。“加工的越多，亏得越多”，他说。

若在眼下开工，就是赌干果价格上涨。郭敬武的工厂有80个加工炉，装满需要50万斤鲜果，每加工一轮，仅收购鲜果这一项成本就要上千万元。“停工也就亏点银行贷款的利息”， 郭敬武说。

刘立云深知加工厂的艰难，向银行贷款收购鲜果的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万一干果价格下跌，“卖掉全部果也不够还贷款”，刘立云说，“搞不下来就没有机会翻盘”。

与此相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9月17日发布的一纸通知，更让郭敬武焦灼——自当日起，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他觉得，“第一个信号已经打出来了”，若对槟榔管理越加严格，“日子相当不好过”。

广电总局的通知，已开始影响部分加工厂的生产模式。

有着两家工厂的李天浩，今年没敢大量收购鲜果，“担心槟榔行业在市场上走不下去，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不同于往年收购鲜果、加工、出售干果三个环节同时进行，他的厂子今年先收购一部分鲜果，在加工成干果出售之后，再开始新一轮鲜果的收购。

女工心细有耐心，每年8月到来年1月的加工季，长丰镇和各村都很难找见女人，她们多在附近的槟榔加工厂做活。这样季节性的工人，李天浩雇了200个。一天140元，再算上加班费，每月工资有五六千元。

“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很难找到其它工作”，他在沙发上用力画了一个圈，如果槟榔行业受到冲击，“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就业怎么办？”

李天浩说，厂里的工人还不太了解广电总局的通知，只知道老板们今年生意难做，没有活干。

几乎每家加工厂的老板，都会提到雅利槟榔，“你上雅利看看，他们规模大”。

雅利槟榔，是万宁本土首个槟榔品牌，其品牌所有者海南雅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利公司），也是万宁首家本土槟榔深加工企业。公司董事长陈辉龙，还是万宁市槟榔协会会长。

但面对广电总局的通知，陈辉龙也一脸愁容。协会的会员单位天天问他，“怎么搞啊？”他说，“我也不懂怎么搞”。

通知出来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又向陈辉龙重复了一遍政策。雅利公司下架了在自媒体及终端上的产品推广，目前销售额已减少一半。但陈辉龙觉得，原因并不在于停止宣传推销槟榔，而是通知本身，这让“消费者也开始担心”。

银行贷款也因这则通知出现变动。“银行刚要放款，就出了这个事情，也不放款了”，陈辉龙说，“我们天天求着银行，银行也不支持我们了。因为我们是初创企业，人家担心你走不下去，也觉得你做不起来。”

在陈辉龙的规划中，雅利公司要做成粗加工、深加工和销售一整条产业链，研发槟榔漱口水和槟榔牙膏，今年员工数量从600人突破至1000人，但这似乎变得遥不可及——资金短缺、业务量下降，雅利公司预计将裁员200人。

“我们快撑不住了”，陈辉龙说，“不知道国家以后怎么做，我们在这里受煎熬，看不到未来”。公司投资4亿多元，“一时间产业调整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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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晚，万宁市区街头卖槟榔的小贩，这在当地随处可见。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什么赚钱种什么”

这不是万宁第一次陷入槟榔风波。

2013年，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说“槟榔为一级致癌物”，报道指出槟榔与口腔癌发病有密切关系，还有专家称，60%左右的口腔癌患者都和吃槟榔有关。当年，万宁槟榔鲜果价格跌至5毛钱1斤。为节约人力成本，农民甚至都不再采摘。

“这次可能问题会比较大，涉及槟榔身份的问题”，刘立云说，“怕过一两年槟榔身份有问题，当做毒品禁卖，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2019年，万宁市3名人大代表，向海南省人大建议将槟榔列为“海南地方特色食品”。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答复中称，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2015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在回复原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就食用槟榔定位请示时认为，国际权威医学机构业已定论，要求湖南省审慎决策；在此情况下，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没有将其列入海南地方特色食品的依据。

新京报此前报道，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新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未将“食用槟榔”收录在内，这意味着槟榔不再作为食品来管理，也不能颁发食品生产许可，槟榔作为食品的生产许可和监管已缺乏依据。

刘立云说，今年上半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曾就槟榔身份问题开会讨论，“现在只能作为特色农产品”。

针对槟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刘立云计划邀请权威专家深入研究，“是哪种成分致癌，加工的时候能不能剔除掉？”

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科系副主任、海南大学热带果品加工及成果转化创新团队负责人陈海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过类似观点：开展食用槟榔风险评估，摸清本土槟榔中有害物的种类、含量及人群暴露水平，找出高风险因子，通过改进加工工艺，降低槟榔风险，并进一步完善槟榔产业标准。

刘立云认为，目前槟榔的相关政策仍比较模糊，还没有到不能销售的程度。此前受黄化病影响，当地已开始鼓励种植其他作物，但步子很难迈大。槟榔作为长期作物，“种下去几十年都有收益，目前没有作物能代替槟榔”，刘立云说，“农民绝对不舍得砍掉槟榔”。

刘立云说，对政府而言，也要按市场规律来，引导比较有前途的产业，“如果胡椒这些林下作物效益很好，不用别人说，农民也会种”。

目前，橡胶是万宁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

橡胶收购价1公斤10多块钱，北大镇东兴农场农民赵千强说，“割胶挣不到大钱，只能挣点生活费”。怕太阳出来橡胶黏住，割胶最迟凌晨两点就要出门，六七点钟回去。蚊子多，随身要带着蚊香盒，“每天都很辛苦”。

赵千强说，农民就像没头苍蝇，什么赚钱种什么，“没有一个带头的”。槟榔便宜的时候，大伙儿都砍了槟榔种橡胶，槟榔贵了又种回槟榔，一晃十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有”。

危机当头，刘立云也在为引导农民种什么发愁。除了槟榔的经济利益，当地成熟的市场也是其优势。只要摘出来，就有收购商，收购价格透明，“称好重量就数钱了”。刘立云说，转型种植其他农作物，农民还要想办法找市场，卖不卖得出去是另一个问题。

面对尚不明朗的政策，刘立云只能安慰自己，“没有哪个产业一直做得很好，到一定程度，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如果真走到了取缔槟榔的最后一步，“产业调整的步子可能也会加快”。

10月11日，一场台风登陆海南。北大镇东兴农场的陈国明，赶在风雨来临前，割下了10多斤槟榔。

槟榔果从10多米高的树上坠落，他单手接住，“小弟，20多块钱1斤，打肿手都不怕的”。掂了掂化肥袋，摘的槟榔只垫了个底。他骑上摩托，去镇上的收购站，路上暴雨如注。

（文中刘进、王爱花、李天浩、郭敬武、赵千强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