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奠基人之一严端逝世 享年86岁

原标题：严端逝世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之一，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见证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六十多年发展历程。她与巫昌祯、薛梅卿、孙丙珠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政法大学“四大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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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如果人有来生，我仍愿做一名教师！”

这成为她的遗愿。6月24日8时，她与这个世界告别。

中国政法大学微信公号24日消息：我国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严端先生因病于2020年6月24日8时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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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无罪推定”40年

严端出生于1934年10月24日，江苏省南通市人。1952年，18岁的严端投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因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法律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严端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学生。

1954年毕业后，严端留校任助教。1955年在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专攻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期间师从前苏联专家楚贡诺夫，着重对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研究生。

1957年，“反右”开始，严端因为上课时表达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赞同，被划为“右派”。清华大学法学院曾报道称：严端“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繁重的农活、亲人离别的痛苦，以及汉语教员、印刷厂校对员等与自己专业不相干的工作，都没有将她击倒。以至于当严端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人们惊喜地发现：‘严端当了20年的右派，精神没有倒！’”

1978年底，严端重返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重启刑诉法起草工作，严端全面参与了1979年刑诉法从起草到法律通过的全过程。

2012年，严端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1979年起草刑诉法时，她依然坚持应明确无罪推定原则。虽然她所在的起草小组的草案中，写入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最终未被采纳。

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严端是起草刑诉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

“欢欣鼓舞，终于写进去了”，2012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严端回忆，她支持无罪推定原则40年后，1996年修法，终于明确写入了无罪推定原则，法律明确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1996年刑诉法修改，还带来了一个鲜明变化。由于法律明确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了区分，曾一度被广泛使用的“犯罪分子”表述逐渐消失，代之以“犯罪嫌疑人”这一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称呼。严端回忆，不区分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使用人犯这个词，和不接受无罪推定原则有关，如果要区分，就要和无罪推定联系到一块，“但当时有人就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时代决定了我只是学生的铺路石”

1978年底重回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后，严端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长等职，自1983年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熊秋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玫教授岳礼玲等，都是她的学生。

张建伟接受政事儿专访时表示，24日听到老师严端离世的消息，很震惊、难过。因为此前严端只是有些耳背，气色一直很好，身体看起来不错，“严老师是突然去世，回头想一想，不必缠绵于病榻受病痛的折磨，也许这种离开世界的方式，更符合她的愿望。严老师和她的爱人徐杰老师有着一贯的人生态度，她留有遗言，不愿意给学生、同事、单位添麻烦，所以不打算搞遗体告别、追悼会等一些仪式性的活动。有人也许会以为这跟疫情有关系，就我对严老师和徐老师他们的个性的了解，即使没有疫情，他们也不会搞这些仪式”。

张建伟回忆，严端是一个气质非常优雅的教授，无论看世事，还是看学术，通透豁达。1978年重回讲台后，严端有时会偶然谈起过去的波折和磨难，“她的态度很平静，对于当时的一些人和事都讲得比较含蓄，没有一丝埋怨的情绪，更没有那种苦大仇深似的感觉。对于过去经历过的一些磨难，她抱有一种豁达随和的心态”。

张建伟说，严端还曾经笑谈自己的名字和个头儿。由于名字比较像男性用名，所以去外地开会的时候，会议主办方经常以为来了位男教授；由于个头儿比较高，所以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称她“小严”，年轻的时候叫她“大严”，年纪渐长之后就被称为“老严”。

不过，通透豁达的严端，在治学方面出了名的严格，甚至有时候不乏犀利。张建伟回忆，1979年的刑诉法与现行刑诉法相比，一些规定比较简单，缺乏细节。例如何为“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是什么？当时的司法实践部门的人员觉得法律规定得太概括太抽象。为此，严端到司法实务部门去调研，阅读了几十本案卷，总结出四项标准：每一个证据都查证属实；每个认定的事实都有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与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得到合理的排除；由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不具有其他可能性。“这四项标准至今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为众多学者论著所接受。”

“严老师的文风非常简朴，不是那种奢华的文风”，张建伟说，严端很注重理论跟实际的紧密结合，不喜欢空谈。他至今记得严端讲课时的一些细节，“她授课没有满嘴的学术术语，都是信手拈来的形象化的说明，非常通俗易懂。这对我有很大影响。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不是很难的事；难的事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深入浅出的讲给学生，让学生很快抓到问题的要点。严老师的声音有一种磁性，那种磁性的声音回荡在教室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虽然在刑诉学界有很高声望，还是学科带头人之一，但是严端一直没有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严老师觉得自己不够条件”，张建伟说，严端认为自己刚一毕业就赶上了动荡的年代，并没有一直保持学术前沿的状态，而且外语也不娴熟，缺乏应有的司法实践经验，她认为，时代决定了她只是学生的铺路石。

张建伟说，1996年刑诉法修改期间，严端在一次发言过程中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才发现，她已身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因此，严端不得不离开讲台。“我无比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严端说，“多少年来一直都和你们年轻人打交道，让我心态也保持年轻；尤其是精神，充实而又宁静。如果人有来生，我仍愿做一名教师。”

责任编辑：范斯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