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改第一人刘纪鹏：完善制度设计，别让独董成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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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康美药业案引发独立董事辞职潮受到广泛关注，引发对独董问题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通过视频的形式接受界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介绍了他对独董制度的思考、研究成果，提出他的观点和建议。

界面新闻：您怎么看康美药业独董连带赔偿事件？

刘纪鹏：从康美药业5位独董的戏剧命运，看到他们是制度缺陷的牺牲品，要去反思我们的制度。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西方的独立董事制度？

刘纪鹏：根本上说，这跟公司股权结构有关。西方的上市公司很少有一股独大的情况，基本上是股权高度分散。比如说，比尔 · 盖茨、贝索斯持股比例超过10%，就算很特殊的了。在西方大部分上市公司中，能持股3%-5%就算是大股东，而且这些大股东还大部分都是机构、保险基金等等，所以在他们的上市公司里边，基本上没有一股独大的大股东。

西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大部分人员都是职业经理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家业做大了，得请个保姆。保姆当家，面对的是无数分散、多元、流动的股东。那么，如何防止这个保姆成为主人，盗窃主人家里的财产、渎职？这就出现了如何制约保姆、保护主人这样的一个世界范围的命题。所以治理结构也就这么提出来了，保护资本，要防范高级劳动打工者。

谁来履行主人的责任，来约束保姆？就要完善董事会的治理结构，这样他们就请出了很多在文化界、经济界、法律界等领域中有名的人担任独立董事。这是最早独立董事产生的背景。

可是，这个制度在2000年引入到中国的时候，面对的是另一个现实情况。目前中国有4600多家上市公司，不管是国企、民企都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国有企业虽然有一股独大，但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或者经营者一般不会买卖股票、财务造假，以图把利润装到自己的腰包。他们不会冒这个风险。其余大约四分之三是民营上市公司，目前有3000多家，夫妻、兄弟、父子股东的一股独大现象非常普遍。

那么，欧美国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制约职业经理人，保护分散多元的出资人。在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同时也是一股独大的大股东，他们亲自操刀上阵经营企业，一股独大最终变成一股独“霸”。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独立董事是怎么产生的？由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聘请的。也就是说，大股东聘请独立董事来制约大股东自己，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怪圈。

因为独立董事原本目的是制约大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可是独立董事又是大股东控制董事会聘请的，独董能制衡得了大股东吗？能够在这种产生机制背景下，去行使不当花瓶的独董并不多。

在这样一个产生机制的背景下产生的独立董事，其话语权、独立性可能都得不到保证，所以大家说当今独董的问题，一个是不懂事，二是不独立。

界面新闻：由康美独董事件引发的讨论会不会只是“一阵风”？

刘纪鹏：我最担心的也是这点。如果这个事件就这样“一窝蜂”过去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制度性的反思，大家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些问题依然存在，风险还会再爆发。

不同的只是谁赶上了，谁倒霉。这种事件赶上谁，就是谁的痛苦日子。如果资本市场的漏洞没有因这次康美药业事件的发生而补上，漏洞依然存在的话，独立董事们一拨人退去，一拨人又来，不断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界面新闻：近期出现“独董辞职潮”，独董辞职主要考虑什么？

刘纪鹏：首先是独董的薪酬水平比较低，所担的责任和薪酬、权利完全不对称。薪酬制度导致的独董辞职也不在少数，很多人说不值得。原来大家以为独董就拿一点小钱，没什么风险，三年任期届满可能就走了。但是，这次康美药业的独董事件中，他们发现在惩罚独立董事渎职或者说责任不到位的问题上发力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系统这次做出如此高额的判罚也是一件好事，给资本市场中的全体独立董事敲响了警钟。

其次，我想独立董事制度的很多环节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完善的制度建设。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部门与部门之间、政策与政策之间并不搭界。比如说，独董的薪酬制度，对独董的处罚制度。

最后，也有一部分独董辞职是由于很正常的、普通的个人原因。包括我这次辞去万润股份独立董事，就是很普通的辞职事项，外界对此产生的疑问实属巧合。

有的大股东不是把精力放在增量财富的再创造上，而是放在了存量财富的交换上。出现了大股东减持，一般减持1股就可以赚来几十块钱，那么，持股比例高达50%甚至70%，完全不用担心减持到什么时候才会失去公司控制权的问题。很多大股东的精力放到股份的减持上，放到个人的暴富上。

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大声呼吁共同富裕，首先是大股东和股民要共同富裕，然后才能让这部分人在中国市场经济中消费、投资，在国际化进程当中发挥作用。

要让资本市场中投资人的财富效应能够产生出来。在资本市场近亿的股民、投资人当中，形成橄榄型的股市投资人结构，大部分人都应该能获得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界面新闻：改革当前的独立董事制度难吗？

刘纪鹏：我们今天研究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治理结构问题、独董制度的完善，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要全方位考虑，特别是监管者要反思，要给好的政策。

完善我们的独立董事制度，让独立董事这支当前有七八千人左右的队伍，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振兴中发挥作用，保护股民，就必须要敢于发现问题，从财富分配和治理结构这两个角度，看到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让独董这支队伍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从中国4000多家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入手，解决这个问题难吗？一点都不难。要解决中国股市的难题，如果认识不到位，就难于上青天。但如果认识到位了，抓住几个关键点，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界面新闻：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刘纪鹏：如何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治理结构完善的角度去振兴资本市场，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设性意见。

第一是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如果独董的使命是制约大股东和管理人员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现在它的产生机制是由大股东控制的，那么，独立董事的使命就完成不了。一波独董走了，大股东还可以再找，另一波独董又来了。所以，我希望今后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不是由现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中产生，而是应该由一个作为独立董事行业组织的机构来推荐选拔。

比如说，把现在的独立董事工作委员会升格，成为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平级的组织，称作中国独立董事公会。也是我多年来讲的，第一它是行业协会，把独立董事行业的行为准则、薪酬制度、选拔机制和人才库等等都要在这建立起来；第二它是保护独立董事的“家”，独立董事有了问题，这个组织要能够跟大股东抗衡，要能够跟职业经理人抗衡。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到底是采用监事会模式，还是采用独立董事模式？目前来看，大部分人的意见还是要继续完善独立董事的模式。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独立董事将作为今后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需要中国成立中国独立董事公会，纳入行业自律监管，发挥这两个作用。

第二个意见就是我主张培养中国的职业独立董事。现在独立董事被称作“花瓶”，不管是名人，还是大学教授、老师，还是科学家们，都可以来当独立董事。今后，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当中，独立董事承担的任务及其能力应该要远远超过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应该更全面，更具职业性。

今后要有一类人只做职业董事、职业独立董事。这个职业应该成为最受尊重，最能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职业。所以我主张是培养职业的董事和独立董事队伍。在今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职业董事太重要了，他们不是会计、法律方面的某个单一环节的把关者，而是要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甚至对合规问题，对工商伦理问题等等都可以最全面把关。他们作为职业的独董，要有相应权利，也要有相应的时间，成为一个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又是起着监督作用、保证作用的董事会成员。

他们监督那些执行董事、CEO、职业经理人，这样，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一部分人搞运营、搞执行，一部分人管监督，这制度就能够分工就明确了。

第三是建立并完善独立董事的薪酬制度和责任制度。这需要司法部门和行政监管部门共同来把关。实际上，现在的独立董事和董秘都要培训、考试拿证、持证上岗。但现在上市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并没有严格的培训制度，我想今后上市公司协会可能也会将其作为非强制性的、非资格性的一个培训过程。独立董事的这项培训工作应该交给独立董事公会，作为一个行业规范或行业标准，每个独立董事要知晓、遵守。司法系统、行政监管系统是自律组织解决不了问题再出手，而不是要么就没人管，要么就一下出现像这次康美药业案的罚款上亿的情况。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