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逝世,一文读懂瞿秋白独女的百岁人生
原标题:“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逝世,一文读懂瞿秋白独女的百岁人生
新京报快讯(记者 沙雪良 姚远)据新华社消息,“七一勋章”获得者、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干部、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今年是建党百年,七一前夕,瞿独伊独女李晓云曾告诉新京报记者,瞿独伊生病了,住在医院。
6月29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29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瞿独伊是唯一的百岁女性革命者。
当时,谈及瞿独伊获得七一勋章的原因,李晓云曾表示,七一勋章这么高的荣誉,是对母亲那一代人的褒奖。他们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忠诚于党、不怕牺牲,从新疆监狱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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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时刻
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建国宣言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15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时,瞿独伊正在西观礼台,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
在靠近城楼的一侧,瞿独伊能清晰地看到毛主席,大家都被激动的情绪鼓舞着。她曾撰文回忆:那种热烈的场面,我从未见过。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冉冉升起的时候,许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独伊独伊,你快来。”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过来找瞿独伊。
“什么事儿啊?”她问。
“你快来跟我上车,去广播电台,广播刚才毛主席的宣言。”说着,廖承志就带着瞿独伊走下观礼台。
在广播电台,瞿独伊用留声机录了一遍,播放时发现有两处不太顺,就又录了第二遍,随后播出。
28岁那年,在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成为瞿独伊永生难忘的经历。
瞿独伊在苏联长大,俄语流利,说中文也是俄罗斯口音。
1950年3月,她与丈夫李何被派到莫斯科,创办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因李何心脏不好不便乘飞机,二人乘刚刚开通的中苏国际列车赴任。恰逢3月12日,苏联第三届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投票日,列车上就有投票箱。夫妇俩马上亮明了记者身份,瞿独伊用流利的俄语提问,李何拿本子边听边记,如此写出了莫斯科分社的第一篇通讯。
说是莫斯科分社,其实是“夫妻店”。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安排的一个房间里,译电、翻译、交通、采购、炊事……统统要两人负责。瞿独伊没有周末,整天忙得团团转。
一天,两人乘公共汽车到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取材料,路上突然下大雨,两人被淋成了落汤鸡。对方问:“你们怎么不派个通讯员来啊?怎么不坐车来啊?”瞿独伊说:“我们国家刚开始经济建设,我们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
全国取消供给制后,大使馆党委按中央规定给大家定级定薪。夫妻俩觉得给自己定高了,主动提出减少400卢布和700卢布。他们在国外发表文章所得稿费,大部分也作为党费上交了。
由于大使馆人员不足,瞿独伊经常被借调在外事活动中担任翻译。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因为瞿独伊在苏联长大,所以说的俄语都是莫斯科的标准音,如果不看她的脸从后头听她说话,不知道她是个中国人。”
当时在莫斯科,国外媒体能争取到的采访机会很少,瞿李二人就混进国内来的代表团充作翻译,趁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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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后,当两人离开苏联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已经发展到4人,两辆车。
回国后,瞿独伊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瞿独伊回到新华社工作,在国际部俄文组担任翻译和编辑,1982年离休。
英烈基因
瞿秋白“手把手教我写字、画画”
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就义堪称英勇豪迈。而他对唯一的女儿——继女瞿独伊则处处表现出柔情。
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合后,让瞿独伊称瞿秋白为“好爸爸”。在上海,瞿秋白和茅盾轮流接送瞿独伊和茅盾之女沈霞。
瞿独伊曾回忆,在上海,母亲杨之华整日忙于工人运动,无暇照料自己。父亲瞿秋白对她则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李晓云说,瞿秋白对瞿独伊是特别的慈爱,特别的喜欢。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秘密来到莫斯科。当时瞿独伊6岁半,开始记事。
“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她曾回忆:“‘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
“虽然不是亲生父亲,但是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都很用心。”李晓云说,瞿秋白带着瞿独伊夏天去公园、冬天去滑雪,到野外游玩,给瞿独伊叠纸。
在苏联时,瞿秋白、杨之华因为工作学习太忙,只好把瞿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一到周末,瞿秋白和杨之华就过去探望她,给她带爱吃的奶渣。每次离开时,瞿独伊都很难过。
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年仅9岁的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委托共产国际著名政治活动家鲍罗廷夫妇照顾。
瞿独伊曾说,她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
1930年,瞿秋白夫妇秘密回国。
5年后的一天,瞿独伊看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着她,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她看。她便一把抢过来,却发现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瞿秋白 6月18日牺牲的消息,附有一张4英寸大小的半身照。瞿独伊失声痛哭,晕倒在地。
瞿秋白在临别前写就的《多余的话》中提到:“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当初,瞿秋白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的。而他正是将国际歌翻译并大规模推广的第一人。
今年,瞿独伊接受媒体视频采访时曾说,很多事记不清了,与此同时,她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一直与瞿秋白一道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就义后,她仍然继续努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等职。
从6岁到20岁,瞿独伊一直在苏联生活。在德军入侵苏联后,她还曾执行危险任务。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在莫斯科,德军轰炸机投下的炸弹落在房顶上,为防止它在建筑上爆炸,20岁的瞿独伊和同伴一排人站在房顶,看炸弹落下,就冲过去,迅速用铁夹子把炮弹架起来扔到楼下。
这样的任务,她做了三个月。为此,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先后授予她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75周年勋章。
关押岁月
陪母亲看病时与“病友”相识相爱
1941年9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让留苏人员回国参加抗日。瞿独伊和母亲杨之华等人一起,借道新疆回延安。
抗战期间,“新疆王”盛世才原本在疆执行亲苏政策,中共派出陈潭秋等党员赴新疆支援。他们帮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改革政治、经济、教育、财政等,成效显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全力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危急万分。盛世才研判认为苏联必败,于是由亲苏转为反苏,1942年起先后把中共在新疆人员逮捕、拘禁并迫害。其间,共有150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被关押入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被枪杀。
“你们年纪轻轻的,若出去,可以和丈夫团圆,共产党嘛,出去以后还可以再加入的。”李晓云说,被关押时,大家都用化名。瞿独伊叫杜伊,杨之华叫杜宁。敌人派一个姓黄的叛徒监视他们,并把部分人隔离开,派另外一个姓张的叛徒进行策反。
对此,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和杨之华等耐心给妇牢的同志们做工作,所以敌人审讯中没什么收获,策反也没成功。
他们盯上了瞿独伊。“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作。”面对威逼利诱,独伊愤怒地回答道:“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
在狱中,瞿独伊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敌人在审讯中想把共产党各个击破,但是他们说: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
被软禁时,他们偷偷看书,狱警来时就东藏西藏,有的藏不住就被拿走了。李晓云说,有一次书被拿走后,杨之华又趁乱拿回来了。有中文有俄文、有革命书籍、教小孩识字的书籍,杨之华还编了一本俄文字典,教大家俄文;编一些歌曲教小孩唱,苦中作乐。
独伊21岁入狱,25岁出来。李晓云感叹,当初的囚徒,如今只剩那些“小难友”,也就是孩子了。2012年,这些小难友还一起聚会。他们的名字被这段经历打上了烙印,“苦苦”“新狱”“狱玉”“石头”“砖头”“新华”“秀玲”等。
李何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的委派到新疆工作,任《新疆日报》国际版编辑,主要宣传抗日。
瞿独伊与丈夫李何,正是在新疆相识的。
李何有先天性心脏病,工作又特别努力,经常需要去看病。当时,杨之华患肺病,也经常去看病。医生来自苏联,李何俄文不好,瞿独伊有时帮他翻译,两人逐渐相识相恋。
1942年,瞿李两人结婚。
“我爸是一个不爱说话、特爱读书的人。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结了婚第二天早晨,我爸就拿出一本书教她中文,教中国历史。”李晓云说,“他们一个特别静,一个特别动,一个活泼外向,一个安静沉稳,结合得挺好。”
随着局势变化,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周恩来根据“双十协定”去找他,要求把被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员放出来。张治中应允。
他们6月10日从新疆出发,7月11日到延安。被抓进去时150人,回延安时只剩下129人了。李晓云说,中间有在监狱里出生的、牺牲的、病逝的、叛变的,还有回延安路上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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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是瞿独伊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岁月:妈妈和自己走出牢狱回到了延安;妈妈担任了党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她自己入了党。这一年,瞿独伊、李何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普通晚年
参加文艺体育比赛项目经常拿奖
瞿独伊生于1921年,在大时代的洪流之中,瞿独伊的至亲一个个离她而去。
1935年,“好爸爸”瞿秋白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62年,丈夫李何病逝,享年44岁。1973年,年逾七旬的母亲杨之华被迫害致死。
由于被枪杀前,瞿秋白曾写出2万多字的《多余的话》,展现了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心路历程,中共党内曾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晚节不保”。
1979年,瞿独伊曾给中央写信,请求为父亲平反。
1980年10月,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瞿独伊从新华社国际部离休。当时,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没彻底平反,瞿独伊还在为此奔走。
李晓云说,瞿独伊曾找了一些老同志陈情。最终,198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牺牲50周年之际,中央在怀仁堂开了一个很隆重的会,杨尚昆代表中央讲话,肯定了瞿秋白的一生。当时,李晓云和瞿独伊都在场。
“文革”中,杨之华和瞿独伊曾被批斗被打倒,其间杨之华死亡。
“她们的罪名之一,是在新疆监狱待过,所以都是叛徒。还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就是,她们是瞿秋白的老婆和女儿。”李晓云说,1980年,新疆监狱问题得以彻底平反。1985年,瞿秋白被平反。
1985年以后,中央档案馆收集了很多关于瞿秋白的文章,编辑整理,瞿独伊参与联络工作。瞿秋白的研究工作、纪念活动,瞿独伊也积极参与,讲述自身经历。
“除了这些事儿,她跟普通老年人一样。”李晓云介绍,瞿独伊喜欢唱歌、跳舞、游泳、打台球。“社区开一个活动,说唱歌吧,她就唱一点,表演一段,她不怯场,跳舞都不怯场。”
瞿独伊家的书柜上方,摆着瞿独伊参加台球比赛的奖杯、证书。李晓云说,妈妈参加文艺体育比赛项目,经常拿奖。
退休之后,瞿独伊经常与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同学聚会,他们凑一块儿都是用俄语交流。一个人起个头,大家就一起唱起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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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瞿独伊之女李晓云:
她是个普通母亲,和中国革命共同成长
今年七一前夕,新京报记者对话了瞿独伊独女李晓云。以下是对话内容:
新京报:瞿独伊女士获得七一勋章。你认为,她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李晓云:我母亲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对我来说她就是我妈,她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共产党员。
中央给她这么高的荣誉,我觉得是对她和那一代人的褒奖。首先她是革命烈士的后代。1983年春节的时候,陈云在北京接待了很多革命烈士的后代。这些烈士的后代,基本上都不在了。我妈妈活得比较长,所以这个奖励给了她。实际上,是奖给了这一代人,她是一个代表。当时陈云就说:你们的前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我们党、为这个国家牺牲了,现在我们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这个奖是给能够继承革命前辈的遗志、努力做好自己工作的这些人,也是给那些忠诚于党、不怕牺牲、从新疆监狱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129名党员的后代一个褒奖。
新京报:如果用几个词评价瞿独伊,你会想到哪几个?
李晓云:我觉得“母亲”一个词就可以概括了,其他想不起来了。
她从小在苏联长大,中文不太好,身边都是革命人士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的革命精神、他们孩子之间这种集体主义的经历,还有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精神,从幼年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她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成长是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新疆监狱就能立马投入党组织的活动。
新京报:作为妈妈,瞿独伊对你的影响大吗?
李晓云:我妈妈和爸爸在1950年3月去苏联时,我还不到两岁,没有跟他们一起去。1957年,我上小学时,妈妈爸爸陆续回来了。但是我小学和中学阶段都住校,还是不跟他们在一起。初中时,我爸爸去世了。
我从小就跟我奶奶住在一块,也就是杨之华,我外婆,我一直叫奶奶。她坚毅、刚强,而且很忠诚,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对我们一家人都有影响。
这种影响来自家庭生活,也就是家风,是潜移默化的。
新京报:能否举个例子?
李晓云:1960年代,江苏常州当地有人来找杨之华,提出想修建瞿秋白纪念馆,杨之华不同意。她说,旧居改造得花钱,国家经济建设也需要钱,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如果你想做,可以做托儿所,可以做图书馆,可以变成公益的场所,都给老百姓。
我觉得,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老百姓着想,党的目标也是让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好。
新京报:今天,我们如何弘扬革命先烈精神?
李晓云: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敌人审讯拷问瞿独伊,生死两条路。瞿独伊就说:我愿意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死也是光荣的。不光是她,在监狱里的人,都是类似的。当时要签字的时候,杨之华写上“我为革命为真理,死而无怨”,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传承的精神。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