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钱催生”，可不可行？专家：不能什么问题都在货币政策上打主意

原标题：“印钱催生”，可不可行？

吴晓波频道

巴九灵

赞同或反对都没有关系，为什么赞同、为什么反对，才有关系。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经济学家是一群不讨喜的人。他们关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却很少关心怎么把道理讲得更动听些。仿佛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也影响着他们的表达习惯，让他们忽略了听众是很感性的。

于是，挨骂成了家常便饭。

这两天，经济学家任泽平就因为一则鼓励生育的建议被骂上热搜。

他的建议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 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用十年时间让全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也就是每年多生500万；

2． 钱从哪里来？央行每年多印2万亿；

3． 鼓励生育要抓住75后—85后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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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批评者众，任泽平又出来回应：

1． 每年多生500万是怎么来的？2021年新生儿预计在1000万左右，而实现代际平衡需要每年1500万新生儿；

2． 每年2万亿是怎么来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每年鼓励生育相关的家庭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3%，对应中国100万亿的GDP，就是每年至少2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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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是央行印钱，而不是财政出钱？因为疫情原因，经济下行压力大，政府、企业、家庭都没钱，所以印钱生娃。

4． 为什么不要指望90后00后？75后—85后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后一代人不要说生娃，很多人连结婚都不愿意。

反对声音很大，但小巴翻阅了不少微博评论，看得一头雾水。有人说他是“砖家”“嘴炮”，有人让他带头生娃，有人让他带头出钱，就是看不到几个像样的反对观点。

让我们把思考分为两步：

第一，你是否认为中国存在生育危机，需要鼓励生育？

2020年，官方公布的出生人口是1200万，出生率8.52%，自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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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对比，总和生育率1.3，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也已经排在全球倒数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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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不过一些省市公布过上半年或是前三季度的出生数据，同比下降15%—20%。据此估算，2021年出生人口在1000万左右。

经济学家爱谈综合国力、社会活力、生产力、创新力，我们不谈这些，就谈小老百姓的生活。

20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为17%，意思是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17名老人。就这样的比例，养老金已是捉襟见肘。

注：17%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卫健委《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布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0%，比2010年提高7.8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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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80后（每年出生2000多万）退休了，20后（每年出生1000万）工作了，老年抚养比会变成什么样？养老金状况又会是什么样？

韩国比我们更早一步踏入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困境（老年人口抚养比22%），如今很多老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退休金，超过三成的65岁以上老人仍在工作。

你害怕吗？反正我怕。

养老金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形，“五普”“六普”“七普”变成纺锤形，倒金字塔形什么样？我们都没经历过，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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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不愿意生娃，也不愿意催生，只是有人想生，但他们遇到了一些现实困难，我是很愿意把自己纳税（也许是通胀税）的一部分用在帮他们解决困难上的。这是在造福我自己的未来。

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们才能继续讨论。如果你不认同中国存在生育危机，不同意鼓励生育（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理由），那任泽平说的一切都是杞人忧天。

第二，鼓励生育，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方案？

要不要把每年出生1500万定为政策目标？可以讨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77.3岁，每年出生1500万，就是把总人口的稳定目标定在11.6亿）

是每年支出2万亿还是1万亿？可以讨论。

是央行印钱还是财政出钱？可以讨论。

是直接给钱还是提升公共服务？可以讨论。

是可着劲薅75后—85后，还是应该为90后00后铺平道路，让他们愿意生？可以讨论。

很多女性一听催生就觉得被当成了生育机器，制定政策是不是应该更顾及她们？可以讨论。（从各国经验来看，直接补贴家庭会引导更多女性成为全职主妇，而完善公共托育会引导更多女性回归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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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城市化观察网

这些都是具体而有益的讨论，带我们走入更深的思考，可惜并不多见，话题已然终结。

任泽平和育娲人口研究团队撰写了不少报告，大家不妨读一读，他们的主张有哪些依据。我们在下文列出了两位学者的反对意见，大家也不妨看一看，他们又有哪些依据。

赞同或反对都没有关系，为什么赞同、为什么反对，才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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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生育问题是个好的办法。

第一，货币政策的唯一宗旨是保持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货币的增长要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不能什么问题都在货币政策上打主意。

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部门性政策调整，不是货币政策应该担负的职能，它们都有各自应采取的政策手段和实施渠道，如果都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的话，必然损害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第二，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都需要遵循其自身规律。如果不断用短期政策干预，今天要让人口少生，明天又要让人口多生，这样左右摇摆急功近利的政策不利于人口稳定健康发展。

尤其不要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过去限制生育，多生了就拼命罚款；今天希望大家多生育，又大把花钱刺激；这样的政策是缺乏长远眼光的。人口的稳定健康发展不是靠花钱刺激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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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在生育率低的原因是什么？我同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和养育孩子的成本高、负担重，特别是加上高房价高房租的压力。

那么靠发一笔钱刺激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解决不了。

例如，现在全国城镇就业人数4.6亿人，但城镇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有2.6亿人。他们绝大部分是被称为“农民工”的城乡转移人口，没有获得城镇户籍，在城里也没有房子甚至没有稳定的住所，很多人没有享受城镇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也往往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

这些问题不解决，没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即使给他们发几万块钱，刺激他们多生孩子，接下来也会面临一系列困难。

解决生育率低要从根上找原因，优先解决这部分困难人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包括城市户籍、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孩子教育等等。

与其花钱刺激生育，不如把钱用到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上。

第四，人口政策要重点关注人力资本培育的问题，而不应只关注生育率。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劳动力被替代的趋势越来越强。未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就业岗位不足和人力资源供求结构性错位。

当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包括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有些快速发展的行业找不到适用人才。我们的现行教育体制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没有跟上产业和时代的发展趋势。

要适应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走多样化、多渠道的办学路线，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避免教育行政化、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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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抓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是对的，但“一定要抓住75后—85后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是错误的。

虽然根据中国人民大学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及其他调查结果来看，90后00后的生育意愿确实低于70后80后，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调查数据，近年来的生育主力是20—34岁的女性。

以2019年为例，平均每千名20—24岁女性生育了74个孩子，平均每千名25—29岁女性生育了109个孩子，平均每千名30—34岁女性生育了69个孩子；而平均每千名35—39岁女性只生育了26个孩子，平均每千名40—44岁女性只生育了5个孩子，平均每千名45—49岁女性仅仅生育了0.44个孩子。

1975-1985年出生的女性今年已经是37—47岁，属于高龄产妇。高龄产妇的不孕症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急剧上升。而且，在36岁以后生孩子，由于身体生理机能逐渐衰退，流产的概率会比35岁之前高很多，出现早产儿、先天性畸形、不明死胎的概率也会增加。

所以，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不能仅仅指望高龄产妇，主要还是要指望年轻一代，尤其是20—34岁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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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和00后很多人的婚恋意愿和生育意愿下降，婚育观念改变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现实困境还是其中最主要的障碍。

例如，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条件之一，高房价就会成为一种现实障碍。如果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大大减轻年轻人的住房成本，无疑有利于提升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要提升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既需要出台政策切实减轻年轻人的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还需要重建生育文化，改变年轻人的生育观念。

过去由于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许多中国人接受了“只生一个好”的生育观念。现在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转变为鼓励生育，各种宣传媒介也要与时俱进，多多宣传“多生孩子利国利民”。

总之，要提升生育率，归根结底还是要从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着手，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一个有利于多生多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作者 | 木有药师 |当值编辑 | 李梦清

责任编辑：蒋晓桐